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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法国前第一夫人克洛德蓬皮杜的生命传记。她是第一位访华的法国国家元首蓬皮杜的夫人，也是可可·香奈儿的毕生挚友；是时尚代言人，是与卢浮宫比肩的蓬皮杜国际艺术文化中心背后的灵魂人物之一，也是慈善事业的倾力推动者。她身兼多重身份，极具人性魅力，本书是对她生平和生活的首次近距离刻划。不喜政治，却成为第一夫人；时常独处，却成为强大的社会活动家——一位孤独腼腆的女性，如何独当一面，肩负起政治重任，并活出追求爱与艺术的生命？本书以生动之笔展现了一个独立而真实、隐忍坚韧的现代女性的生命旅程。总统之子阿兰蓬皮杜继《艺术之爱：蓬皮杜夫妇与艺术的不解之缘》后再度执笔，从儿子的视角来看母亲的一生，感情真挚、记录翔实，难得呈现了克洛德在私域中的种种情感与选择。这是一本触及法国政治生态与文艺时尚社交圈真实生活之书。书中对蓬皮杜夫人克洛德参加聚会沙龙，布置宅邸，研习时尚穿搭，与政界、文化艺术圈名人交往等经历，以及她作为总统遗孀所具有的强大社会活动能力展开了详细描述，并从第一夫人的视角，记录了法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戴高乐将军逝世、法国五月风暴、马尔科维奇事件等），有助于读者了解法国政界与文艺时尚界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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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向读者讲述了法国前第一夫人克洛德·蓬皮杜真实完整的一生（1912—2007），并重点记录了她在艺术时尚与慈善事业上的作为。
在法国第一夫人光环笼罩的公众生活背后，克洛德·蓬皮杜是位腼腆的女性，她虽然不喜欢政治，但是当丈夫蓬皮杜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她也全身心追随其后。除家庭生活外，她的一生有两大重心：克洛德·蓬皮杜基金会以及对艺术时尚的追求。1970年，蓬皮杜夫人正式成立基金会，主要致力于为残疾儿童、老年人和住院病人等提供志愿服务，基金会的理念是：无益于人，便毫无用处。
本书由其子阿兰·蓬皮杜撰写，从一个儿子的视角来看母亲的一生，向我们展现出法国前第一夫人克洛德·蓬皮杜不为人知的家庭生活与精神世界。这是只有爱子才能写出的母亲的生命史诗，它为我们打破了世俗的标签，让我们看见荣耀背后一位传奇女性的孤独与执着，以及她所绽放出的属于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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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法]阿兰·蓬皮杜（Alain Pompidou）
乔治·蓬皮杜与克洛德·蓬皮杜之子，医学和人类生物学博士，巴黎五大医学院名誉教授，法国技术科学院前院长。曾担任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董事会董事（至2012年）和克洛德蓬皮杜基金会董事。著有《人类是否记得？——伦理与生死》、《双面蓬皮杜：1928—1974书信、笔记和照片》（合著），以及《艺术之爱：蓬皮杜夫妇与艺术的不解之缘》。
译者：史利平
曾任中国驻法大使馆科技外交官，热爱法国历史、文化和艺术，译有《居伊·德波：诗歌革命》《双面蓬皮杜：1928—1974书信、笔记和照片》《艺术之爱：蓬皮杜夫妇与艺术的不解之缘》。
审校：邱举良
译审，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理事、常驻法国科技外交官，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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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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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作者的话
前言
第一章｜性格的养成：1912—1953
最初的挑战
在巴黎一见钟情
马赛：普罗旺斯的阳光
战争时期与阿兰
戴高乐驾到
顾问的妻子
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
插曲
第二章｜自我肯定：1953—1962
私营部门的吸引力
马尔罗：艺术圣人
银行家的妻子
难忘的旅行
一对有影响力的夫妻
第三章｜义无反顾——任重道远与无可奈何：1962—1969
总理：使命感
马提尼翁宫的新做派
卡雅克：愉快的体验
“瓦雷纳街”夫妇
官方访问和私人度假
1968年五月风暴：十字路口
为共和国做好准备
马尔科维奇事件爆发
第四章｜摆脱孤独：1969—1971
初入爱丽舍宫
礼仪的藩篱与自然天性的冲突
第一夫人的枷锁
基金会：奉献爱心
将军逝世
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改造”爱丽舍宫
艺术探索
创建大型文化中心
亲密无间的家庭氛围
总统度假
第五章｜磨难与意志力：1972—1974
面对疾病
永失我爱
第六章｜面向未来：1974—1986
无限哀思与拉开斗争序幕
浴火重生
担任基金会主席
永恒的追求：艺术、艺术家、家庭和旅行
纪念总统
第七章｜挑战不断：1986—2004
能量再次迸发
卡雅克：蔽身之所
给予与收获
功成名就的女性
第八章｜荣耀与孤独：2004—2006
接受现实
积极行动
功德圆满
第九章｜最后的时光：2007
光芒万丈
家人相伴
结束语
致谢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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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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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母亲是医生的女儿，她在成长过程中很独立，与妹妹相依相伴，最终得偿所愿地从前途渺茫的外省生活中逃离出来。她在巴黎上大学时，与一位才华横溢且极富魅力的青年不期而遇，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丈夫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通过了文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她丈夫到马赛教书，他们在马赛度过了几年美好幸福的时光。战争中，他们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变得更为紧密。结婚7年后，克洛德和乔治决定领养一个孩子。1942年7月5日，我在巴黎出生刚满三个月就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成为这对一见钟情、关系亲密的伴侣的独子，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三口之家。作为他们渴望已久的孩子，我立即被家人和亲朋的关爱所包围。为此，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巴黎解放后，身材伟岸的戴高乐将军出现在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队伍的前头，为我父母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父母之间的感情也在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中愈加牢固。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待领养孩子的态度与现在不同，在当时，领养孩子不仅不被认为是可敬之举，很多人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失败。因此，我的身世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父母从不触碰这个话题，他们担心说出真相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身边的人也都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很久以后，当我产生疑惑时，有位亲戚才向我提起我被领养的实情。
如今，我年事已高，膝下有三个孩子和七个孙辈。我曾长期担任医学教授，并从事过多种职业。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往的一切都已波澜不惊，我也能够更加从容地回顾这两位把我抚养长大的非凡人物，尤其是我母亲的人生经历。
我也因此更加理解母亲的性格，希望对她致以敬意。为了更好地回顾克洛德·蓬皮杜的生平，我不仅从其爱子的角度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还收录了亲友以口头或文字形式提供的见闻。此外，我还找到了母亲的一个皮面笔记本，里面全是她为撰写个人回忆录《心潮》手写的记录和注释，对我帮助很大。尽管她并未透露一切，但其个性特征已跃然纸上。
正是这些汇聚在一起的信息，给了我启发。2015年，我乘坐游轮沿智利海岸线旅行时，开始酝酿此书，更确切地说，是在纳塔莱斯港1停靠之时。莫非是这个港口的名字对像我这样在不知自己身世情况下走向生活的人产生了某种魔力？不论是否如此，我的这本书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书写的，在潘帕斯草原壮丽景色的包围中，写作思路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母亲童年时代养成的性格，在她后来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中，即便处于戴高乐将军的光环笼罩下，仍然得以充分展现。在对丈夫的缅怀中，她的性格更加坚定。沿着丈夫的足迹前行，她总是能看到光明。
克洛德性格复杂，兼具威严感和亲和力。她能顺应命运的安排，却保有独立性；有鸿鹄之志，却含蓄内敛。 她如此真实，终其一生，始终言为心声，行为心表。
序言
1974年4月2日，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病逝。他生前患了一种可怕的疾病，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他去世后，他的妻子克洛德寡居近40年，于2007年与世长辞。她深得法国民众的喜爱，但人们其实对她并不了解。她优雅得体，道德情操高尚，对政治保持谨慎的态度，对丈夫无限怀念，低调却有力地推动着法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赢得了法国人民的尊敬。她原本并不愿把自己和伴侣异乎寻常的人生经历讲与外人听，但最终决定以一本既热烈又内敛的自传——《心潮》（L’élan du coeur）表明心迹。这本书不仅呈现出她丰富的情感经历，也透露了她曾受过的伤害，特别是有些人为了阻止乔治·蓬皮杜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不遗余力地抹黑她。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她始终以家庭为重，足见家庭在她心目中是何等重要。
所有这些过往，阿兰·蓬皮杜都将在本书中为大家一一道来。1942年，他被蓬皮杜夫妇领养，这是个很特别又很动人的故事：一对感情坚若磐石的夫妻渴望拥有一个孩子，他们在那段黑暗时期的艰难时刻领养了阿兰。从此，一家三口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当家庭关系过于紧密时，孩子有时无法恰当地自我定位。然而，在他们的家庭中却没有出现这个问题。2012年，阿兰·蓬皮杜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表达了对父亲的感激之情。父亲总是尽量陪伴他，他们非常亲近，即便是在父亲身居国家最高领导人职位、公务缠身的情况下也不例外。现在，阿兰再度执笔，向人们讲述母亲的性格，完整地回顾家庭往事。
克洛德·蓬皮杜代表了巴黎精英阶层的形象。她是艺术的庇护者，守护着以她丈夫名字命名的乔治·蓬皮杜中心；妮基·桑法勒、丁格利和皮埃尔·苏拉热等众多艺术家都是她的朋友，她仿佛生活在一连串永无止境的社交活动当中。然而正如阿兰所言，这只不过是她性格的一个侧面。这位伟大的女性生前几乎每晚都在外就餐，由此可见，她很珍惜与亲朋好友的关系，并对他们有着深深的依恋。在她看来，没有比前往布列塔尼大区的富埃南市周边与家人好友一起度假更重要的事情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她与当时担任总理职务的丈夫就曾在那里度过美好的夏日时光。
阿兰认为，克洛德·蓬皮杜的坚毅性格源自她出生于外省的家庭背景。她的父亲卡乌尔医生是夏托贡蒂埃市医院的主任医师，她在那里度过自己的童年时代。卡乌尔是一位典型的旧时代医生，追求科学，大公无私。他年轻时丧偶，病人和子女是他生活的全部。克洛德从父亲身上遗传了旺盛的精力，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她从未忘记父亲的教诲，即便身居国家权力之巅，依然能够保持纯粹，热爱自由，厌恶因循守旧，而这些价值观与乔治·蓬皮杜不谋而合。
如今，阿兰·蓬皮杜也继承了这些优秀品质。他希望对父母表达谢意，告诉人们，能与这样的父母在一起生活是何等幸运。他笔下的母亲让我们回想起那个严格执行公务、以大局为重，并兼顾文化自由、尊重艺术家个性的年代。蓬皮杜时代至今依然令人怀念，我们不妨读一读这本书，了解一下这位与丈夫举案齐眉的女性。
埃里克·鲁塞尔
法国历史学家
永恒的追求：艺术、艺术家、家庭和旅行
克洛德对艺术和文化的初衷从未改变。
她与蓬皮杜中心第一任主席罗贝尔·博尔达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他的活动安排和发展理念都很赞赏。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是母亲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地方，也是她会友的场所。她经常邀请朋友专场参观，外国友人也会应邀访问，这种交流有助于提高蓬皮杜中心的声望。伊朗王后法拉赫·狄巴、丹麦女王和英迪拉·甘地夫人都对中心收藏的现当代艺术家作品系列赞叹不已。克洛德不愿卷入中心的日常事务，多次拒绝加入董事会，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1982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克洛德随即向他反映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经费困难的问题。她派人到爱丽舍宫呈送给密特朗总统一封信。这封信是在总统的文化顾问若尔热特·埃尔热的支持下，由她本人与阿兰·布里奥泰共同起草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年度预算因此翻了一番：从900万法郎提高到1800万法郎。这是总统对她的一种信任！
虽然我父亲与弗朗索瓦·密特朗个性不同，在政治见解上亦有分歧，但是他们同样爱好文学，对艺术和文化政策都很有见地。1972年，乔治·蓬皮杜在讲到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人物印象”时对他有过描述。
在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成立的最初几年，克洛德密切关注着参观人数，并酝酿主席的继任人选。她会先与雷蒙·巴尔总理沟通，然后再向文化部部长提出建议。雷蒙·巴尔敢闯敢干，性格谦恭。事实上，克洛德与罗贝尔·博尔达的继任者之间几乎没有打过交道：让·米利埃是位工程师，毕业于国立桥路学院，后来负责开发拉德芳斯区。有人说他是“建筑界的一匹黑马”，但母亲还是更希望与设计并完善了蓬皮杜中心的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继续合作。
1980年，让-克洛德·格罗昂院长被任命为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主席。他对中心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遇事商量的态度得到了我母亲的认可。但是，母亲曾向我袒露，她对他唯一不满的地方在于：“他总是有本事把球踢给别人，然后不再过问。”皮埃尔·莫鲁瓦总理没有让他连任，而是任命让·马厄接替了他。
这项任命推动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走上了发展之路。让·马厄善于倾听，做事考虑周全，深得克洛德赏识。1981年3月，新任文化部部长雅克·朗格与其妻子莫妮克的出现令克洛德耳目一新。她颇为欣赏他们对现当代艺术的感知力和创造性智慧，遂与他们建立了密切联系。对于母亲来说，1980年至1986年是令人欣慰的一段时期，她无须主动要求，就会有人来征求她的意见。对她来说，什么能比与人和谐相处和彼此信任更为可贵的呢？
人们对以她丈夫名字命名的这个机构热情不减。2007年，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参观者数量达到每天1万至1.5万人次。30年来，共计1.8亿人次。现在，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并驾齐驱，远远领先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公共信息图书馆在欧洲排名第一，声学与音乐研究所的发展势头迅猛。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关于80年代的十年特展《欢愉启示录》，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展览包括巴黎—纽约展、巴黎—柏林展、巴黎—莫斯科展、巴黎—维也纳展，以及波洛克、康定斯基、克利等艺术家的作品展。
克洛德最关心的是人们是否以她丈夫的名字称呼这个中心。她不愿拐弯抹角地暗示，但绝不会置之不理，对那些在她面前把它称作“波布尔中心”的人，她有时会公开反击。“您说的是蓬皮杜中心。”她铿锵有力地说道。有些固执的人会回答：“是的，我知道。”或者“是的，夫人，在波布尔区。”母亲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地捍卫和缅怀着她的丈夫。
她对艺术创作有真正的热情。“我之所以喜欢艺术，正是因为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能够让人轻松地转换时空。古典艺术让人看到的是过往和历史，现当代艺术让人看到的是现实和未来的发现。”克洛德与现当代艺术家保持着密切关系，排在第一的要数皮埃尔·布列兹。
皮埃尔·布列兹是作曲家兼指挥家，在克洛德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前卫吸引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在苏珊·泰泽纳斯的支持下，他创建了“音乐领地”乐团，他演奏的音乐表达直率，有时甚至不做加工，成为一段传奇。
母亲对这个音乐小圈子有过这样的描述：“这是一个致力于发掘现当代音乐作品的小圈子。1956年1月，我在这里欣赏到他作曲并指挥的乐章《无主之锤》。……非常美好的回忆！他的乐曲使我陶醉，这种感受从未改变。”皮埃尔·布列兹是个不妥协的人，由于不同意任命马塞尔·兰多夫斯基为新成立的音乐局局长，他与安德烈·马尔罗发生激烈争执。1967年，他离开了法国，从此开启了他的国际职业生涯。1969年，他担任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在克洛德的建议下，乔治·蓬皮杜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未来蓬皮杜中心音乐部门的负责人。布列兹建议中心成立声学与音乐研究所。从1970年起，他开始参与这场“冒险”。1977年，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落成揭幕，声学与音乐研究所也同时揭牌。几个月后，声学与音乐研究所接连举行了多场公开演出，布列兹还成立了法国现代乐团。克洛德认为他是一个“在直觉与反省之间不断游走的人，执着而纯粹”。“他既喜欢隐居家中读书写作，也愿意为实现计划四处奔走，在政策上进行交涉”。她补充道：“我觉得他是当代人的代表——雷厉风行、引领时代、酷爱自由，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布列兹不仅探索未来，对现实世界同样洞察入微。”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他们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这位伟大的孤独者在克洛德身上看到她对艺术的开放精神，这是他自创建“音乐领地”乐团以来前所未见的。1976年，母亲出席拜罗伊特音乐节1百年庆典。在音乐节上，皮埃尔·布列兹指挥了由帕特里斯·谢罗导演的新版《尼伯龙根的指环》。1979年，他在巴黎歌剧院演奏阿尔班·贝尔格的《璐璐》（Lulu），在业界引起巨大轰动。他与克洛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邀请她到巴登巴登游览，1979年又邀请她到自己位于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圣米歇尔天文台镇附近的家中做客，这栋房子的所在地过去是采石场，现在仿若一件艺术品。它的周边一片空旷，非常静谧。在超大面积的客厅中只摆着一架钢琴，从那里可以眺望到吕尔山。这样的景色让人不禁联想到卡雅克！他们还经常在巴黎会面，或是在贝蒂纳堤岸克洛德的家中，或是在塞纳河畔布列兹的家中。
克洛德为能遇到与自己如此契合的人欣喜不已！她是布列兹不可或缺的挚友，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未超越友谊的界限。音乐科班出身的阿斯特里德·席尓默是皮埃尔·布列兹的助手，负责大师的日程安排；总管汉斯负责日常业务，并陪同布列兹频繁出差，克洛德与他们也建立起信任关系。
克洛德努力让作曲家过于简朴的生活有所改观，介绍最好的设计师为他量体裁衣，使他能穿着优雅且舒适的服装演奏。布列兹经常到世界各地出差，她提醒他要注意身体。克洛德把这些都当成自己的事情，因为艺术圈是她的心灵所属。
瑞士实业家保罗·萨谢尔爱好音乐，是一个音乐家。他是克洛德的朋友，在此，我要讲讲他的故事。他的妻子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在遇到年轻女医生伊尔玛后，他与她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乔治。保罗·萨谢尔送儿子去上学时不能在他的同学面前现身，因为这个年龄的小孩说话很直接，他们会问小男孩，为什么总是爷爷送他！保罗·萨谢尔对我母亲大献殷勤，赠送珠宝给她，不过被拒绝了。他想让克洛德收养他儿子，这个孩子是可奥夫曼-拉罗什家族的重要继承人。克洛德无意接受这份责任，对他说道：“保罗，这个男孩什么都不需要。”
母亲与苏联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是密友，与著名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关系密切，在巴黎和卡雅克接待过他与他的妻子加林娜。
克洛德被他们的演奏所征服，向我袒露道：“里赫特把身体扑在钢琴上，罗斯托把身体贴在大提琴上，太震撼了！”里赫特在法国的每一场独奏音乐会她都会出席，每年在著名的梅斯莱谷仓举办的“都兰音乐节”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克洛德和声学与音乐研究所以及法国现代乐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帮助年轻作曲家，她多次订购他们的作品。她很欣赏洛朗·培尔积极的生活态度、人际交往能力和管理才干。在当代音乐领域，洛朗·培尔积极辅助皮埃尔·布列兹。作为克洛德的亲密朋友之一，洛朗·培尔也是贝蒂纳堤岸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就音乐和文化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他们同为创建音乐城的倡议者，在克洛德的周旋下，2001年，洛朗·培尔担任音乐城负责人。他的每场音乐会母亲都会到场。音乐城获得了巨大成功。随后，一座音乐厅在巴黎东北部拔地而起。2015年，巴黎爱乐乐团成立，洛朗·培尔担任团长。皮埃尔·布列兹逝世后，他在这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除了出席加尼耶歌剧院和巴士底歌剧院的首演之外，克洛德还经常光顾艺术剧场和试验剧场。她到阿芒迪埃剧场观看卡特琳·塔斯卡的演出，也到北方布非剧场观看演出，那里常会有精彩的演出。她从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自由，而这种感觉在过去几十年中离她是那么遥远。“我想逛街就逛街，想购物就购物……想看电影时，随时可以去电影院。”唯一不同的是，她已经习惯于司机和警卫员的陪同。这是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意外，当然这种情况极少发生。然而一旦发生，会对她产生很大的冲击。她不愿意理会，也不想卷入没完没了的争论。
终于，克洛德从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重获新生。
她经常与画家见面，如皮埃尔、科莱特·苏拉热夫妇，哈同、安娜-伊娃·伯格曼夫妇，索尼娅·德洛奈，还有赵无极（1977年与弗朗索瓦丝·马凯结婚）。她会收到他们以私人名义赠送的作品，瓦西里·康定斯基的遗孀妮娜也是她的好友。
妮娜·康定斯基出生于俄罗斯，常年居住在格施塔德和巴黎。她每次出行总随身带着一个很重的皮包，很多人都知道里面装的是贵重珠宝，这是她卖掉丈夫的画作后购买的。她与克洛德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在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蓬杜·于尔丹的斡旋下，1980年，这位伟大画家的遗孀向克洛德承诺，把自己名下康定斯基的全部作品捐献给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并在贝蒂纳堤岸克洛德家的餐桌上起草了文件。“场面虽然有些局促，却非常震撼。”
克洛德这样写道。母亲抓住时机，丰富了法国博物馆的藏品，并于同年担任了康定斯基协会会长。1980年，妮娜在格施塔德的住所遇刺身亡。案情真相始终未能水落石出。
除了夏加尔与妻子贝拉，瓦萨雷里及其家人，贝尔纳、安娜贝尔·比费夫妇之外，克洛德还同艾梅·玛格及其妻子“吉吉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是通过玛格基金会经理让-路易·普拉相识的（乔治和克洛德在1936年就光顾过玛格在巴黎的画廊）。卡尔·弗兰克陪同母亲到各地旅行，向她推荐了多幅库普卡的作品、一幅丰塔纳的佳作和一幅尤克的作品，并且送给她一幅克利的画作。
然而，与克洛德基金会关系最密切且最为慷慨的艺术家当属妮基·德·圣法尔及其丈夫让·丁格利。当代艺术评论家皮埃尔·雷斯塔尼认为他们是“维纳斯和伏尔甘的结合”。丁格利是雕塑家、画家和素描家，经常寄送插画给克洛德。他的画作色彩缤纷，颜色跳跃，充满趣味。旁边的配文总是以“好吧！……”结尾，这是瑞士的习惯，他一生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最长。妮基送给克洛德几件雕塑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娜娜》（Nanas）。“她乐善好施，总是在危急时刻雪中送炭。”如她本人所愿，她的部分作品被出售，以造福克洛德·蓬皮杜基金会。
1982年，克洛德亲自过问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喷泉项目的进展情况，并表达了对艺术家的敬意和支持。这个喷泉被称作“斯特拉文斯基喷泉”，由让·丁格利和妮基·德·圣法尔设计。她把项目模型摆放在贝蒂纳堤岸的家中数月之久，不断向来宾展示，以期在大家的帮助下，促成该项目的完成。保罗·萨谢尔慷慨务实，为喷泉的维护捐了一笔款，确保了喷泉一百年的维护费用。1983年3月，喷泉落成揭幕。它坐落在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和声学与音乐研究所之间，毗邻圣梅里教堂。这个位置正是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斯在1982年4月25日发表的诗歌《预言》（La Prophe?tie）中所描述的地点，丁格利为诗配图。
克洛德被这个预言所吸引，她一直保留着这幅插画的真迹，在基金会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悬挂着一幅复制品，像一个护身符……她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朋友圈在不断扩大。她经常与汉德瓦萨、马歇尔·雷斯、阿达米和塞萨尔会面，与苏拉热夫妇的关系更加密切，与皮埃尔·布列兹的私人友情愈加深厚，他们的友谊不断“升华”。克洛德悟性很高，有很强的能力和天赋，这能够帮助她“自我解脱”。
克洛德与皮埃尔·布列兹的关系虽然很亲密，但很纯粹，他们特殊的友谊里包含着她对创作的热爱。她在私人笔记中写道：“我对艺术及其发展充满热情。对音乐、绘画……我有一种执念，那就是相信社会需要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巅峰是自我超越……艺术永远不可或缺……”
克洛德从她与安德烈·马尔罗等艺术家和演奏家的接触中受益匪浅，对各种形式的跨代艺术都有所了解。她是虔诚的信徒，在阿兰·库蒂里耶神父的引导下，发现了艺术中的神性。这位神父是多米尼加人，对宗教信仰与艺术创作至上之间的冲突早已司空见惯，从“原始艺术”到现代艺术始终如此。皮埃尔·布列兹虽然是个无神论者，然而他的作品中散发出一种超脱的气息，深深吸引着苏珊·泰泽纳斯、保罗·萨谢尔和克洛德·蓬皮杜。
克洛德对与收藏家多米尼克·德·梅尼的会面印象也很深刻。
1960年1月，居伊和玛丽-埃莱娜·德·罗斯柴尔德夫妇在纽约介绍我父母与多米尼克·德·梅尼认识。出于对艺术和创作的共同兴趣，她后来到巴黎时与克洛德再度会面。她们都与库蒂里耶神父相熟，这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当位于波布尔区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落成开幕后，德·梅尼夫人立即考虑在纽约成立波布尔基金会。她们在这件事上并无分歧，唯独对基金会的名称各持己见，爆发了一场争执。克洛德坚持“蓬皮杜基金会”的名字，多米尼克·德·梅尼不肯让步，这使她们的名誉都受到损伤：克洛德没钱还想纪念丈夫，多米尼克支持现当代艺术的方式就是投入重金和收藏。僵持数月后，在让-弗朗索瓦·德·康希的巧妙斡旋下，双方之间的紧张气氛得以缓解。让-弗朗索瓦·德·康希1970年就加入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筹备组，负责国际合作与公共关系相关事务。
他说服多米尼克·德·梅尼做出让步，以中心缔造者乔治·蓬皮杜的名字命名。他告诉多米尼克·德·梅尼，当初要求以地名命名这座博物馆的原因，并非由于博物馆的美丽外观或是坐落在波布尔区，而是由于蓬皮杜总统的那些反对者坚持为之。在他的调解下，两位当事人深明大义地达成和解，在法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午宴上，乔治·蓬皮杜文化艺术基金会启动，来自艺术和文化界的嘉宾见证了这一时刻。后来，多米尼克·德·梅尼每次到访巴黎，克洛德都会在贝蒂纳堤岸接待她，这是一个就艺术作品和灵魂健康进行深入交流的机会。在这位好友去世前不久，克洛德访问休斯敦时还前去探望过她，朋友苦行僧般的生活令她印象深刻。
后来，在阿韦龙省西尔瓦内修道院，克洛德与安德烈·古兹神父不断加深精神交流。在卡雅克时，母亲就经常拜访他，就音乐和圣歌与他交流看法。他们每次的见面地点都在教堂，克洛德喜欢教堂的神圣氛围。
这种密集、愉快的精神生活一直持续到1986年，克洛德感到心情舒畅。无论是在奥维利埃度周末，还是在卡雅克或是布列塔尼度假，她浑身洋溢着幸福的感觉。她是个充满魅力且容易动情的人，向周围人传递着乐观积极的精神。
在奥维利埃，一对退休夫妇帮克洛德承担起了家务，克洛德不用为此操心。夏尔·方热以前是水手，曾担任爱丽舍宫办公厅主任。他的妻子马里内特为克洛德打造出一个有格调的家庭厨房。几年后，他们的朋友费尔南和热纳维耶芙·德努沃夫妇接替了他们，保留了他们的工作传统——管家在工作时身穿白色上衣，女大厨穿一件熨烫平整的罩衫……两名共和国保安队（CRS）警察在住宅外日夜巡视，其中一名警察与德努沃夫妇的女儿结了婚，大家都相处得像家人一样！司机和警卫员确保了母亲不会被打扰，周日晚上，他们会带些附近农场的新鲜鸡蛋回家。
闲置的台球桌被运送到希拉克在比提的家中。收到前总统的纪念物，希拉克非常感动。
接替德努沃夫妇的是让和安娜-玛丽·罗德里格斯夫妇，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在那里生活了十年，把房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后来，他们到葡萄牙住了两年。2004年，我当选欧洲专利局主席。随后，我和妮科尔搬到慕尼黑居住，让也回到了我们身边，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我们。但他对自己的家人忠贞不渝，经常去葡萄牙北部与家人团圆。
我和妮科尔以及六个孩子共度周末，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让家庭聚会其乐融融。
牌桌气氛十分活跃，中间穿插着乐透和“小马”游戏。孩子们都称呼祖母为“麋鹿”，慈爱的祖母总是从精品店买玩具送给他们，并带他们去玩游戏。“方块七”曾是克洛德和我童年时代共同的娱乐项目。她沉浸在儿童和青少年的书籍中，这让她回想起自己的母亲为她朗读迪亚德·吉卜林的《丛林故事》的情景。
我和妮科尔养了一条刚毛达克斯小猎犬，取名“杰里科”。它一进家就立即在餐桌下宣示主权，接着盯上了母亲那双40号彪马运动鞋的鞋带。小狗从第一天就喜欢上了这个游戏，后来它总是欢天喜地地在桌子下不停地“咬”她的鞋。为此，母亲不得不经常换鞋带。我和小狗之间培养了默契，只有我可以给它喂食。克洛德虽然清楚吃饭时不应理会小狗，但还是从她的肩膀上“悄悄地”丢面包和肉给它，试图躲避我们责怪的目光。
我们聊得很热闹，大家各自回顾一周的生活。母亲轻描淡写地讲述她与许多重要人物共同度过的时光，让我们惊叹不已。有些大人物也会不期而至地参加我们的聚会！
1983年春天，我和妮科尔决定7月初在奥维利埃举行一场私密的婚礼仪式。市长夫人建议我们最好在下午举行典礼，这样可以错开放学时间，不引人注目。她一向消息灵通，但实际上学生已经放假一个星期了！仪式举行得很低调，至少母亲认为如此……这个“误会”让我和妮科尔开怀大笑。
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婚礼的气氛轻松而愉悦。第二天，我们应雷蒙·蒂利耶之邀，开车前往普罗旺斯地区莱博。雷蒙是博马尼埃酒店的主人，酒店坐落在村庄的要塞旁。1950年，我父亲在旅游委员会工作时，批准了这栋建筑的酒店经营资格，他邀请我们也是在表达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
我们在卡雅克的房屋得到了精心维护，复活节时那里有羊羔出生，还种植了苜蓿，好友和客人可以骑阿拉伯马散心，一匹骁勇的白色“卡马尔格”殿后，这是弗朗西斯·法布尔与他的妻子阿尔勒人米斯图赠送给我们的礼物。
在游泳池嬉戏之后就开饭了，有松露煎蛋和焖鸭肉冻。贝尔蒂·施拉姆是个美食家，他特意带来甜点为大家助兴，美味的巧克力闪电泡芙深得每个人的青睐，母亲也很喜欢。
克洛德在“聚餐”后随即离席，把自己关在鸽舍里欣赏布列兹、瓦格纳和贝格的作品，以及贝多芬的交响乐、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其间还会插入布克斯特胡德的作品（布克斯特胡德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老师，巴赫曾步行数百公里去听他的音乐会，他的这种行为如同候鸟迁徙一般是种天性）。母亲对音乐的选择兼收并蓄，除了这些“伟大”的古典音乐作品之外，也会听琼·贝兹、莱昂纳德·科恩、居伊·贝亚尔和吉尔伯特·贝科的作品。
* * *
卡雅克的愉快生活并没有消减克洛德对旅行的热情。旅行既能满足她改换环境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她对历史的求知欲以及对现实的好奇心。她在明信片上写下自己的感受寄给我们，也会寄给爱德华·巴拉迪尔、雅克·希拉克和罗斯柴尔德，她的“旅行癖”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总是与阿兰·布里奥泰（爱丽舍宫礼宾官）、卡尔·弗兰克以及克洛德·罗兰等友人同行。
1982年，克洛德陪伴马德莱娜·马尔罗赴纽约举行钢琴演奏会，特意绕道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看望我们。那时，我在一位免疫学家朋友的实验室做博士后，妮科尔和儿子托马陪伴在我身边。这位朋友名叫马克斯·D.库珀，1971年，我们在瑞典乌普萨拉的一次会议上结识。1972年，我带他和他的妻子参观了爱丽舍宫新装修好的公寓，那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伯明翰的两极分化令克洛德感到震惊，在这座城市中，既有崇尚科技进步、支持大学科研的钢铁工业大亨，同时也存在着具有顽固种族隔离思想的极端保守主义者。
在中国，克洛德不仅游览了令人如痴如醉的桂林山水，还到北京与一群艺术家会面。在莫斯科，她与那些为逃避苏维埃政权审查、躲入地下创作的画家接触，并代表他们与法国当局接触，争取让他们到法国旅居。乌克兰敖德萨令她赞叹不已，那里有康定斯基的足迹，有波将金阶梯、托尔斯泰故居和普希金博物馆，这一切都让她着迷。“我喜欢旅行，无论远近。相较于风景优美的地方，我对那些有历史的地方更感兴趣，当然，我也喜欢伊瓜苏瀑布之类的自然景观。”“我对旅行总是充满兴致，有时这种渴望突如其来，让人无法抑制，我会完全被这个想法所占据……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名胜古迹、城市、博物馆，什么都想看；同时，我希望结识尽可能多的人，希望见到社会各界及各党派的人士。……我相信旅行的意义，旅行可以唤起我们对其他形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貌的好奇心，旅行给予我们足够的时空距离去思考，我们因而懂得了相对论的含义，也领悟了谦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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