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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成为威震四方的起义领袖？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条件下愈战愈强，最后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积极网罗人才却又无情摧残人才，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震惊朝野，它们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究竟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还是嗜权如命的“权力野兽”？
该书为你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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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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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梧桐，著名明史学家，1935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自从出了朱皇帝》、《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明史十讲》、《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主编）、《中国文化杂说·民族文化卷》等多部著作。参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多部。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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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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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章 从放牛娃到红巾军战士
第一节 贫苦农民的儿子
第二节 入寺为僧，漂泊淮西
第三节 投奔濠州红巾军
第二章 升任宋政权的左副元帅
第一节 有勇有谋，崭露头角
第二节 南略定远，攻拔滁州
第三节 计取和州，升任左副元帅
第三章 营建江南根据地
第一节 南渡长江，攻占集庆
第二节 攻夺浙东
第三节 营建江南根据地
第四章 击灭陈友谅与张士诚
第一节 保卫应天之战
第二节 北援安丰
第三节 西征陈友谅
第四节 东灭张士诚
第五章 推翻元朝统治
第一节 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第二节 平定浙东闽广
第三节 北上伐元，攻占大都
第六章 创建大明王朝
第一节 登基称帝，择定都城
第二节 设官分职，重建全国政权
第三节 尊孔崇儒，制礼作乐
第四节 睦邻外交与御倭斗争
第七章 统一战争与民族政策
第一节 略定晋秦，出击北元
第二节 平定四川、云南
第三节 经略西北，统一辽东，击溃北元
第四节 “威德兼施”，德怀为主
……
第八章 任用贤才与开通言路
第九章 君主专制的高度发展
第十章 “锄强扶弱”，安定民心
第十一章 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第十二章 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第十三章 个人爱好与家庭生活
第十四章 喜忧交织的晚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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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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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期，笔者与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于1969年夏被下放安徽凤阳，到教·育部“五七于校”接受“再教育”，即劳动改造。那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中都的地方，明中都的残垣断壁，龙兴寺的离离荒草，明皇陵的秋风落叶，以及民间流传的种种朱元璋逸闻，引起了我的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境中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的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功将告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的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重视并积极网罗、培养人才，却又无情地摧残、扼杀人才；既积极求言、鼓励进谏，有时确也能虚怀纳谏，有时却又顽固地拒绝谏言，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的真相如何，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百孔千疮的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其时“四人帮”尚在台上肆虐，这些思绪很快就被艰苦的劳动所驱散，被为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所取代了。
在干校待了三年后，笔者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参与中文系的创办和教学。又过了三年，几经周折之后，我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多是由他亲手擘画与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在安徽凤阳同朱元璋有关的各种见闻又在脑海中浮起，更激起我对他的强烈兴趣。我找来史学前辈吴晗的《朱元璋传》仔细研读，并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种论著。这样，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则又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答案。于是，我在教学之余，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史籍，搜集资料，就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撰写了几篇论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张继红编辑找到我家，约请撰写一部朱元璋传。此后，我将所写的16篇关于朱元璋的论文稍加整理，集为《朱元璋研究》一书，交付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动笔撰写《洪武皇帝大传》，于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付梓刊行。书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誉之为继吴晗《朱元璋传》之后的“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1993年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发表《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一文，将拙著与其他学者先后出版的几部朱元璋传记做了比较，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
同行的肯定，使笔者倍感欣慰和鼓舞，但我心里十分清楚，由于个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对某些史实的描述尚欠具体，有的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洪武皇帝大传》一书的研究基础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例如对朱元璋接受和恢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笼统地把它们当作文化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显然有失偏颇。因此，笔者决定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并调整研究视角，对这部传记重加修订，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此后，我又对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陆续发表9篇论文，并开始动手修改某些章节。不久，因担任系主任工作，杂事繁忙，加上教学、写作任务相当繁重，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后来便中途停顿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看到笔者书桌上的一沓稿子，问我在写什么。我告以正在修订《洪武皇帝大传》，但尚未完工。他很感兴趣，主动提出愿意出版这部著作，嘱我抓紧时间，尽快修订完稿。此时学术著作的出版已经相当困难，如无出版津贴，一般出版社都不肯接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热情与慷慨，令我深受感动。此后，除日常的行政与教学，我便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补充，先后写出增订一稿和二稿。除了改正原著的一些讹误，还修正了某些观点，并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大量新的资料，征引的史籍由原著的300多种增至500余种，篇幅也由原著的50多万字扩增至近70万字。由于与原著存在较大的区别，责编将书名改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2005年这部增订本正式推出，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超越前人，把朱元璋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研究员在《北京日报》以《超越吴晗》为题发表书评说：“陈教授的这本大著，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不过，笔者的朱元璋研究并未就此止步。因为我深知，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有些问题或由于资料的匮乏或限于笔者的认识水平，尚未彻底厘清。何况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涌现。比如朱元璋的出生地问题，本来史籍的记载歧异迭出，国内的学者就存在争议，近年又有韩国人说他是韩国人，死后就埋葬在韩国。
滁州虽然暂时保住了，但全国几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根据地，彼此又不协同，各自为战，相继被元军击破。至正十二年（1352年）七月，南方红巾军的杰出领袖彭莹玉在杭州战败，被俘牺牲。十一月，另一重要战将项普略在徽州（治今安徽歙县）被擒就义。南方红巾军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至正十三年底，天完都城蕲水又被官军攻破，徐寿辉率部逃人黄梅山和沔阳湖一带。与此同时，徐州的芝麻李在至正十二年九月陷于失败，王权的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的南琐红巾军也在至正十三、十四年相继遭到镇压。由于芝麻李和王权、孟海马的败殁，北方红巾军的两翼失去屏障，加上河南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又破袭罗山，进驻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更使北方红巾军的发展遭到严重阻碍。到至正十四年底，刘福通被迫采取守势，北方红巾军的活动也暂时停顿，斗争转入了低潮。
至正十四年底，与右丞相脱脱不和的宣政院使哈麻及第二皇后（元朝实行三皇后制度）奇氏母子，指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连上三道奏章，弹劾脱脱出师高邮三个月，略无寸功。元顺帝大怒，下令削夺脱脱的官爵，以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取代脱脱担任前线指挥。诏书到达高邮，脱脱差点从马上摔下来，百万官军一哄而散。张士诚乘机打开城门，纵兵出击，大获全胜。溃散的元兵大多投奔了附近的红巾军，自此“元兵不复振矣”[俞本：《明兴野记（纪事录）》卷上]。各地起义军纷纷出击，把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在亳州建立农民政权，定国号宋，纪年龙凤。宋政权基本上仿效元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府、县等行政机构，行枢密院、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军事机构。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中书省丞相，刘福通为平章政事，刘福通之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杜遵道擅权自恣，刘福通不服，私遣甲士把他杀害，自为丞相。宋政权建立后，遣使联络各地的红巾军，力图将周围的起义力量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协同作战，向元朝统治发动更有力的进攻。
随着斗争高潮再起，郭子兴、朱元璋也在谋划主动出击，向外扩展势力。当时郭子兴的4万多军队困守滁州，粮食非常紧张。几个首领集议出击的方向。“子兴言计多失”，朱元璋几次劝谏，郭子兴不听，朱元璋郁闷异常而病倒。郭子兴派人召他商议出师的计策，他以疾辞。郭子兴再三下令召见，朱元璋这才勉强支撑病体前往议事。郭子兴让他拿出一个方案，他从先拔金陵以为根本的目标出发，建议南下攻取巢湖东边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和州东临长江，为“淮南要冲，江表藩蔽。渡横江（在和州东南）而出采石，济滁口而向金陵，则长江不为固矣”，是“建康、姑孰之门户”（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南直·和州》）。但要攻拔金陵，必须先拿下和州。他对郭子兴说：“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欲谋所向，惟和阳（和州治所，元代称历阳）可图，然其城小而坚，可以计取，难以力胜。”和州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池虽小却十分坚固，又有元平章也先帖木儿带领重兵把守，易守难攻。郭子兴问他如何计取，朱元璋答道：此前我们攻打地主武装的山寨，得到两副写着“庐州路义兵”的号牌，现在可以照样子仿制3000副，挑选骁勇善战的士兵3000名，椎结左衽，穿着青色的衣裳，腹背挂上这副号牌，赶着装载犒赏物品的四匹骆驼，声称庐州“义兵”护送使者前来犒赏守卫和州的官军，和州守军难辨真假，必定开门迎纳。我们再派1万名着红色战袍的红巾军战士跟在后面，保持10余里的距离。待青衣兵靠近城池，举火为号，红衣兵即鼓行而趋，必定可以破城而入。郭子兴点头称善，命妻弟张天祐率领穿着庐州“义兵”青衣的3000名士兵，让赵继祖冒充慰问和州守军的使者，导之前行，令耿再成率领万名穿红色战袍的士兵继后，浩浩荡荡地向和州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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