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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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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编者川原秀城为首，本书的每一位执笔者都在西学研究中有自己独特的成果，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东亚学者，若论及“文明的对话”，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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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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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在华传教时期，即明朝许可传教士在内地居住（1583）至清朝全面禁止天主教（1724）的这段时间，可称为“文明的对话”的时代。学识渊博的东西方精英们怀揣着理性的好奇心，相互交际往来，在各地上演着“普遍对普遍”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现今看来，这也是稀有且令人羡慕的时代。这种和平的文化交流如何结出丰硕的果实，本书通过史料将其探明，并思考其在历史上的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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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单位及职称均为原著2015年出版时信息）
川原秀城，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东亚科学史。
柴田笃，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
安大玉，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主要研究东亚思想史、科学史。
渡边纯成，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部自然科学系数学讲座助教，主要研究满学、清朝科学史、函数解析。
石井刚，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
新居洋子，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任研究员，主要研究东西思想交流史。
陈捷，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研究部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日书籍交流史。
高田佳代子，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在读，主要研究东西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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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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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章 西欧学术的东渐和中国、朝鲜、日本 川原秀城……1
第1部
第1章 明末天主教和生死观
——流淌在中西对话深处的思想 柴田笃……97
第2章 数学即理学
——关于《几何原本》和克拉乌数理认识论的东传 安大玉……116
第2部
第3章 清代前叶的满文书籍中的西欧科学和宗教 渡边纯成……135
第4章 西洋乐典的东渐
——关于《律吕正义》续编 川原秀城……168
第5章 戴震和西洋历算学 川原秀城……181
第6章 清朝中期的学术和历算学 川原秀城……211
第3部
第7章 科学精神和“理”的变迁
——中华民国初期清代学术评价之争 石井刚……235
第8章 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国史叙述 新居洋子……256
第9章 从《毛诗品物图考》看18世纪日本社会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 陈捷……280
拓展阅读 意在更深入了解内容的文献导览 高田佳代子……298
后记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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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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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对象的概要 欧洲反宗教改革的核心团体Societas Iesu（1534—1773）中文名叫耶稣会。耶稣会这个由少数精锐组成的男子修道会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这段时间深入中国，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教会并进行天主教传教活动。
耶稣会的中国传教团为了成功传教，将主要目标对象锁定为儒教知识分子，尝试了以“哲学”尤其是“科学”为媒介的传教。这就是耶稣会独具特色的“哲学传教”乃至“科学传教”。在欧洲宗教界发生的“礼仪之争”的结果是，传教本身归于失败，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正确且迅速地传播到东亚，从根基上撼动当地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文明的对话 关于明末清初时期耶稣会的中国传教史，如果将耶稣会欧洲传教士的哲学传教，从明朝的传教士居住许可（1583）开始直到清朝对天主教全面禁止（1724）为止的对西欧外交行政政策的改变，以及中国乃至东亚知识分子汉译、满译西欧书籍的研究等囊括在内的话，那么这段光辉岁月应该能被称为“文明的对话”，即东、西两大文明在和平的环境里持续交流对话的时代。
当然，在当时中央集权的中国版图内，对耶稣会传教士以及天主教信徒的宗教镇压（教案）并非一次都没有发生过。可是在华耶稣会的适应主义（补儒论的文化适应原则）很好地使以海禁为基本国策的中国接纳了自己，打开了包括宗教上启示在内的与西欧文明的广泛对话之路。如此，学识渊博的东西方精英们在对知识的好奇心驱动下相互往来，在各地进行了普遍对普遍的论争，也在学术上获得了颇丰的成果。在当下的21世纪看来，也实在是稀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时代了吧。
本书的主题 本书在上述17—18世纪“东西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之下，主要对焦西学东渐也就是西欧哲学（philosophia）的东向传播（西欧到中国到朝鲜、日本），阐明学识丰富的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展开的哲学传教的内幕，并论述他们通过汉译、满译西欧书籍从而对中国、朝鲜、日本产生影响。本书将始终站在东亚的立场上，根据史料阐明东、西两大文明的和平文化交流是如何结出丰硕成果的，并基于这些工作思考其在历史上的深刻意义。
本书虽然旨在阐明东亚和平的文化交流，但说起主导这股东西交流最大的功劳者耶稣会，它的存在看起来似乎与和平或对话没什么关系。耶稣会不仅是被称为“教皇的精锐部队”的教皇麾下军事化的男子修道会，而且实际在日本史上，其军事行动般的大众传教虽带来了丰裕的吉利支丹时代，但另一方面，西班牙的武力介入导致了预计一千几百人殉教的结果。耶稣会在日福音传教活动不摈弃流血事件且具有排他性，对了解耶稣会的日本人来说，中国传教团（传教最初属于日本准管区，于1623年从中独立出来）和平传教的日常风景，实在超乎想象。
本书的目的（更正确的说法是特征）是，以耶稣会日本传教工作的对日传教活动的结果为背景乃至逻辑上的前提，在深刻认识的同时，应该可以从正、反两面思考和平的中国传教工作的精英传教给中国进而给东亚带来了什么，甚至提出具体比日本传教取得了怎样更丰硕成果的问题。
如果要预先列出强调文明的对话而非文明的冲突的本书大纲的话，那就是哲学传教最高水准的西欧学术和知识的广泛传播，使中国直至东亚人的世界观，即决定思考形式的基本想法发生变化，至少导致了从汉朝以来传统天观、地观、人观等的转换，结果创造出了本质上与之前的世代截然不同的中国直至东亚的新的学术世界。尊重对方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具有相互性，并对双方发生作用，因此可以保证并促进对话者之间的高度学习与思考。
一方面，当时欧洲优秀的学术知识传来东亚；另一方面，中国优秀的学术知识传去欧洲，刺激了感知丰富的精英们的思考，使他们的学识有了飞跃性的长进。此外，我强烈要求在谈论在华耶稣会的传教规范的决定或个人的西学研究、对西教的接纳之时，把东亚知识分子展示的顽强的意志并做出毅然选择的事实及其所蕴含的意义结合起来一同思考。
从福音范式到哲学范式 本书的目的或特征如上所述，对焦“文明的对话”，但不仅止于此。第二个目的或特征是引进“文化史的视点”，均等论述理科和文科两方面的内容。为了阐明本书目的的意义，必须简单地回顾以前的在华耶稣会传教史研究，了解中国近来的新的研究方向。
本来关于耶稣会中国传教工作的研究是从19世纪末前后开始的，到现在为止，积累下来的优秀学术成果已经堆积如山。可是初期的研究者大多是重建后的耶稣会相关人员或是基督教信徒，这些研究从头到尾是关于16—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天主教传教，也就是仅仅着眼于它的宗教方面的分析。因此，很多对传教活动的评价总体来说过于正面。他们把罗马教皇派传教士去中国，将福音传播出去的事情当作伟业看待，从天主教或西欧的立场出发，高度评价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本书中所谓的“福音范式”也正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宗教史研究反之也有一点相对轻视中国视点的意味，即轻视关于哲学传教对中国文化社会影响的研究。特别是把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西欧科学东传仅当作宗教的媒介或手段，没有做出任何更高的评价。
然而20世纪末突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方兴未艾，最近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研究从初期的福音范式出发，多少开始变得自由一些了。事实上，最近中国的研究把哲学传教的本质判断为“策略”（为了达成特定目标的宏观方针），针对传教士尊重中国文化、尊敬中国人的适应主义发出的质疑声也不少。另外，这些研究者对于明清时期的汉译、满译西欧哲学书、科学书，从文化或科学史等观点展开的研究，在借鉴此类研究成果的同时，试图构筑起耶稣会传教史乃至思想史的意图也正在显现。总的来说，最近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西欧哲学、科学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影响上，超越单纯的宗教史研究的领域，能够着眼于综合的文化史研究，其伟大目标在于深化自身。这是从宗教史研究向文化史研究的转换。本书将这种新的框架总称为“哲学范式”。
本书第二个目的或者说特征，是针对上述的两种范式，（1）真挚地直面福音范式、宗教史的理念、方法论以及成果，（2）同时接受现在正进行的研究的大转换，转向哲学范式。
对话型的哲学范式 本书总体上的目标或特征如上所述，（a）“文明的对话”主要聚焦在西学东渐上，（b）立足于“文化史的观点”的哲学范式，换言之，采用东亚重视的新理念和方法论，通过详细地分析理科与文科两方面的内容，试图呈现出新的传教样貌以及包含了西学的明清史。但是，若将本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与中国新潮流相对比，虽说二者同样属于注重文化史的哲学范式，但可能由于历史、环境的相异，视角也有很大不同，关注点也几乎截然不同。
如果要简洁地说明二者的区别，相对于中国研究的新潮流把耶稣会施行的哲学教授理解为传教战略，关注它本质上的异质性或是单方向性，即“对峙”的、说教的、为完成目的的特性等，本书重视把相互性作为传教的属性，即双向作用的“中西对话”，更重视起因于对话的理论或是规范的变化变迁。区别两者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时，本书将它们分别称为“对峙型的哲学范式”以及“对话型的哲学范式”。
基于上述具有对比意义的两种哲学范式，对本书总体上的目的或特征进行说明的话，就是在资料的选择和分析上，通过深究“文明的对话”的文化史观点，即对话型的哲学范式，进行在华耶稣会关联资料尤其是哲学、科学的详细内容分析，把西学研究的宗教史框架替换成文化史框架，将研究领域解放到一般史，换句话说也是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再次确认。反之，本书不是效法对峙型的哲学范式，把哲学传教理解为为了中国传教而想出的有图谋的方案，只分析一部分而不求理解整体，而是万一出现不可避免的紧急情况，也会最低限度地进行此类分析，这是本书采用的基本研究理念或曰分析方法。最终目的不是邂逅不变的中西原理，而是结合东亚的情况，说明作为对话必然结果的中国原理和西欧原理的变化转型。
作为研究理念和方法论，本书采用对话型并对对峙型的哲学范式尝试微调，不仅由于在在华耶稣会的哲学传教中，“对话”乃第一要义，而且因为在理论上，既然将世界的根源和神的存在［或者说哲学（教育、学习）和宗教（说教、信仰）］完全结合为一体（详细后述），那么必然无法使哲学和宗教二分，而将哲学的价值贬低为技术上的维度，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析的时候不能全盘否定福音范式。此外，本书尝试详细的内容分析，（原因在于）如果从过去积累的研究来说，明清西学对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件事是不言自明的。现在的课题在于要阐明它的范围和程度，大家也都承认此研究的终点从定性分析渐渐转移到了定量分析上。
策划的原委 以下是关于本书的构成和相关论文的说明，不过在此之前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本书策划的原委，对读者理解本书也有益处吧。最初的契机是在2012年12月8日，在东洋学·亚洲研究联络协议会主办的演讲会“开拓东洋学·亚洲研究崭新地平线”上，川原秀城发表了题为《17—18世纪：西欧学术的东渐和中国、朝鲜、日本》的演讲。这个演讲旨在说明东亚西学的整体状况，本书绪章就是以当时演讲稿的提纲为基础写的。第二个契机是在2013年5月24日第58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ICES）上，川原秀城作为主办方举办了“17—18世纪：西学东渐与东亚”的学术会议。会议中发表的七份报告介绍西学各领域最前线研究，这本书里的论文大部分是那时的报告文字化后的成果。
这本书主要总结了针对同一个主题耗时两年的研究成果。将本书的基本视点锁定在“文明的对话”上，是出于出席该研讨会的评论员——学习院大学（明治十年即1877年皇家为了教育贵族子弟在东京创立的学校）的马渊昌也氏的概括，即（1）形成明清西学史的是以（东洋的）普遍vs（西洋的）普遍为背景的文明对话，（2）西学史研究的关键点在江永与戴震师徒身上。马渊昌也氏的概括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前后经过来看，把第1个命题认为是研讨会上讨论的结果、结论也并非言过其实。
此外马渊氏总结的第2个命题也是极其重要的。在一般的明清学术史研究里未解决的难题正是在此。在思考如何才能简洁地展示明清西学的史实，同时涵盖对这个难题暂定的解答后，本书还追加了三篇包含戴震论等的论文，都是川原本人已经发表了的论文。
本书的构成 本书从大框架方面来说，由绪章的总论和第1章之后的专论构成。绪章是川原秀城的《西欧学术的东渐和中国、朝鲜、日本》。第1节的主题是哲学传教形成的原因和过程，第2节是哲学传教的理念及现实，第3节是西学的普及，第4节是宇宙观的变化，第5节是新学术的创新，简单地说明了耶稣会传播西欧学术的史实和它对东亚三国的影响。可以说绪章是基于对话型的哲学范式，以呈现17—18世纪东亚西学研究框架为其最大的目标。
第1章及后续是专论。各章的顺序主要是根据时代的变迁而定的。第1部第1章是柴田笃的《明末天主教和生死观——流淌在中西对话深处的思想》。通过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畸人十篇》全面且详细的解读，分析了中西方的生死观，也就是经死而生及关于其本质难题的解答，阐明中国人和西洋人之间关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欧思想与宗教的真正对话的展开；同时也彻底复原了普遍性与普遍性的庞大对话之原貌。本书对于上述对话的强调或许可以说是在本章（原本的演讲稿）定下的方向和基调。
第2章是安大玉的《数学即理学——关于〈几何原本〉和克拉乌数理认知论的东传》。利玛窦的“传教规范”（哲学传教）直接以克拉乌的精神为基础，（1）西欧的“数学的=演绎的”知识具有普遍的真理性，（2）但这普遍性只能通过由连锁推论而达到的严密证明才能保证，（3）演绎的思维除了数学，还能适用于其他学问，甚至还意味着必须适用于所有学科。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精神经过耶稣会传教士传递到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那里，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思想上的影响。作为补充，当时的“理学”是philosophia的意思。
第2部第3章是渡边纯成的《清代前叶的满文书籍中的西欧科学和宗教》。（1）它介绍了关于满文西欧科学书、宗教书的概要，论述了它们在思想史上的意义，（2）从语言学观点论述分析得到的结果和其在思想史、政治史上的意义。满文文献证明了耶稣会传教士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正确传讲当时最先进的西欧科学。这个证明的意义格外巨大。
第4章是川原秀城的《西洋乐典的东渐——关于〈律吕正义〉续编》。康熙帝钦定的音乐理论书《律吕正义》（1742年刊）的续编基于欧洲17世纪的乐典，介绍五线谱和阶名唱法、音符休止符的定量记谱法等。内容和近现代乐理差别巨大，因此展示了从中世纪的教会调式到近代的和声调性音乐的转换期的混乱。《律吕正义》毫无疑问是展示西学在音乐领域里也产生深远影响的有力证据。
第5章是川原秀城的《戴震和西洋历算学》。梁启超说过戴震之后的经学者里，十分之九都在研究天算（历算学），但本章在分析戴震的历算学的最高峰之作《勾股割圜记》（1755）的内容（球面三角法）之外，还要阐明其在数学史以及经学上的意义。《勾股割圜记》的特征有很多（演绎的推论主义、尚古的实用主义等），但若论起和西学的关系，那么此书采用推论技法的演绎法便是最好的证据。演绎法是由《几何原本》正式向中国传过去的，它对清朝考证学的古典研究法的确立贡献很大。
第6章是川原秀城的《清朝中期的学术和历算学》。后世的研究中，考证学于清朝中期称霸整个学界这一说法曾是公认的。尽管段玉裁以后的清儒们将历算学当作经学一样重视，把《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视为经书，但同一时期，算是西学分支的历算学与考证学一起迎来了全盛期这个主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在明清研究者中达成共识。本章分析汪莱和李锐的方程式论与明安图等三角函数的无限小解析，据此证明了撇开西学（历算学）是无法论及清学（清朝的学术）的。
第3部第7章是石井刚的《科学精神和“理”的变迁——中华民国初期清代学术评价之争》。这一章一边整理了中华民国初期的思想界先锋领导者梁启超、胡适等的论点，一边讨论了他们的清代学术史叙述，尤其是以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确立的对“理”这个概念的理解为中心进行了分析。针对“理”的概念在西学影响下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一明清思想史上的命题，梁启超明确指出西学对清代学术产生的影响，但他却没有提到新的“理”的意义。反之，这章也论及，胡适将“理”解释为“事物的通则”，可是却不提自身的这个解释是从西学而来。这一章是将清代思想和近代思想作为一脉相承的体系来理解的概念史研究。
第8章是新居洋子的《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国史叙述》。通过17—18世纪卫匡国、柏应理、马若瑟、巴多明、冯秉正等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中国的历史书或是历史本身相继被介绍、翻译成欧洲多国语言。本章聚焦在“中学西渐”这一点，从根本上修正了一直以来的《圣经》年代学、普遍史，还逐一分析了耶稣会传教士谈到的时代区分论等，考察了它们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反复强调中国的历史学家、历史书里理性的一面，这对于后来欧洲的近代历史学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被明确指出，这一章可以被评价为踏入东西交流的未知领域的研究。
第9章是陈捷的《从〈毛诗品物图考〉看18世纪日本社会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江户时期大阪的医生兼汉诗人冈元凤针对《诗经》中的动植物等进行了博物学的考察，从而著成了图谱《毛诗品物图考》（1785）。此书在融入西洋新知识的同时，还较多地维持了东洋的学术传统，本章论述了这本书中多元文化要素的结合，而这正是新“知”的形成。
以上是本书的概要，作者都是在西学研究里拥有独立学术成果的、在东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和新锐。作为编者的我自负地认为，没有比他们更适合谈“文明的对话”的人选了。收在本书里的各具特色的论文应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关于西学向东亚的传播以及西欧的汉译科学书的影响之巨大。对于诸位读者，编者从内心期待各位在阅读本书时，同各种论证作智慧上的格斗。
川原秀城
2014年8月8日
后记
本书的主题是17—18世纪东西两种文明在中国展开的文化交流，以及这种文化交流带给中国、朝鲜、日本的影响。本书论述的特征在于以东亚视角论述“对话型的哲学范式”，分析“西学东渐” 即“西欧哲学”（philosophia）从西欧到中国、朝鲜、日本的传播。本书论述的结论是：历经苦难将“西学”传入中国的西欧耶稣会士以及在本国学术传统下勇敢地接纳新的知识体系的东亚知识分子是这一传播的主角，通过尊重对方的“对话”而进行的东西文明的文化交流给双方（尤其是东亚）带来了丰富的果实。“普遍对普遍”的对话的结果，创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学术世界——中国清学、朝鲜实学和日本兰学的诞生，正是本书所提到的“东西会通”，实质上是“中西会通”的丰厚果实。
如本书详细叙述的，西学东渐给整个东亚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丰硕成果。如果没有西欧哲学的东传，17—18世纪的新的学术世界便不可能在东亚出现。虽然这么说，我们并不是在主张把近代东亚新学术世界形成的原因完全归结于西学东渐，或者认为西欧哲学的传入决定了新学术世界的一切。笔者基本的研究立场，是认为应该把清学、实学、兰学的形成理解为东西会通（中西会通），也就是作为东亚“内在”和“外在”发展的综合结果，即本书所说的对话型哲学范式。这是因为，即便具体细小的文化现象也往往是庞大的文化要素复杂结合的结果，更何况巨大的新学术体系的创立，更不可能简单地以“内在发展”或“外在发展”的结果一概论之。换言之，本书并非企图以鸟瞰的视角从整体上阐明新的东亚学术的形成这一主题，而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当时西学东渐的具体内容及其对清朝经学、朝鲜实学、江户兰学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分析。本书的基本观点或许可以归结为西学东渐是创造新学术的充分条件。
本书分析与论述的明显特征是阐明了：（1）由于17—18世纪西学东渐这一主要原因，东亚学术发生了“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2）西学不仅是这个范式变革的媒介，变化后的新学术世界也极具东西会通（中西会通）的特征。然而这一东西会通的命题，其含意比想象中的还要广泛。一旦承认这一命题，以往对清学、实学、兰学的评价以及对其性质的认识也必然随之改变。比如，如果将清学的核心定义为中西会通之学，那么在分析清学形成原因时，就必须承认除了宋明理学的内在变化因素以外，还需要考虑到西欧哲学这一外在变化因素。与神学（theologia）一体化的当时的哲学包含了科学（mathematica），又与文献学（rhetorica）密切相关，而包括汉族、满族人在内的中国人积极吸收的正是作为哲学分科的科学知识。从“清学＝考证学（文献学）＋科学”这一特征来看，只能将清学总体解释为哲学。用命题化的说法即是，只要承认西学东渐这一史实，那么“明清变革”即明清之际的范式转换就不能理解为从哲学向文献学的变化，而必须理解为从旧哲学向新哲学的变化（参照第７章）。
本书是由绪章的总论与第1章及之后的专论构成的。在编辑过程中将专论分为3部：以明末时期为主题的第1部、以清初时期为主题的第2部和以从他者视角论述或是聚焦于其他方面的第3部。关于第1部与第2部，笔者在此需要稍加说明。
按照编者原来计划，本书第1部除了关于确定西学东渐框架的“宗教”与“科学”——对天主教传教与中西对话（本书第1章）和以中西两种科学为对象的考察（本书第2章）以外，还准备收入不可或缺的对东亚知识分子接受西学（西教）的实际情况及其心态进行深入考察的内容。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廖肇亨先生在2013年第58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的报告《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知识体系中的世界图像——以方以智〈通雅〉和〈物理小识〉为中心》正好体现了西学研究者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中国科学思想的代表作《物理小识》等著作的分析，在把握以方以智为首的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知识体系中的“世界图像”的同时，重新质疑时代转换期中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与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其研究重点更侧重于明末知识分子多方面接受西学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实证精神”与“好奇心”的二重性。相对于宗教史与科学史的研究，廖先生的报告或许应该归类为文化史范畴。非常可惜的是，本书进入编辑阶段的2014年8月，廖先生从台湾来信说由于研究所事务较多，来不及在期限内交稿，因此编者只好放弃收入廖先生论文的想法，本书原计划的第3章也成为幻影。未能收录廖先生的论文，编者至今深感遗憾。
关于第2部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的主题从结构上说应该从整体上对清学与西学的紧密关系加以论述，但实际上只论及了构成清学一部分的满学、音乐理论、历算学及其各自与西学的关系。这样构成是有一定理由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与本书的基本命题之一——“清学的核心在于中西会通”有关。这一命题虽然从梁启超以来一直存在，但除了少数研究者之外，尚未将其作为真命题而接受。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现状是，尽管西学对清朝学术的深刻影响作为一般命题得到承认，但学者们没有兴趣在定性之外做进一步分析，也未理解其真正的重要性，在实质上处于一种半信半疑的状态。在证明基本命题“清学＝中西会通之学”之前，必须先告别在理论上支撑定性分析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从多方面阐明构成清朝经学重要学科之一的是与西欧哲学关系密切的科学。第2部之所以将分析学界不太熟悉的清朝汉人和满人的科学知识作为重点，其原因就在于此。从研究史看，以前也并非没有着眼于17—18世纪科学知识推动时代发展这一观点的研究，但在编者看来，先行研究对科学思想的分析总的来说尚不够充分。因此这部分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构成本书第2部内容特点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思想研究领域已经有很多详述清学（尤其是考证学）具体内容的专业书籍。阅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以及相关专业优秀的专著，即能很方便地了解清代思想的概要与发展，因此本书没有必要加以论述。根据基本构想对先行研究的不足加以补充，这应该是对第2部内容的较为合适的说明。
由于西学东渐问题的相关内容非常广泛，本书各章作者与西学研究的关联以及研究角度也各有不同。编者在今年3月退休之前能够将自己思考了30年以上的西学东渐问题进行总结，感触至深。从当下回顾过去，的确是在京都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就多次参加已故恩师汤浅幸孙先生的清学讲读课，也“旁观”了已故益友木下铁矢氏的戴震思想研究，在他们的激励下阅读有关清学的基本文献，对清代学者真挚的学术态度感到敬佩并对他们的研究内容产生共鸣。不过编者真正开始研究清学和西学东渐是在留学中国期间（1984—1985），这与对我这个还不怎么会说汉语的留学生给予多方照顾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兄当时正在研究以梅文鼎为主题的清初科学史有很大关系。我一直觉得，恩师常说的“要推进清学研究”和平时的教育，加上阅读老刘的梅文鼎论时的惊愕与感动，决定了编者30多年来的研究方向。除了内在原因之外，在中国留学时的文化体验也对编者一生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编者自身而言，这是为数不多的且实际感受到异文化间文化交流以及与外国人对话意义的直接体验。编者这些不多的体验或许也与本书的主题有着共通之处。
最后简单地报告一下本书的编辑工作。截至2014年7月末，我们收集到各章的原稿，用了8月一整月的时间把各原稿整理为以章为单位的结构，统一了西欧人名的表记和技术用语的表现等。具体方法是：（1）川原与新居等通读各原稿，提出疑问点；（2）将原稿寄给作者各自检查。仅此而已。数次往返之后，于9月12日向岩波书店提交了最终原稿。
本书的最后一步是期待已久的成书，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此期间，承蒙岩波书店给予了很多帮助。书稿提交后，通过责任编辑，我们在初校、再校和三校的各个阶段得到了很多意见建议和关于文字讹误、不统一等问题的教示。其认真态度和审稿之细致入微令人感叹。如果不是编辑们如此尽心尽力，一些鲁鱼之误或形式不统一之处或许就会被编者放过。此外，插图和数式的排版也设计得合理而且美观。对出版社出色的编辑工作，本人代表本书全体作者表示衷心感谢。tibi gratias ago（拉丁语非常感谢）！非常感谢！dembei baniha（满语非常感谢）！
斑竹老人川原秀城 谨识
2015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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