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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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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注定了20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积极有效的抗疫工作在世界上树立了新的政治形象。同时，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沉着应对，总体部署，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这一独特政治优势，经济恢复发展形势良好，社会秩序稳定安宁。政治发展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全过程民主和协商民主协同发展；政府治理成效显著。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更从战略高度积极谋划中国的未来发展，会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分别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愿景。中国还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既延续了中国长期良好的政治发展态势，也展现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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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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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前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是专业开展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科研机构，主要从事政治学、中国政治、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以战略性、前瞻性、独创性为特色，注重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的紧密结合，尤其注重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研究所年度报告《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已连续出版19年，是国内唯一一部全面透视中国政治发展状况的年度报告书，旨在全景记录和深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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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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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事件、制度与能力：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
一、2020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评估（）
二、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特殊历史节点的一项
新议程（）
三、202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面相（）
四、事件、制度与能力：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
第二章深入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党（）
一、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
目标建议（）
二、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三、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
四、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队作用（）
第三章国家制度建设：非常之年的非常探索（）
一、疫情防控下的国家制度建设（）
二、香港国安法：“一国两制”框架的完善（）
三、“一法一规则”修改：建构“全过程民主”（）
四、以代表为中心：选举制度与工作制度的改进（）
五、扎紧制度笼子：人大监督制度的加强（）
六、制定监察官法：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
七、机制创新：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
第四章推动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
一、深入改革国家行政体系（）
二、简政放权与政府职能优化（）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转变政府职能（）
四、构建“人民政府”与转变政府职能（）
五、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与转变政府职能（）
目录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21年第五章法治国家建设：“变局时代”与政治传统的回归（）
一、2020年法治建设的基本精神：维护“变局时代”的
稳定与安全（）
二、2020年法治热点问题（）
三、法律制定与法律适用：政治传统的回归（）
第六章基层治理的综合与结合向度（）
一、党建引领的一核多元（）
二、社会协同与综合治理（）
三、规则规范与公开透明（）
四、简政放权与服务保障（）
五、技术治理及考评问责（）
第七章社会建设的“疫期”实践（）
一、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二、社会治理法治化（）
三、社会治理数字化（）
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第八章中国政治发展的国际反馈（）
一、危机亦是机遇：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提升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
二、全球瞩目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三、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式治理面面观（）
四、世界关注《香港国安法》：“一国两制”制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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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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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事件、制度与能力：中国
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切换、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新常态”与“非常态”交织的新经济形态、持续变化中的中国社会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系统性风险，共同塑造了2020年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基本环境，并在特殊历史节点上提出了“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这一重大政治议程。根据这一政治议程，2020年中国政治建设聚焦于制度体系完善和政治能力建构，在多个领域系统展开：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出发，全面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从构造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撑关系出发，持续推进政治社会建设；围绕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与政党能力建构，深入推进执政党建设；以构造全面约束体系下的“有为政府”为核心，积极推进行政改革；围绕国家制度规则、体制的完善和政治功能的提升，进一步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围绕法律与政治、法治体系与政治能力的平衡，一体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更趋成熟定型，国家政治能力显著增强，政治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更加顺畅，新阶段“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呈现良好开局。有效政治塑造有效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精髓，也是得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72年发展史特别是43年改革开放史的基本经验。包括现代中国在内的现代国家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依托于制度体系和国家政治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以及制度与能力之间的交互作用。（突发）公共事件构成有效政治塑造有效发展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但同时介入政治世界的公共事件所引发的制度反应与能力建构却构成政治发展的重要契机。随着中国在发展阶段上进入新时代，事件、制度与能力之间日趋频繁的互动将成为“新发展格局”之政治塑造的关键机制，亦将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路径。第一章事件、制度与能力：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21年一、2020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评估对年度政治发展环境的评估和把握，是理解2020年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加剧了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20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既具有基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连续性特征，又呈现出若干与众不同的年度特征。第一，历史方位。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2020年正处于“两个一百年”交汇期，百年大党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相互交织。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时代特征、新的时代任务重构着当前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环境。同时，随着“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完成和“十四五”规划的启动，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形成、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内在地需要中国政治体系在职能与功能、规则与制度、结构与主体、行动与过程等方方面面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于维护秩序、促进发展的新要求。对于中国发展时代特征和历史方位的这种深刻把握，与当前中国各种规划体系的建设——如五年规划、中长期规划、行业或领域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规划等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塑造着包括政治发展在内的中国整体发展的时机、节奏与议程。第二，世界与中国。当代中国发展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全局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包括国家关系和全球化进程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在这种全球格局中，中国发展的机遇、挑战、风险都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不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取向产生深刻影响。作为2020年最为重要的全球性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多面向的——一方面加剧了某些国家和经济体“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行为反应，世界因此进入一个需要修复的、“摇晃的全球化”时代；另一方面，对于坚持全球化取向的国家和经济体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事件推动的是全球化的升级与转型，世界各国的深度调整将推动全球化进入一个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对于中国来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的提出，正是出于对国际格局之变化的积极应对。第三，“新常态”与“非常态”交织的经济形态。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发展是政治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以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对经济的要求，而是所有领域；不仅是对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不只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为表征的新时代和新阶段，并在经济增长动力、速度、经济理念、经济业态、经济结构、制度环境等各方面呈现出经济新常态的若干特征。2020年，中国经济仍处于由新时代、新阶段决定的新常态约束之下，但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却打乱了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周期，中国经济因而呈现一种新常态与非常态交织的独特景观。一方面，“新常态”作为长周期因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比如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改革、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在内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继续造成紧迫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非常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状态”不能不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国家、政府之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中国社会的治理能力提出特殊要求。第四，变化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正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一方面是当代中国有意识、有规划的社会建设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包括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在内的“新社会组织技术”突破性进展、中国经济社会累积性发展、人口老龄化等自然历史过程和长期发展的结果。变动的社会产生着作为社会和政治行动者的变动着的个体、群体与阶层，一方面，变动中的中国社会不断向政治体系提出政治诉求，形成持续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议题；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协同发展，政治体系亦不能不对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诉求，不能不对其进行介入、规范与引导。第五，风险与安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放大和凸显了现代社会作为“风险社会”的一面，前所未有地将“风险防控”、安全供给与政治发展联系起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与建议》）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由此“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就成为一项关系全局的政治议题，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成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确保新时代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安全、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成为构建当下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前提。二、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
特殊历史节点的一项新议程2020年中国囊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建设在内的整体发展，是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期而遇中实现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乃至全球发展的影响仍在持续之中，其范围之广、影响至深，迄今尚难以准确估量或测算，因而仍有待于历史的总结。对中国来说，这一事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遇的若干连续性历史事件——如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等中的一环，但就其波及和卷入的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乃至国际关系和外交格局影响力之巨来说，这一历史事件可能是40多年来独一无二的。终其全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统筹新冠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中进行的，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议程——这既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既是一种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应对之策，也是中国整体发展的战略规划；既对当前中国在特定历史方位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概念：“国内循环越顺畅……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1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所谓“格局”，乃是一种基于空间和结构的态势，是一种超越于变化的稳定性，是一种超脱于不确定性的确定性。“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当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客观上面对着国内与国外种种能够估计或不可预料的难题、困境、危机或挑战，如果中国的发展之路想要不被这些难题、困境、危机或挑战劫夺而误入歧路、打乱节奏，那就有必要先立其格局。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历史事件，正是这种种难题、困境、危机或挑战的一个缩影或者表征，也正是这些难题、困境、危机或挑战的放大器。因而，在“统筹新冠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从偶然性来说是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事件所造成之冲击的对冲，从本质性上说是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应对、吸纳现代化进程中危机与机遇的必然选择。第二，新发展格局始于经济领域，终于政治领域。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议题，而始终是政治经济学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国家决策和政府公共政策，构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必需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基于当代中国国家性质和由此决定的经济理论，中国各级政府始终在国内经济循环中扮演者直接的、重要的经济角色。因此，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始终是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变量，而“政治有效性”原则始终是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这就决定了，当前中国提出的“新发展格局”必然同时呈现为经济学和政治学议题，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中必然存在一个“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的交叉议题——政治建设如何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及为了新发展格局之构建如何推进政治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发展，正是这一议题的根本内容。2020年中国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不能脱离中国政治发展的连续性视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2019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制度和治理为主题，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进行了通盘谋划。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而明确将全面制度建设根据《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内容上包括“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时代主题和战略问题。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习近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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