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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学界公认的“关公研究第一人”——胡小伟，带你了解近两千年的关公文化史。
* 本书贯通宗教、经济、政治、社会、民宿、艺术等方面。再现关公文化的发展历程，让你全面认识关公形象。
* 作为一个长期的，影响广泛的人物，关羽的形象从来没有封闭凝固在文字或传说中，而是不断发展变化。
* 将各个不同时代的关羽形象，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生成的背景之中，同时展现在文学艺术之中，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 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作序倾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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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建安二十五年（220），关公兵败荆州，大义归天。近四百年后他在神话中重生，由人而神，由神而圣，直至成为中华民族乃至汉字文化圈不分年代、地域、阶层、行业和族群供奉的文化英雄。历千载而不衰，经六代而愈盛，关公文化似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不解之谜。
本书以文化学的角度，结合大量历史资料，诠释关公在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形象。再现关公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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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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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伟（1945—2014），四川渠县人。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关公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致力研究小说史、中国文化史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著有《中国酒文化（典藏版）》、《关公崇拜溯源》《中国文化史研究?关公信仰研究系列》（五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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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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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兄弟关羽 / 001
第二讲 美髯公关羽 / 011
第三讲 汉寿亭侯关羽 / 021
第四讲 前关平后周仓 / 031
第五讲 上青龙下赤兔 / 041
第六讲 围樊城走麦城 / 051
第七讲 佛家神关公 / 063
第八讲 道家神关公 / 073
第九讲 儒家神关公 / 083
第十讲 皇家神关公 / 095
第十一讲 军队神关公 / 107
第十二讲 财富神关公 / 119
第十三讲 乡里神关公 / 129
第十四讲 江湖神关公 / 141
第十五讲 全民神关公 / 153
第十六讲 移民神关公 / 165
附录一 参考文献 / 174
附录二 现存史迹 / 175
附录三 生平纪事 / 177
附录四 信仰年表 / 181
跋 /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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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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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关公之义
——胡小伟“关学”研究初探
引 言
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家中，有一些人对关公崇拜现象给予关注。例如，杨庆堃在196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中，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人格神崇拜中关公的突出地位，认为关公信仰起到了支持普遍和特殊价值观的作用（杨庆堃，2007，第155 页）；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中，不仅注意到农村中关公崇拜的普遍性，而且考察了关公崇拜如何在国家权力与地方性文化网络的交织中发挥作用（杜赞奇，1994，第127—134 页）；费孝通教授在1990 年代进行地方经济社会调查时，曾隐喻式地描述经营者在供奉财神关公与尊待客户之间的关联（费孝通，2009，第327—328 页）。尽管可以举出这样一些研究例子，但在以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职业为标准的学科群体划分中，属于社会学者这一群体的人对关公崇拜现象的研究是相当不充分的。有幸的是，不属于这一群体的胡小伟先生，却积
二十余年的工夫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胡小伟先生的“关公研究”中的社会学意涵进行探讨。
胡小伟先生有关“关公信仰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社会学意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有理由说，这构成了其整个研究的最重要部分。从小伟先生为其五卷本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关公信仰研究系列》所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到其研究的着力之处与社会学关怀的亲和力。他写道：
如何将各个不同时代的关羽形象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生成的背景之中，凸现其变化的因果联系，以及与同时代其他宗教、社会、民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互动影响，然后又如何展现在文学艺术之中，才是更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胡小伟，2005，第4页）
仅就小伟先生“关公信仰研究”中的社会学意涵而言，内容也非常丰富。本文所选择的视角和内容，并不试图展其全貌，而仅以笔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偏好为基础，择其中有进一步研究潜力者而论之。
在我看来，小伟先生的“关公研究”在某些方面已如登上高峰。在这些方面的研读，不论对个人学识的增进，还是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固然是十分有益的。但从学术角度来看，顺其路再前行，只能拾遗补阙，收递减之边际学术收益。而其研究的另一些方面，则还处于开拓阶段，将引出一系列有“后代”的研究。本文着眼于后者。笔者在此提醒读者，万不能因此而忽视前一方面。
1. 中国的社会规范演化研究：不同范式
文学研究出身的胡小伟先生，注意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取向。然而，与一般文学研究者不同，他将“文化研究”迅速转向对价值体系的关注。他写道：
大概而言，文化现象虽然呈现出多元散射的状况，但是价值体系——或者如唐君毅先生所谓民族“凝慑自固之道”——却始终是“文化”问题的核心。当我们从多元散射聚焦核心时，就是“文化研究”。这就是我对“文化”的理解，也是我研究关羽崇拜的主要旨趣和方法。（胡小伟，2009，第5页）
从制度研究视角来看，小伟先生所说的“价值体系”，包含在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社会规范中。而社会规范的变迁，具有演化的特点（哈耶克，2000；诺思1994，第50—62 页）。而小伟先生着力的关公崇拜中的价值体系研究，也选取了演化视角，这在他的下列陈述上表现得异常生动、明确：
如果以三国史籍立论，后世有关关羽的种种传说故事，自然是赝品，不劳分证。但“关羽崇拜”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历代相沿，积微见著，蔚成大观的。（胡小伟，2005，第3页）
这样，他所关注的，远不是作为自然人的关羽，而是作为社会演化现象的关羽，或者说作为社会价值的人格化的关羽。
如果说，上面的这些陈述只是说明小伟先生的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有某些相同的旨趣，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才是更令我们感兴趣的：在蕴含着社会规范演化的关公崇拜的演变中，体现出中国历史上社会规范演化怎样的模式？其演化和怎样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有关？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小伟先生的研究凸显出特色。
围绕这一问题，传统的研究范式是“家族—国家”，即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和国家的互动中，以及在家族规范和国家规范之间的互动中研究中国社会规范的演化。具体而言，则是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以围绕科举制形成的学场为中介，探讨连接家族和国家的社会规范演化。循此范式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不再详述。
小伟先生的“关公研究”，则跳出了上述范式。他紧紧抓住关公崇拜中超越血缘的价值规范“义”，进而联系“市场、江湖”等社会结构因素，再连接国家权力的介入，形成了“超家族—市场、江湖—国家”的研究范式。在他的著作中，有关“唐宋转型”“江湖社会”“‘义’之为道”“异姓结义”等章节，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研究范式。（胡小伟，2009）小伟先生的研究，非常强调市场与社会价值规范中的“义”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其实司马迁《货殖列传》早已明言“牟利冲动”的不可抗拒性质。既然人自为利，商业伙伴也不可尽信。邻里可以“无情”，伙伴也可以“卖假”。于是“轻死重义”之“义”，包括“恩义”“情义”“信义”等亲宗法制度以外，平等相交的相互规范，开始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新准则。（胡小伟，2009，第78 页）
唐宋经济社会变迁而形成的“江湖社会”扩张，是小伟先生分析关公崇拜兴起的重要线索。他写道：
中唐以后中央重负端赖水网运输，“仰食东南”的现象愈来愈明显。……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直接决定着都城的设置和后续命运，也是后世所谓“江湖社会”兴起之由。而流动社会中如何形成、维系平等交往的人际关系，则又是“隐秘社会”崇尚关公的重要原因。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胡小伟，2009，第79 页）
事实上，在小伟先生之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指出了关公崇拜和市场经济发展、血缘团体的局限性之间的联系。黄华节在《关帝的人格与神格》中指出，时至清朝，自然经济和血缘团体逐渐解体，多姓氏村庄开始增加，出现了大批客商和游民。这些新群体无法依靠血缘关系来增强团结、保护共同利益，于是求助于关公的忠义象征来维持，关公形象被作为交友之道的原则，使关帝庙在各地变得更加普遍。杜赞奇也注意到黄华节的这一论述。（杜赞奇，1994，第129 页）因此，小伟先生可以说是承续了这一研究路径。然而，不论从资料的充实、还是从相关问题的延展等方面看，小伟先生的研究仍有自己的特色。
“超家族—市场、江湖—国家”的研究范式和传统的“家族—学场—国家”的研究范式并不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借用小伟先生的说法，“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胡小伟，2009，第79 页）
2.“义”的研究路径
当把关公崇拜中内含的社会规范聚焦于“义”时，自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义”在社会规范中有怎样的意涵？其意涵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这就涉及对“义”的概念史考察。如果探索古代典籍，那会看到，管子、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等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对此都有论述，从这些论述中也不乏可引申出对“义”的不同侧面的理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伟先生并没有循此路径展开他的思考。他指出，古今学者对“义”的讨论很多，“但多由典籍引论，概念推衍，鲜见从社会文化角度立论者”。（ 胡小伟，2009，第89页）
在这里，我们不追究从典籍引论进行研究是否也属于社会文化角度立论的路径之一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且跟随小伟先生，看他如何解决从社会文化角度去考察“义”的技术路径问题。换言之，如何更贴近“超家族—市场、江湖—国家”的研究范式来考察“义”？他采取的一条技术路径是，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有关内容来分析人们的思维方式。“小说是唐代新兴的民间文体”，而据小伟先生的考察，唐宋社会转型是“江湖空间”形成的重要背景。因此，小说的兴起和江湖社会有密切关联。小说是比典籍更有“市场、江湖”渗透力的文化形式。可见，小伟先生以小说为其研究“义”的技术路径，是和他对关公崇拜中的价值规范演化的大思路相匹配的。
小伟先生以小说为线索对“义”概念史的考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义”字本身的意涵及其演变；另一方面则是“义”与其他的字（这些字也有社会规范意涵）组合成的词的意涵演变。他写道：
1989年3月我在澳洲，曾有机会应华裔学者Phd.Mable Lee的邀请，在悉尼大学一个中国问题系列论坛上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点就是从关羽何以为“义神”，谈到“义”在中国伦理中具有多重组合功能，如“仁义”“忠义”“信义”“情义”“孝义”“节义”“恩义”等。（ 胡小伟，2009，第89 页）
这些考察的收获说明，他选择的这条技术路径是有效的。
小伟先生选择的尽可能贴近现代考察社会规范的研究路径，和社会学有亲和性。当然，社会学者在考察现实社会运行中发挥作用的社会规范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首选对当事者的调查。在他们看来，“义”规范的内涵存在于现实运行的社会中，其现实性超于典籍乃至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我相信，社会学者通过田野工作对当事者的“义”认知及其借助“义”规范互动的研究，将会和小伟先生的文学文本“义”研究形成呼应。
3. 关公崇拜与中国社会中的自组织
上面讨论中涉及的市场和“江湖社会”，都和自组织有关。组织是遵循一定规范的集体行动体，人们所循规范的特性影响着组织规模和运行特征。关公崇拜中既然蕴含着特定的社会规范，那么逻辑上的合理推论是，它会对自组织规模和运行特征有所影响。
最富于扩展性的自组织形式是市场。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研究欧洲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规范的关系时，曾指出了这样一个过程：小规模的村落贸易存在于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内部，这种密集关系网内部的非正式的规范保障了交易秩序，也使交易成本很低；随着贸易的扩展，交易参与者不再只是密集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成员。所以仅仅靠这些关系网内部的规范来保障交易秩序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交换中的冲突增加，交易成本上升。这时，跨越了初级的密集社会关系网络的宗教戒律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的扩张，具有不同宗教信仰者的介入，宗教戒律的作用也不够了，于是，和政治相联系的司法体系、相应的产权保障制度发展起来。（诺思，1991）
诺思叙述的内在逻辑是：市场扩展带来交易成本提高的问题；为应对这一问题，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规范因能降低交易成本而得以发展。循此逻辑，在小伟先生有关关公崇拜的扩展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既有相似而又有所不同的过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套基于血缘、家族的规范体系。这套体系，和诺思讲到的基于密集社会关系的规范有一定的对应性。当人们的活动主要是在基于血缘的家族系统中进行的时候，这套规范体系是起作用的。但是，当活动超出家族系统之后，仅依靠家族内的规范来协调交易秩序便力所不能及了。那么，中华民族的先人们该怎样维系秩序？该遵循何种规范维系秩序？这时，“义”的作用便凸显出来，关公崇拜的意义也凸显出来。“义”是跨越家族体系的，是在非血缘关系人之间、甚至在陌生人之间通行的规范。如果与诺思上面的论述作比较的话，则“义”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诺思所说的不同于密集人际关系规范的更有普遍性的宗教规范。这对于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展规模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小伟先生虽然并未着力于研究关公崇拜中的价值规范对自组织规模和运行特征的影响，然而，他在关公崇拜的演化过程研究中采用的“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的方法，却对这一研究有重要的帮助。所谓“内史”方法，是注重于关公崇拜中价值内涵本身的逻辑演化；而“外史”方法，则是将关公崇拜中的价值体系的演化作为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来理解。小伟先生采用的两者结合的方法，为社会学者结合关公崇拜研究社会自组织规模和运行特点的演化，提供了线索。
4.“义”与企业家精神中的伦理规范
在我读到的小伟先生的文章中，尚未见到将关公崇拜中的“义”和企业家概念明确联系起来的阐述。但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我认为有理由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并作为小伟先生的研究工作的自然延伸。一是在他的研究中，在讨论关公崇拜和市场经营活动的关系时，非常注重“义”和“利”的关系。他注意到明清两代商人中的“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以义取利，而更无不利也”的种种说法，认为“关公作为‘义神’，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制衡作用”。（胡小伟，2009，第485 页）固然，经营者并非都是企业家，但经济企业家一定是经营者，二者的精神和规范有相通之处；二是小伟先生的关公文化研究，强调价值规范的延续性（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点），故此将“义”联系今人十分关注的企业家精神，也并非牵强。基于这两点考虑，我们在这里考察一下“义”与企业家精神中的伦理规范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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