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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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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读懂中国基层社会，才能真正读懂中国。本书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的最新力作。作者着眼于反映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时代大变迁，经过长期的乡村调查研究，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基层社会变迁、乡村振兴、基层体制、基层治理、基层干部5个方面，生动勾勒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图景，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和难题，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夯实国家治理基石提供了新思路和政策性建议，为广大读者读懂基层、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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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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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理，要在中央，事在四方，根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本书是武汉大学知名社会学者吕德文的一部基层研究的最新力作，内容立足于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从基层社会、基层体制、基层干部等维度，对基层社会变迁、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基层失序乱象、基层治理经验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独到见解，生动勾勒基层社会的人间百态、乡土风情、时代变迁等真实一面，聚焦基层治理困境“是什么、怎么看、如何破”问题，既有宏观战略视野，又有微观洞察，为广大读者读懂基层读懂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夯实国家治理基石，实现乡村振兴，走向共同富裕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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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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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著作有《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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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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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找回基层治理之魂／1
基层社会图景／1
“素面朝天的中国”／3
城乡互动的图景／11
巨变时代的到来／20
小镇青年的生活实录／33
农村生活方式危机／44
我们在不经意间跨过了一个时代／56
父亲 的一辈子，是中国农村改革史的缩影／62
“80 后”知识分子的心灵史／70
推进乡村振兴／79
如何建立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8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87
乡村振兴是将来时／91
空心村的命运一定是被消灭吗／95
“合村并居”政策辨析／102
“空壳合作社”的形成机理／108
村级债务状况与风险防范／116
城乡融合发展的根基／124
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景／130
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137
劳动伦理与共同富裕／148
城乡社会治理／159
工程思维治理的限度／161
顶层设计需要借鉴基层探索经验／167
为民办事的方法／173
乡镇改革的理论与实践／178
基层犯了错，如何整改／186
基层创新力戒形式主义／190
基层 工作要防止落入“花钱办事”的陷阱／195
招牌——城市的“里子”与“面子”／200
“剩余事务”该如何处理／205
地方政府行为／211
基层治理的核心是群众工作／213
让殡葬改革回归本源／216
为什么要搞城市创建／223
耍官威已经过时／228
基层青年干部的非正常流动／233
当村干部为何成了“苦差事”／243
“两栖”村干部如何演化而来／251
后记／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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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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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面朝天的中国”
在一次学术交流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房宁老师分享了他在2017 年三四月间“走读京杭大运河”的经历。大运河沿线有发达的城市，但大运河周边更有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的普通农村。这真是一个“素面朝天的中国”。
一、隐藏的角落
大运河途经的华北平原，是中国腹地，其经济和社会形态，就是中国乡村的缩影。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使中国就像一个时光隧道。我们习惯于用“将来”定义“现在”，一度以为光鲜亮丽的城市必定是乡村的未来。甚至于，“美丽乡村”也是由城里人的田园梦和乡愁所定义的。殊不知，在更多的时候，乡村构成了当代中国“隐藏的角落”——你关不关注它，它就在那里；它用它独特的方式塑造中国的面貌。
2020 年“两会”结束后，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全国还有6 亿人月收入在1000 元以下。这引起了社会热议。这说明，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这一图景背后的准确内涵并不完全理解。很显然，这6 亿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
农村低收入人口包括哪些群体呢？一是绝对贫困人口。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多数是因为家庭缺乏劳动力，或遭遇天灾人祸，长期或暂时陷入贫困境地。这些人口是低保或精准扶贫对象，但现有的农村低保和扶贫标准还比较低，仅能有效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二是“半耕半工”家庭人口。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庭。以三代家庭为例，年轻夫妇一半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和小孩留守农村，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因为市场机遇、家庭积累以及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一部分“半耕半工”家庭有较高的收入，为城镇化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务工收入不高，家庭人口又比较多，导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三是纯农户。一部分农户因为家庭生产周期及特殊的家庭任务的原因，如生育、照顾老人、陪读等，被迫留守农村。在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市场机会有限，土地产出也不高，务农收入比较低，纯农户的家庭容易陷入低收入家庭行列。
农村有广大的低收入人口是一个现实，但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中等收入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以每年超过1% 的速度在快速增长，这一过程催生了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这些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虽然名义上在城市安家落户，也有稳定的工作，但大多数新“进城”的人口，其家庭收入也处在中等收入线的边缘。其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客观上还得依赖农村的滋补。一旦城市的就业机会丧失，或者说遭遇意外，则很容易重回低收入行列，退回农村就更是一个重要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每一个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背后，都站着若干个农村低收入人口。村庄是很多新市民家庭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既为其完全融入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又为其可能出现的进城失败提供退路。
无论是对于农村的低收入人口而言，还是对在城市处于中等收入线边缘的新进城人口而言，村庄都有难以替代的功能。我在调查山东省“合村并居”时，对“素面朝天的中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素面朝天”的村庄，虽不一定光鲜亮丽，但它对于很多农民而言，却真实而有力量。农村的老人在为子女盖了房、娶了媳妇之后，几乎耗尽了一生的积蓄。并且，一旦完成了人生任务，他们的年纪也大了，不可能有多少收入。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去买新型农村社区里的楼房，对入住楼房后的现金支持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依赖村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物业费、水费、取暖费，还可以有“庭院经济”，节省了生活开支。事实上，哪怕是拼尽全力进了城的年轻人，也对“合村并居”忧心忡忡。
虽然年轻人对住进楼房有期待，但更担心自己能不能承担住楼房的代价。一位受访的年轻人，前两年已经在县城买了楼房，但仅仅住了一年就回村“投靠”父母了。原因是，他们生了小孩以后，家庭收入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务工收入，既要还房贷，还要养孩子，根本就无法承担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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