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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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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瓯风》专题为纪念历史学家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刊登其遗稿四篇，拾遗补缺，并见证一个时期的历史面貌，有一定的价值，可供学界研究参考。记忆栏目中，徐光蘧、胡理璋两文尤值得一读，一位是与温州有关的外地人、一位是在外地的温州人，写的不尽有关温州，这也是《瓯风》外延的方式。笔记栏目中 关于《何典》的解读，一定程度说明的方言的魅力。学者书房写的则是赵瑞蕻之女赵蘅的书房，很有书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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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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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韶毅，一九七〇年代生人。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民国人物及地方文化，著有《民国文化隐者录》，编有《伍叔傥集》《吴鹭山集》《曼髯三论》《过来人言》《夏承焘墨迹选》等，策划主编《瓯风》已逾二十集，在读书界略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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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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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刘节未刊稿四篇 刘显曾 洪光华 整理
我的检讨
历史系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侧重点
关于《中国史学史稿》答杨荣国诸同事
《易经》卦爻辞的年代与《易传》中的辩证思想
记忆
从海边山城到上海滩
——我的学生年代 徐光蘧 文 黄国璋 虞争鸣 整理
难以丢弃的记忆碎片 胡理璋
我的前半生 陈嘉熙
人物
董每戡与音乐家们 董 苗
洁白如云的花朵
——与温州文化人谈唐湜 曹凌云
书画家李成勋 茅子良
文坛双璧夜市小酌 姜嘉镳
笔记
《何典》中温州方言词例 金城濠 1
读孙锵鸣《黄婆行》 沈洪保
一份东大文学部中国人教师名单 钱志熙
风土
?巷悠悠 徐宗帅
海坛山是家山 金 辉
书评
失序时代的日常秩序
——读《孙宣日记》 陈瑞赞
读《梅冷生师友书札》感言 郑梅翁
档案
从唐津到温州 村上哲夫 文 王长明 译
莫洛书信辑佚 马大正 整理
温州学人书房
赵蘅书房：藏着整个家族的档案 赵 蘅 口述 绿 茶 撰文
编后
迟到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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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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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
这一集《瓯风》去年秋天就编好了，本想赶在年底发出来，这样一年两集的计划不会落空。可是意外的事总是有，去年就少了一集。拖到现在才出版，以至忘记《编后》写了没有，临到付印，才想起缺了这篇。本集中有纪念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专题，时间过了，好在文章不会过时。不过时的文章才好，这几篇刘节未刊稿躺在箱底也好多年了。还有一篇徐光蘧的文章，也是多年前的稿子，才整理出来。胡理璋、陈嘉熙的文章亦是，都不是新写的。酒未必越陈越好，文章当然也不是放久了就好。但我有心要找点好酒。这迟到的一集，不求是人人口中的佳酿，但愿有点酒香。
洁白如云的花朵
——与温州文化人谈唐湜
曹凌云
九叶诗人唐湜（一九二〇—二〇〇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唐湜无疑是温州文学界的一座高峰，许多温州文化人说起他，总是饱含崇高的敬意，牵动无尽的追思。
沈克成（学者、唐湜的学生）：他的翻译“信达雅”兼备，其莎剧译本可谓巅峰之作
沈克成先生是计算机中文输入系统“沈码”的发明人，是致力于语言学、文字学研究的学者，是现代汉语翻译家，他与唐湜先生有着四十年的交情，跟唐湜先生学习翻译一年半时间。
今年盛夏的一个上午，我拜访了沈克成先生，与他谈谈关于唐湜先生的往事。沈克成先生开门见山地说：“世人只知道唐湜先生是一位驰骋诗坛的九叶派诗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却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翻译家。我跟唐湜先生学习翻译期间，领略了他在翻译上的出众才情。”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草长莺飞。在人民印刷厂当工人的温州青年沈克成，得知从北大荒归来的唐湜是大诗人，懂英语，会翻译，就与有英语基础的好友徐葆萱、曹学新、金依诺一起，敲开了唐湜的家门，要求跟他学习翻译。唐湜也正需要带几个学生拿点学费贴补家用，就爽快地答应了。唐湜说：“我正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他一生创作的剧本数量可观，规模宏大，得以传世的就有三十七部，我们就一起从翻译莎剧开始吧。”从那时起，唐湜与四位学生开始了亦师亦友的交谊。
唐湜因“右派”的身份，蛰居在家，备尝艰辛，但苦难的命运没有压断他的脊梁骨，他正在翻译莎士比亚的风俗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部剧作在莎剧中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却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风流趣事和生活闹剧，洋溢着积极向上、明快乐观的气氛，能有效冲淡他心中的悲凉。唐湜给沈克成开了一张莎剧原著书单，并吩咐先买五本莎翁四大喜剧之一的《仲夏夜之梦》，师生需人手一本。
沈克成利用出差的机会到上海福州路的外文旧书店里淘来旧书，大家又聚到唐湜家里，二十七平方米的房间里显得异常拥挤。唐湜一家六口人，四个孩子，居住在温州老城区城下寮（现温州城区人民东路一带）一栋三间两进、砖木结构的楼房里，这栋楼房在一九四八年由唐湜的父亲所建，在温州城区算是好民居，不料后来被充公，成了一个大杂院。唐湜一家住在二楼西边间，过着楼矮声高的热闹生活。师生五人有的坐在床沿，有的挤在床前的凳子上，手捧《仲夏夜之梦》，一句一句地读，一行一行地讨论。许多词句大家读不懂，翻译起来也有不少障碍，唐湜说：莎翁是用中古英语写的诗剧，陌生与生涩在所难免，读起来自然困难，理解起来也有许多疑惑，你们回去多查词典，将其一一攻克。
就这样，每周定一两个固定时间，四个学生会聚在唐湜家里，一起阅读、交流、探讨，逐章逐节读懂原文后，唐湜就作一些艺术的分析，他对诗意的直觉感受敏锐而准确，想象丰富而雄浑，常常点燃学生的灵感与幻想，引领学生进入莎翁的内心去探索。在翻译上，金依诺、徐葆萱、曹学新并不动笔，只有唐湜和沈克成像蚂蚁一样地工作，各自一句句、一段段、一幕幕地尝试着翻译在稿纸上，而唐湜的翻译尽显他的才情、学识与文学修养上无可否认的优越，他的译作词意准确凝练，语言精美流畅，叙述生动贴切，富于可读性和感染力，远胜沈克成的翻译，总能给学生们带来莫大的惊喜和由衷的佩服。
那段时间，唐湜生活拮据，一家人时有断炊，学生们听到唐师母敲响米桶，就知道家里没米了，忙凑钱去买米。其实，每个学生的家境也不好。唐湜跟学生们在一起，心里是充满欢乐的，教与学的氛围轻松而愉悦，他与他们一起对诗艺、对美学、对进步的思想无比执着地追求着。
莎士比亚诗剧中那种宏大的气魄和律动的诗情，震撼着唐湜的心胸，也给他巨大的诱惑。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唐湜与沈克成用细磨精琢的功夫，各自完成了《仲夏夜之梦》的翻译。接着，唐湜选择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佩斯》进行翻译，这同样是一部像大江一样浩荡的诗剧，从“一个入侵者的热狂的野心与性格出发，力图写出麦克佩斯式的野心的悲剧”（唐湜语），他与学生们依然以严谨的态度，与原文一一对应进行翻译，洋洋洒洒，自然自如，翻译的速度快了许多。
唐湜所用的稿纸，都是沈克成提供的。沈克成说：“我在印刷厂当工人，搞点稿纸很方便，一些机关单位都会委托工厂印制稿纸或信纸，我在零印车间看见后，就到仓库里找些边角料，裁成同样规格，请师傅给我加印一些，有时候干脆自己动手，一个小时就能印上一千张。这些稿纸除了自己用，就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唐先生。稿纸有三百格、四百格，有白、绿、红各种色彩，倒给人一种美的感觉。他对稿纸特别珍惜，写不好了不忍撕掉，用剪刀剪成纸条，用浆糊贴上去。”唐湜把每一部译稿都誊抄得干干净净，装订得整整齐齐。
唐湜是一位诗人，是莎士比亚的知心者，他对莎剧有着高深的理解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译作既忠实于原作，又有自己独有的创作，他力求以相应的北京方言、谐语来表达原作意思，特别注重舞台效果，让诗与戏精彩结合，便于演出。唐湜的译作中还不乏种种分条注释和详尽的札记，用以分析历史背景、故事演变、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等，为读者答疑解惑。
唐湜还翻译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因为他熟读或翻译过弥尔顿、雪莱、济慈以及现代欧洲诗人里尔克、瓦雷里、奥登的十四行与各种各样的变体，再加上他一直喜爱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觉得那种每行五音顿的无韵素体诗，那种“ABABCDCDEFEFGG”的韵式，那种极自然的抑扬格的成熟节奏，就是语言的音乐，读起来像芦笛奏出的清纯、悦耳之声。他把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自己一次情感的旅行。
沈克成说：“唐湜自己也创作了不少十四行诗，他觉得五个音顿在中国语言里是长了一点，四音顿最恰当，就写了许多四音顿的十四行。这是唐湜的独创。”唐湜的三个长诗《幻美之旅》《遐思：诗与美》和《海陵王》就是由变格的十四行组成的。
一九六六年到来了，生命进入盛年期的唐湜，引领学生走进了莎士比亚的世界。缤纷初夏时，《麦克佩斯》翻译收尾后，唐湜与四个学生进攻第三个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虽是一部悲剧，但有喜剧的气氛，是一部乐观主义的悲剧。然而，“文革”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一切计划，他们不能在一起搞翻译，不能接触莎士比亚作品，他们喜爱的文学作品几乎都遭到批判和封杀，四个学生跟随唐湜学习了一年半的翻译后，不得不各奔东西，自谋前程去了。徐葆萱当了中学的英语老师，后来去攻读哲学；曹学新当了裁缝师傅，后又成了高校的英语老师；金依诺去搞机械，开发产品。这是后话。
“文革”初期，唐湜要参加许多“陪斗”，要写一份份“交代材料”送给居委会。他忍耐着厄运带给他的苦难，他知道在这种颠倒是非黑白的现实生活里，自己的译作不可能出版，但他还是偷偷地进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唐湜译得抑扬顿挫，疾徐高低，讲究节奏，非常抒情，把青春的活泼和相爱的大胆充分地传达出来，让笼罩着悲情的纱幕透出缕缕喜悦的光芒，成为典型的悲喜剧。他对这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的痴迷，体现在翻译的字里行间，充盈在自己悠长的翻译旅途中。
很快，“破四旧”运动来了，众多无知的青少年把温州城闹得天翻地覆，唐湜一些藏书和书稿被抄走，被焚烧，唐湜也在惊慌中撕毁和烧掉自己的许多诗稿与文友的书信，但他舍不得毁灭自己视为珍宝的莎剧译作。怎么办？只有藏匿。于是有一天，唐湜把莎剧译作叠在一起，用报纸包得方方正正、严严实实，送给沈克成，要他找个可靠的人保管。沈克成双手捧着这一叠书稿，感觉分量的沉重，他便与金依诺一起，把书稿送到温州城郊的茶山，交给一位搞机械的同学叶成龙，拜托他保存。
在那个最缺乏诗意的年代里，唐湜暂时进入了沉默中，不敢写诗，也不敢翻译。他没有了学生，也就没有了收入，一家人陷入了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唐湜试着找几个亲友帮忙，他们都躲开了他，没办法，他又找沈克成相助。沈克成与自己的高中同班同学、温州城西房管所造反派头头戴耀东商量，戴说：唐湜是个大右派，不能落实工作，但城西房管所属下有个水泥预制场，他可以在那里做苦力活。就这样，唐湜被安排到水泥预制场干活。戴耀东是位热心肠的人，他交代预制场的工人要照顾好唐湜，不要让他干重的体力活。工友们对唐湜特别友好，纷纷伸出援手，凡有重的体力活都不让他干，只让他推一辆小车，干点零活，甚至可以在上班时间推着小车到场外大街上转悠一圈。工友们对唐湜的友谊，在那个人心冷漠、世态炎凉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在温州文化界留下一段佳话。
“文革”结束后，唐湜突破了束缚，他创造了成熟的新诗律来巩固自己的成就，在诗歌、评论创作上达到了旺盛时期，形成了新一代的诗风。沈克成先生说：“我看过许多莎剧的译本。在大陆最有影响的当数朱生豪的译本，译有莎剧三十一部，他用散文的语言翻译，文辞虽优美，但影响了原著的韵味。孙大雨、曹未风等人用诗的语言翻译了莎剧，但他俩都是大学者，拘泥于原著每个词的准确性，有一种主动戴上‘镣铐’去‘跳舞’的感觉。而唐湜的译本是‘信达雅’兼备，我没有看到谁的翻译能超过他，可谓莎剧译本的巅峰之作，如果当时有一个好的环境，让唐先生把莎翁的所有作品用诗的语言翻译成中文，将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幸事。唐先生说我的翻译过于‘老气横秋’，二〇一三年也获得中央戏剧学院的肯定，被搬上了舞台，更何况唐先生的翻译。如果把他的莎剧译本整理出版，我可以肯定地说，不仅会轰动文坛，还会在莎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是的，面对唐湜先生的皇皇巨著，包括他的翻译，无人不会感慨。他从苦难的现实出发，借一个歌人追求幻美的一生，用博大的胸怀与悲悯的精神，去照亮这个世界。
瞿光辉（作家、唐湜的好友）：他的诗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写成的
闲云落晖，追念故人。今年八十二岁的瞿光辉先生说起唐湜，满含深情。他说：我在读初中时，开始喜欢文学，因手头拮据，常去旧书摊淘旧书阅读。有一次在流动的板车上翻到一本《飞扬的歌》，一九五〇年平原社出版，作者唐湜。翻看《后记》，发现作者是温州诗人。温州也有人写新诗？我当时很惊喜，就花了一角钱购得。这是我最早购买、收藏的新诗集。我回家读了《飞扬的歌》，觉得清新脱俗，想着要学写新诗。
一九六一年，瞿光辉已在一家基层公社工作。写诗的热情与日俱增，就去找小学国语老师周冠杰要他教写新诗，可周老师说自己只会写旧体诗，不谙新诗之道，就带他去城下寮见一位写新诗的大作家，这人正是唐湜。瞿光辉见到唐湜时如梦如幻，如故如旧，说自己熟读《飞扬的歌》里的每一首诗，还即兴背诵起其中《我的欢乐》里的诗句：“我不迷茫于早晨的风，风色的清新/我的欢乐是一片深渊，一片光景/芦笛吹不出它的声音，春天开不出它的颜色/……”唐湜听后颌首微笑，说自己所写的诗作并不值得重视，不过愿意跟瞿光辉谈谈新诗创作心得。
此后，家住杨柳巷的瞿光辉隔三差五去唐湜家里求教一些问题，唐湜也都认真地给予解答。瞿光辉知道诗才横溢的唐湜戴着“右派”的帽子，刚刚遭受牢狱之灾回到温州，还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放下了诗笔，他想过逃离或者抵抗，但事实上是插翅难飞。唐湜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在自家走廊上栽种了一盆盆小花木，他还会在翠绿的仙人掌上嫁接一个红艳艳的仙人球，称之为“绯牡丹”，每天浇水、施肥，在侍弄花草时常把走廊弄得很脏，惹来妻子的数落。瞿光辉看到这一切，心里就一阵阵酸楚，他对唐湜说：您的诗那么灵动，总像一束束光，照亮无数人的心灵，何不继续写下去，用诗的光照彻眼前的阴霾。唐湜听后叹息了一声，没有回答。
一九六二年正月初一，唐湜踏过街头巷尾的鞭炮屑，来到了瞿光辉的家里。瞿光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说：唐湜先生郑重其事地递给我一张白纸，上头有蝇头小字。我一看，是一首小诗，题目是《断诗》，副标题是“赠k”，诗中有“瞧，这忽儿是青葱似的春天，/小蜂儿采集了最好的花液，/该来酿最芳烈醉人的花蜜；/瞧，这忽儿是茴香似的春天，/珠贝满孕着季节的痛苦，/该吐出彩云样光耀的珍珠”等句子。“k”是“光辉”一词罗马拼音的头一个字母。可见，他这首诗是赠给我的，意思是回答我，他那冰凉的心已被我的热情感染了，又开始写诗了。而不写我的姓名，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是“右派”，担心连累到我。他对我说：你说得对，对于我，也许只有写诗这条路还有希望。果然，唐先生的诗泉又开始喷涌了，陆续写出了《清晨之献》《西窗商籁》，甚至长诗《海陵王》。无论是风来压倒他，还是风过再挺起，他始终珍惜生命珍惜光阴，把苦恼和悲愤化作了精美的诗行。
他们的交往很频繁。唐湜家里有大量藏书，瞿光辉可以随便翻阅，回家时还可以借走一两本。瞿光辉把唐湜的处女作诗集《骚动的城》（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借过来，全本手抄下来。有一次瞿光辉在唐湜家中，听唐湜说自己的《交错集》已经出版，手稿就不要了。瞿光辉赶忙说：那给我吧。这本手稿字迹工整，少有涂改，当然还是蝇头小字。瞿光辉把这本手稿收藏在家中，至今没有褪色。瞿光辉认为唐湜《交错集》里的诗歌是唐湜诗歌的代表，是最精彩的一部分。瞿光辉在唐湜家中看到唐湜的一张黑白五寸照片，背景是中山桥，就说：唐先生，这张照片能否送给我？唐湜爽快地答应了。这张照片瞿光辉也保存至今。
瞿光辉认识唐湜的家里人。唐湜的父亲唐伯勋，身材挺拔，态度和蔼，是一名基督徒，当过小学校长，在乡下有很多田地。唐湜的妻子陈爱秋，是个勤快人，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饭菜注意营养搭配，对唐湜的衣食住行照顾得很周到，只是个性较强，说话比较犀利。
一九六二年早春，唐湜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照顾，到永嘉昆剧团做临时编剧，他跟随剧团上山下乡，有机会与海洋、山野亲近，也促进了他的戏剧创作。可是在一九六四年夏季来临之时，永嘉县委为了“纯洁文艺队伍”，解雇了唐湜。他再度失业在家，只得私下带了几个学生教授英语、古文，收几元学费维持家用。
唐湜出身于传统的旧式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而在他就读大学时，正逢中国社会内乱外患、动荡不安，也造成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汇，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他追求个人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潜心攻读外语，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阅读了大量原版英语文学作品，视野也随之开阔。良好的外语水平，加上深厚的文学修养，为唐湜从事文学翻译创造了条件。
九叶派诗人大都受过外国诗歌很深的影响，擅长翻译，他们的文学译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穆旦（查良铮）、陈敬容、郑敏、袁可嘉等，唐湜也一样，他有文学翻译的天分，也倾注了他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瞿光辉说：我见过唐湜先生的一些译本，如《弥尔顿抒情诗卷》，译在一册开本较大、纸质很好的格子本上；他翻译过泰戈尔剧本《谦屈拉》，一九四八年在《东南日报》的“江风”栏目里连载过；他还准备翻译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手头有一本英、德两种文字对照版的《里尔克诗选》，在《飞扬的歌》最后一页也做过预告：“《里尔克诗选》，译诗，在整理中。”但他始终没有“整理”出来，就把那本英、德文的《里尔克诗选》送给了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唐湜又把《里尔克诗选》要回去了，寄给了九叶诗友陈敬容翻译。一九八四年，陈敬容完成了《里尔克诗选》的翻译，并以《图象与花朵》为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了翻译，唐湜用大量的时间阅读一般作家、翻译家甚少留意的外国古典文学，钻研一些言深义奥的学问，他也因此对古希腊神话故事驾轻就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还编写了一本《希腊故事集》。唐湜的翻译注重原作的风味，词句单纯、明快、流丽，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格调，读来朗朗上口。瞿光辉说：为了让唐湜的译著长置于我的案头，闲时翻阅学习，便向他借来《弥尔顿抒情诗卷》加以誊抄，我还抄录了《希腊故事集》全稿，请他在我的抄本扉页题字。可是，唐湜的许多译稿在“文革”中被抄家、烧毁，出版寥寥，现仅有《坡道克之歌》（S.安东诺夫著）译稿，由文化工作社于一九五一年出版。我觉得唐湜的译著有关部门要想办法整理出版，尤其是《弥尔顿抒情诗卷》和《谦屈拉》，更是他译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唐湜译著公诸于世，可启迪后学，金针度人，还可使唐湜的文学创作范围更见广大，对研究唐湜和九叶诗派都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对这位前辈作家最有意义的回报和纪念。
瞿光辉说：我在杭州大学外语系读过书，年轻时常译些短诗请教于唐先生，他看得很认真，用红圆珠笔作过仔细的修改，他提的意见很坦率，有时也很尖锐。但我没有跟他学习英语或翻译，一是我当时家庭条件不好，月工资二十多元，薪金微薄，还要赡养母亲，时常入不敷出，没有能力交学费。二是唐先生英文口语并不好，我有一次请他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他读得结结巴巴，读成了“破布末”。另外，他尤其喜爱莎士比亚，我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觉得莎翁的作品文辞深奥晦涩。
“文革”开始后，唐湜更是少了自由，待在家里也被人监视，其处境好像笼中之鸟，可是，唐湜总是想尽办法让自己从容一些，享受创作的时光，写出了许多精美的诗篇。瞿光辉说：唐湜的诗是独创的，古诗中没有，新诗中也没有。他的诗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写成的，满蕴着他的欢乐，他的痛苦。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瑟斯（Narcissus）爱山、爱水、爱阳光，但更爱他自己；唐先生爱山、爱水、爱阳光，但更爱诗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唐湜一生沉浮起落，但他坚持创作，追求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是不变的主题。
在瞿光辉和唐湜的几十年交谊中，他们的情感彼此相通，在精神上也产生了某些共鸣。唐湜为瞿光辉的油印本诗集《象征集》写过评论，称赞瞿的诗质朴，有童心。瞿光辉对唐湜始终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瞿光辉说：有一件事让我难以释怀，是唐湜先生墓碑上的字。二〇〇五年元旦后，温州市图书馆有位同志跟我讲：唐湜的病情十分危急，他的家人在为他准备后事，正发愁墓碑上刻什么字好，唐先生的诗你读得深读得透，你在他的诗中选两句吧。我立即答应了，也快速选取唐先生诗歌《纳瑟斯》里的最后两句，“觉手足渐伸入泥土，脉脉含情/口里吐出了纯白如云的花朵”。纳瑟斯临流鉴照沉没于水，后来水中开出了水仙花；唐先生沉浸于诗，开出了心灵之花。这两句就是唐湜一生热爱诗歌的写照。我告诉了图书馆的那位同志，让他转告唐先生的家属。可是几年后，我到了唐先生的墓地，看到墓碑上刻的却是唐湜《题〈海陵王〉》一诗中的句子：“诵陈王之明月兮，忆桃源之故人。/感岁华之驰骤兮，思淹忽之良辰。”唐湜是写新诗的大诗人，放这种离骚体的诗句深感不妥。我只能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就像一片树叶飘落在唐湜先生的墓碑上，所发出的轻微声响。
马大康（教授、唐湜的好友马骅之子）：我父亲与唐湜先生志同道合，情深潭水
马大康先生出生于一九四七年，与唐湜先生相差二十七岁，属于“两代人”，往来也不多，而他的父亲、著名作家马骅（莫洛）先生，是唐湜先生的好友，且结交了七十多年。我与马大康先生谈唐湜先生，自然从他的父亲与唐先生的交往谈起。
那是一九三五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初中部的唐湜（在校姓名为唐兴隆），认识了年长他四岁、就读于该校高中部的学长马骅。当时，马骅与胡景瑊、赵瑞蕻、马大恢等同学一起组织了“野火读书会”，他们一起读“禁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投身救国运动。唐湜也是进步学生，就加入了他们的组织。那一年的十二月九日，北平（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史称“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马骅等在温州中学也发动同学开展爱国救亡运动，响应了北平的示威游行，掀起了温州抗日救国的高潮，唐湜也积极参加，上台演讲，高喊宣传口号。这些青少年爱国英雄，忧民忘家，赤胆忠心，救亡图存，历练心智，唐湜与马骅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因领导学生运动，马骅被校长开除学籍，又遭到政府通缉，只得流亡上海。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温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如火如荼。在上海的马骅接到温州党内同志的来信，要求他立即回到家乡。那年八月，马骅回到温州，在温州党组织的指导下，与胡景瑊等一起牵头成立了“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唐湜依然没有缺席，成了战青团的骨干。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唐湜与马骅、胡景瑊等一起，组织学生演唱抗日歌曲，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学校对学生爱国运动不支持，唐湜被老师、校长训话后，开除学籍，遭到驱逐，他前往省立宁波中学继续学业。马大康说：一九四〇年，我父亲和母亲分别受温州党组织安排到瑞安
韩田小学教书，我母亲林绵出生于有名望的大户人家，与我父亲一样思想活跃，向往革命，他们在那里相爱，然后结婚。婚后不久，父亲接受温州党组织的安排前往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一九四三年暮春，应时任《东南日报》社长严北溟的邀请，我父亲奔赴丽水，主持《东南日报》的副刊，兼资料室主任。严北溟是湖南湘潭人，中国哲学史专家，进步人士，因我父亲是《东南日报》的重要撰稿人，得到他的赏识。当时，父亲已创作了抒情长诗《渡运河》和组诗《风雨三月》等。
马骅到东南日报社后，负责副刊《江风》和《文艺新村》，即向同样已经开始文学创作的唐湜约稿。唐湜当时已才情毕露，他的许多诗歌、散文，以及一些历史题材的小品文，经马骅之手编发在《江风》上。那年，唐湜也考入丽水山中的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文系。人海茫茫，风流云散，而马骅和唐湜能在异地的偏远山区相聚，真是有缘。
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沦陷后，浙江省政府迁至丽水松阳、云和、景宁、龙泉等地，丽水地区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省政府迁移，东南日报社也迁往丽水碧湖、龙泉等地。马骅在丽水龙泉工作时，妻子在身边，长子马大观已经出生，于是在报社附近租用了十几个平方米的农民小屋，布置了一个温馨的小家。这间小屋靠近一片松树林，也紧邻一九三九年迁建的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唐湜和浙大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常常到马骅的小家聚会聊天，也来感受这个小家提供的友情与温暖。马骅夫妇向来好客，总把家里能吃的东西拿出来，还煮了一锅大米粥，招待大家。龙泉依瓯江而立，山清水秀，是浙江入江西、福建的主要通道，素有“瓯婺八闽通衢”“驿马要道，商旅咽喉”之称，当时水路交通兴旺，瓯江水运船只有四千多艘，这些年轻的贤才志士在马骅家里饱餐一顿后，就去江边散步，清澈的江水中倒映着两岸的青山，远处的船帆星星点点，富有诗情画意。他们在月色清莹中返回学校。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社跟随省政府迁返杭州，马骅随报社来到杭州工作。唐湜也随浙大分校迁返，到杭州继续学业，开始用一种诗意的抒情散文笔法来写评论的探索，第二年又去上海暨南大学借读，进行散文和长诗写作，并结识了李健吾、臧克家、胡风等文坛大家和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等诗界新秀。
此后几年，唐湜诗情迸发，迎来创作的成熟期，写出了诗集《交错集》、长诗《英雄的草原》等，在新诗的浪漫主义诗潮流变中，真正走向现代风格。在唐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耀眼的新星时，对马骅的文学作品给予充分肯定，写出多篇评论。一九四八年马骅以莫洛为笔名，在海天出版社出版了诗集《生命树》，唐湜读后便写出评论《生命树上的果实——读莫洛的〈生命树〉》：“这些‘生命树’上的果实读来虽然有时有些纤细之感，但在整体上看来，却是丰盈的、成熟的，有无限广被的光辉与自然圆润的意象，一种克腊西克（classic）的美在盈盈地漾开。我们这里是一片阳光，一片和煦，一株沉默而丰满的生命树。”唐湜读了《渡运河》，写道：“《渡运河》正是一个斗士在运河周围的战斗旅程中的感情记录，……一种真实地单纯化了的新知识分子的战斗史诗，一曲新人类的高歌。”《风雨三月》也让唐湜读出许多“感动”。
一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迎来了春天，九叶诗派时隔三十年后成为引人瞩目、放着异彩的诗群。唐湜念念不忘老友马骅，著文称九叶诗人并不只是“九个人”，“年纪大些的前辈诗人就有冯至、卞之琳、方敬、徐迟、金克木几位，年轻一些的也有莫洛、方宇晨、李瑛、杨禾、羊翚几位。”唐湜还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评论专著《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中，特设一辑，有“莫洛论”和“汪曾祺论”两篇，亲切地称他俩为“九叶之友”和“我的友人”。而马骅却说：尽管唐湜在他的书里把我归结为“九叶”之友，而“七月派”对我的影响更大，我和“七月派”的诗人交往也比较多。……唐湜还想把我拉进“九叶派”，想把“九叶”变为“十叶”，后来这事没有办成，“九叶”没能变成“十叶”。
马大康说：我父亲与唐湜先生志同道合，情深潭水，我与唐先生却交往不多，即便有接触，也大多与文学无关，但唐湜的大名确是从小就熟悉，他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据有位置，也是温州文学艺术界的一面旗帜。我一九六五年支边新疆伊犁，偶有回家探亲，听家里人说起他被错划为“右派”，从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回温州，又迫于生计，到一家建筑材料预制厂从事体力劳动，每天从早到晚拉板车。
“文革”期间，唐湜风里来雨里去，成为吃苦耐劳的建筑工人。他劳动时要穿黄马甲，一个圆圆的大大的“右”字印在黄马甲背后。唐湜拉着沉重的板车路过小学门口时，常常被一群小学生所包围，冲着他齐声大叫“大右派”，不谙世事的小孩都以为他是大坏蛋。他紧锁着眉头，双手使劲抓着板车柄，低头弓身加快脚步前行，一会儿消失在大街的拐角处。
“文革”期间，马骅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后合并入杭州大学），其政治生涯也大起大落、命途多舛，被作为“漏网胡风分子”惨遭迫害。他先蹲“牛棚”，从“牛棚”出来仍居校内，接受监督劳动，偶尔回到温州家中，唐湜就抽空来串门，进门就叫一声“老马”，把带来的文稿拿给他看。
那时，马骅的家人住在百里坊的马宅里，属于三房，紧挨朱彭巷。马宅是一栋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坐西朝东，占地约六七亩。走过正门，是五间两层木质楼房；中堂是一层木房，屋顶很高；老宅里有宽阔的长廊和花木繁茂的院落，是马家一代代孩子举行运动会、展览、春节游灯的场所。马骅一家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衣食都没有问题，而唐湜却生活贫困，食不果腹。马骅的妻子林绵见到唐湜，打过招呼后就到厨房里煮一碗大面给他吃，她知道唐湜食量大，面下得很足。唐湜毫不客气，见一碗大面端来，就低着脑袋稀里哗啦地吃起来。有时候唐湜过来串门正撞上马骅一家在用餐，受到邀请，便也入座动起筷子，林绵就把菜盘子推到他的面前。吃过饭后，唐湜和马骅会长时间交谈，话题很多，两人兴致盎然。老屋里并不亮堂，光线被厚厚的瓦片挡住了，但他们的说笑声很响亮。他俩所获得的快乐，就在这自由的相聚里，没有了这样的时光，心情就开始苦涩。
某一个暑假的一天，唐湜看着马骅房子里发霉腐烂的地板说：我厂里几乎每天有剩余的混凝土，可以拉几车过来把这里做成水泥地。果然，唐湜连续多天下班，用铁斗车把混凝土拉过来。从预制厂到马骅家，抄近路要半个小时，夏天傍晚的气温也在三十度以上，身材略显肥胖的唐湜大汗淋漓，衬衫也被汗水浸湿了。唐湜还熟练使用抹刀，把水泥地抹得平如镜面。后来，他干脆把马骅房子前的天井也铺成水泥地，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流动的光。
马大康说：一九七六年，我父亲六十岁，在杭州大学退休后，长居温州，接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我父亲和唐湜先生都得到平反。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虽然迈向老年，但更加寄情于诗文，潜心创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他俩著述丰盛的时期。两位老人也得到文艺界的尊重，一九九九年，都被浙江省作协授予“浙江当代作家50杰”称号，二〇〇二年，都被浙江省文联授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两位老人还相约一起出游，置身于青山绿水之间，和煦的阳光之下，见大地葳蕤，见万物生光，他们一同吟唱诗文，话旧谈新，何等畅快。
每一个人都无法脱离时代而存在，而时代的前进又是由无数的个体共同来推动。我与马大康先生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漫谈唐湜先生和他的父亲，使我深感这两位前辈既是危机四伏、历尽艰险的幸存者，也是百折不挠、奋力前行的伟丈夫；他们的魅力既来自于想象绮丽、脍炙人口的文辞诗章，更来自于豪情万丈、尊贵高雅的那颗灵魂。只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动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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