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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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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重要书信300余封，时间跨越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包括夏鼐求学期间向李济、傅斯年、胡适等著名学者请教学术问题和学业规划的信件，西北考察时期向郑振铎、梁思永汇报考察工作情况的信件，新中国成立后指导各地考古工作的信件，与韩儒林、谭其骧等著名学者商榷学术问题的信件，与张光直等海外学者互通访问安排的信件。书中收录信件多数为首次刊布，集中反映夏鼐先生的个人生活、工作中的人际交往情况，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新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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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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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曾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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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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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56通
致 李济或兼致傅斯年3通（1935年，1939年）
致 梅贻琦（附梅贻琦、傅斯年、李济复信。1936年4月）
致 李光宇（1936年7月）
致 胞姊（1936年9月）
致 傅斯年、 李济22通（含致傅8通，致李3通，兼致傅、李11通，附阎文儒致傅信1通。1942年10月～1945年4月，西北考察时期）
致 傅斯年21通（1945年6月～1948年5月，西北考察结束后）
致 常书鸿（1944年10月）
致 李小缘2通（1947年8月）
致 胡适（1948年1月）
致 王重民（1948年8月）
致 王振铎2通（1949年10月、11月）
中编153通
致 郑振铎、梁思永10通（含单致梁1通，附郭宝钧致郑、梁1通。1950年10月～1951年1月，辉县发掘时期）
致 梁思永25通（1951年4月～7月，豫西调查时期；1951年10月～1952年1月，长沙发掘时期）
致 曾昭燏6通（1951年～1952年2月）
致 商承祚2通（1952年1月、3月）
致 刘节（1952年4月）
致 郭沫若7通（1953年11月～1972年11月）
致 安志敏11通（1955年11月～1956年7月，黄河三门峡水库区调查时期）
致 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转科学工作处（1956年11月）
致 陈梦家4通（1958年7月～1959年1月）
致 《文物参考资料》编辑部（1958年3月）
致 牛兆勋、靳尚谦（1958年10月）
致 王世民2通（1958年10月）
致 刘敦愿（1960年6月）
致 徐森玉（1960年9月）
致 黄文弼3通（1961年8月，1964年7月）
致 李仰松（1964年7月）
致 马得志（1964年8月）
致 方壮猷2通（附陈梦家致方信4通。1966年1月）
致 傅振伦（1973年12月）
致 李作智2通（1975年5月，1977年3月）
致 石兴邦2通（1976年1月，1977年7月）
致 罗宗真4通（1977年1月～1981年6月）
致 杨锡璋2通（1978年1月、3月）
致 曹锦炎（1978年3月）
致 苏秉琦（1978年8月）
致 穆舜英（1979年8月）
致 赵青芳3通（1981年3月～1984年8月）
致 高至喜3通（1981年9月～1982年5月）
致 赵振华、朱亮（1982年1月）
致 宫大中（1982年4月）
致 唐云明3通（1983年10月、11月）
致 赵丰（1984年10月）
致 吴铭生（1984年11月）
致 张光直46通（1974年1月～1985年6月）
下编102通
致 游寿（1951年6月）
致 沙孟海（1955年7月）
致 夏承焘或杭州大学2通（1962年2月，1963年3月）
致 梅冷生4通（1962年12月）
致 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1964年12月）
致 方介堪8通（1965年10月～1978年9月）
致 董朴垞3通（1972年5月～1980年7月）
致 王栻2通（1972年8月，1982年2月）
致 叶永烈9通（含致《科学爱好者》编辑部1通。1972年12月～1983年5月）
致 蒋猷龙（1974年10月）
致 俞天舒2通（1975年5月、6月）
致 柯俊2通（1977年4月，1978年5月）
致 汤象龙（1978年12月）
致 《中国史研究》编辑（1979年8月）
致 韩儒林5通（1979年9月～1980年11月）
致 蔡孔耀8通（1979年9月～1982年11月）
致 谭其骧6通（附谭其骧文2篇及复信2通。1979年10月～1984年11月）
致 胡道静10通（1981年3月～1983年2月）
致 戴家祥6通（1981年10月～1985年3月）
致 《晋阳学刊》编辑部2通（1982年1月，1985年1月）
致 魏忠或校庆筹委会2通（1982年1月、7月）
致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1982年3月）
致 陈宣崇（1982年11月）
致 杨仁恺2通（1982年12月，1983年1月）
致 罗慧生（1983年3月）
致 李德清2通（1983年5月、12月）
致 罗荣渠7通（1983年5月～1984年5月）
致 叶常青（1983年5月）
致 黄兴龙（1983年8月）
致 王尧2通（1983年11月）
致 郑德坤（1984年1月）
致 何丙郁（1984年1月）
致 林寿晋（1984年1月）
致 吴德铎（1984年1月）
致 王利器（1984年7月）
致 张宪文2通（1984年11月，198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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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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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书信集的资料积累和整理编纂，经过较长时间。最早是在1997年，我正编辑《夏鼐文集》三册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为筹备建所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约请石兴邦先生撰写关于夏鼐与史语所的文章，向他提供该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历史档案中夏鼐致傅斯年、李济书信的复印件。事后，石先生将这批复印件转赠给我（后来我三次访问史语所，承邢义田等先生好意做了补充）。不久，我与夏鼐先生子女一道着手整理夏先生日记，刚接触1936年日记，便发现抄录在日记本末为恳求清华大学准予延长留学年限致梅贻琦校长的长信，以及粘贴在日记本中的致胞姊信。从此我便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夏鼐先生致友朋书信。
广泛收集夏鼐致友朋书信颇为不易，数十年前的许多书信没有保存下来。据《夏鼐日记》记载，他在燕京、清华大学读书时和留学伦敦大学学院时，写给父、兄和友朋的信是很多的，这些早已无处寻觅。二十多年以来，我未能遍访有关单位。许多学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将所存夏鼐书信保存下来。有的学者虽存有较多夏鼐书信，由于年事已高，难于从所存大量资料中找出。但有许多人主动提供复印件或原信，如谭维四、高至喜、吴铭生、李德清、杨锡璋、曹锦炎、赵丰、朱亮等。南京大学历史系陈得芝教授代为恳请韩朔睽教授，提供了致韩儒林信复印件。提供复印件的还有葛剑雄（致谭其骧）、韩汝玢（致柯俊）、叶永烈（致其本人），以及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藏品部（致胡道静）和温州市图书馆卢礼阳（致温籍人士多人）。更为难得的是，我本人查获或王兴、裴世东等青年朋友转发，若干旧书网上拍卖的夏鼐书信，例如1935年10月夏鼐刚到伦敦尚待入学时写给傅斯年、李济的信（这类拍品偶或羼杂个别赝品，须注意剔除），是本书收录年代最早的书信之一，弥足珍贵。另外，夏正炎先生提供了夏鼐自存部分信的原稿、生前友好亲属存信的复印件。至于致美籍人士张光直信46通，承主要编者陈星灿同意，全部从《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一书中转录。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今年2月，本人致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贞德所长，恳求获得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档案中44通夏鼐书信的出版授权，迅速得到慨允，并承核校。近日更提供其中李38-4-1号档致傅斯年函的彩色图档用于出版。凡此，我深表感谢!
值得庆幸的是，汤超女士在2021年9月以后，参加编辑《夏鼐书信集》最后阶段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她在整理考古所学术档案资料时，发掘出1950～1951年夏鼐致郑振铎、梁思永和致梁思永的36通书信；细心参与对后获书信的补行录入、全部书信的核对原件，以及全部书稿的复校等，进一步保证了本集文稿的质量。
本书共计收录夏鼐致友朋书信311通，另附他人致信11通，合计322通。现将这些书信分为三编。上编收录1935～1949年书信，即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在中研院史语所任职至离去，主要是从事西北考察和代理所务一年。其中，西北考察时期全部书信，与《夏鼐西北考察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一书相表里，生动地反映西北考察的艰苦经历和重要贡献；代理所务一年选录有代表性的几通书信，则反映了当时夏鼐的远见卓识和办事能力。中编收录1950～1985年的书信，即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任副所长，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名誉所长时期。除收录致直接与考古所和考古研究相关人士的书信外，将1974～1985年致张光直的46通信置于中编末尾，体现了夏鼐对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卓越贡献，谨严、谦逊的工作作风，以及考古学上的中美学术交流情况。下编收录1950～1985年致其他方面人士的书信，涉及语言学、科技史、历史地理、中外关系等多种学科，以及乡土人文情况，体现了夏鼐博学多能、交游广泛、一丝不苟的风范。
编辑《夏鼐书信集》，始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周丽女士的关怀和支持。责任编辑李淼先生，精心打造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本书书名，集录夏鼐生前友好顾廷龙先生手迹。书中失误、不足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王世民
2022年8月5日校后记述
时年八十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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