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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梳理分析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深刻变化的特征与趋势；
·新时期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性；·研究新环境、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新变化；·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理论机制；·全球投资制度安排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以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路径
·以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政策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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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对外开放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一条重要经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开放要与时俱进，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对外投资大国迈向对外投资强国是中国开放发展的必经之路。本书从对外投资提升出口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效应的影响，分析中国以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机理、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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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薛安伟
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全球化。在《学术月刊》《国际经济评论》《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省部级决策咨询课题。曾获“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个人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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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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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1
第一章 危机以来国际环境变化的态势11
第一节 全球经济格局变化13
第二节 全球政治格局变化22
第三节 全球治理格局变化29
第四节 本章小结34
第二章 全球投资制度安排的特征与趋势37
第一节 全球投资制度安排的高标准原则39
第二节 全球投资制度安排强调便利化48
第三节 全球投资制度安排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53
第四节 全球投资制度安排涉及范畴不断扩大59
第五节 全球投资制度安排关注争端解决机制65
第六节 本章小结70
第三章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必然性71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三个阶段73
第二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特征的转变83
第三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历史转变90
第四节 本章小结99
第四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动机101
第一节 绿地投资的动机变化103
第二节 跨国并购的价值投资动机111
第三节 跨国并购的布局全球供应链动机117
第四节 跨国并购的攀升全球价值链动机124
第五节 优化产品结构动机129
第六节 本章小结134
第五章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机理137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概况139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创造效应146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流失效应158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出口效益的机制168
第五节 本章小结179
第六章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路径181
第一节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因素183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路径192
第三节 以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主要困难203
第四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保障措施211
第五节 本章小结218
第七章 以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增速提效的政策建议219
第一节 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拓展海外市场221
第二节 加快培育高级要素，提升要素能级229
第三节 创新对外合作方式，多渠道扩大出口235
第四节 加强风险管控，提高投资安全241
第五节 本章小结250
后记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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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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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投资制度安排的特征与趋势
制度保障在跨国投资中意义重大，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双边、区域和多边投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国际化在全球不断深入拓展，各种区域和多边投资制度方兴未艾，但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暴露的问题日益凸显，逆全球化开始抬头。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推动优化、构建全球性投资制度面临更多困难。
第一节 全球投资制度安排的
高标准原则随着跨国公司将生产网络进行全球布局的同时，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但是，相对贸易有WTO协定来说，投资没有全球性多边协定。所以，在很多贸易协议里也都包括投资的内容，为了适应全球投资大发展的需求，确定多边的、全球性的投资制度安排尤为急迫。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看，资金流动相对商品贸易更加便捷，投资对经济的冲击也比贸易更直接、更大，因此，各个国家为了防范可能带来的风险，对投资的准入条款、监管规则也不尽相同，全球投资协定的达成也就非常困难。从目前各国正在谈判的双边和区域投资协定可以看出，未来，全球多边投资制度安排首要的特点是高标准。
一、高标准投资规则与国际格局变化
投资规则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投资安全，促进投资自由化，因此，投资规则的发展与资本流动密切相关。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大批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其主导形成了以贸易、投资、人才等要素全球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但是经过40多年快速规模化发展，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剑桥大学国际经济学专家芬巴尔·利夫西在《后全球化时代》一书指出，“后全球化时代”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向限制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与过去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为标志的全球化相比，后全球化时代出现了新变化。这些变化都对形成高标准投资规则产生了影响。
(一) 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要求投资规则更加注重保护知识产权
在全球化顺利推进背景下，企业通过贸易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延伸，国际分工深化，各国要素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生产效率提升，全球整体福利提升。在后全球化时代，由于各国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变化，企业的全球战略重新调整，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超过了供应链效率，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呈现收缩态势。研发、设计、高级人才等高端要素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溢出渠道受阻，价值链的高端向发达国家收缩；劳动密集、高污染等价值链的低端继续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将成为新的流入地。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度增大，陷入产业低端锁定陷阱的风险上升。目前，这种产业布局调整的趋势主要也是由于发达国家担心其领先优势被超越，试图在规则上更加保护知识产权，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能够持续保持领先。因此，在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发达国家一贯坚持高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也要适应高标准，最大限度保护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
(二)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增强，投资规则的高标准成为“玻璃门”的新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快速的全球化驱动商品和资本跨国流动加剧、全球财富大量累积、中产阶级迅速增长，世界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发展。与此同时，各种矛盾也在不断集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深、中产阶级陷入困境、精英体制失衡等各种社会问题暴露出来。抵制全球化的行动越来越多，传统经贸秩序运行受阻增多，后全球化时代悄然来临。后全球化时代，各国为了自身利益，纷纷采取“以我为主”的战略，国家之间竞争加剧，基于企业利益、以自由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最有效模式被政治因素所干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将持续对国际分工合作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在保护主义盛行背景下，生产本地化趋势加剧。后全球化时代，局部逆全球化加剧，在供应链分化调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全球化经营模式将从全球生产全球销售走向本地生产本地销售。本地化模式虽然牺牲了效率，对资源配置产生了扭曲，不利于全球经济更快增长和整体福利更快上升，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当地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更受当地一些选民的欢迎。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和减少本国资本外流，纷纷出台税收、土地等方面优惠政策，加快行政改革，竞相优化营商环境。生产本地化的趋势在各国扭曲政策的支持下愈演愈烈，国际直接投资也被当作推动本地化的手段之一，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上希望通过规则来约束产业的外流同时鼓励回流。
二、全球投资制度安排高标准的内涵与特征
当前，还没有类似WTO一样的多边投资协定，主要仍是双边和区域投资协定，但从欧洲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和区域协定以及当前正在谈判的区域协定可以推断未来全球投资制度安排的内涵和特征。从整体上看，全球投资制度安排包括两大模板： 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模板；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准入后国民待遇模板。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国家也更多，美国模板对未来全球投资规则的影响更大。再加上目前重要的区域协定比如CPTPP、TTIP、RCEP等都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所以未来的全球投资制度安排很可能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模板。从准入的角度看，准入前国民待遇确实比准入后国民待遇看似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美国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都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为模板，代表了全球投资制度安排的高标准，它们从形式上类似基于美国BIT范本而拟定规则，在不少条款上具有一致性。
另外，近年来新签订的诸多双边投资协定中也都体现了高标准的特点。中国正在探索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同时对扩大开放进行压力测试。投资协定要服务于全球经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高标准的内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更低的准入门槛，减少对国外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的准入限制；二是更好地保护投资者，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高水平的监管方式维护市场秩序。
全球投资规则走向高标准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跨国流动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资本在全球化环境中跨越国界流动到世界各地，在全球驱动要素组合，因此，资本这一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在全球化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驱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的重要力量。在国际直接投资大发展的同时，全球投资制度安排却停滞不前，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类似WTO的全球性投资制度安排的机构和协议。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投资相对贸易更加便捷，对经济的冲击更大，各国对资本流动都比较谨慎，达成投资协定的难度更大。通常投资的大规模进出往往会引起一国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各国对投资的大进大出常有防范。二是投资的形式多，投资规则的标准衡量的条件很多，各国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远比关税复杂，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一些双边和区域投资谈判搁浅也多是因为在某些准入标准上大家各执一词，难以达成一致。
全球投资规则高标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投资准入门槛低。目前，全球投资规则不论是CPTPP还是TTIP等，都采取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的模式，整体来看准入前国民待遇模式比准入后模式的门槛更低。除负面清单以外，国外资本都可以进入东道国市场，不断缩短负面清单就是改革的大方向。投资准入门槛低的另一方面则是要求东道国提高监管水平。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时间长、监管经验丰富、监管制度相对健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时间短、监管经验相对不足、监管制度不够健全，一般采取准入后国民待遇。因此，在低门槛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监管水平。
二是重视并提高了环保、劳工、竞争中立等规则标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保成为了全球共识，国际投资安排中更加重视投资方对东道国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是否满足当地及国际通行的环保标准。比如，对劳动者保护方面，虽然早就有《国际劳工公约》，但各国的执行标准并不一致，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越来越多国家不允许在合同签订、纠纷仲裁等方面对工人进行歧视，要求赋予工会更多的权利等。竞争中立则要求减少不公平的补贴，给国内外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是要求各参与国在制度上更加融合。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的模式对东道国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监管趋同是大方向，未来将实现从监管理念到监管方式再到监管机构等多个方面的兼容。监管趋同必然倒逼各签约国不断调整、改变国内制度以适应国际规范的要求。比如，TTIP推进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要求各国国内制度的相应调整，而制度调整最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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