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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于经济政策与企业出口表现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不足,也为中国实施更加有效的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书拓展了现有文献对地区指向政策的研究深度,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提供了经验支持,实现了现实经济政策、经济理论与经济现象之间的良好融合。
內容簡介:
高速增长的出口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本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企业排污等数据库,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出口加工区、地方金融发展、劳动保护和环境规制政策等角度,阐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变化的原因与微观作用机制。本书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于经济政策与企业出口表现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不足,也为中国实施更加有效的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關於作者: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等期刊;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与教育 部项目。
目錄 :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
1.3 本书的内容与结构安排
1.4 创新之处
第2章 中国企业出口的政策环境
2.1 中国的产业政策
2.2 中国的地方金融发展政策
2.3 中国的劳动保护政策
2.4 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
第3章 政策环境影响企业出口的理论分析
3.1 比较优势理论
3.2 新贸易理论
3.3 新新贸易理论
第4章 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出口
4.1 引言
4.2 出口加工区
4.3 数据和指标
4.4 回归方程
4.5 回归结果
4.6 小结
第5章 地方金融发展与中国企业出口
5.1 引言
5.2 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
5.3 信贷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
5.4 城市商业银行与民营企业出口
5.5 机制分析
5.6 城市商业银行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出口差距
5.7 小结
第6章 劳动保护与中国企业出口
6.1 引言
6.2 文献述评
6.3 回归方程与数据说明
6.4 回归分析
6.5 异质性分析
6.6 机制分析
6.7 小结
第7章 环境规制政策与中国企业出口
7.1 引言
7.2 文献述评
7.3 环境规制政策背景、指标构建、回归方程与数据说明
7.4 回归分析
7.5 异质性分析
7.6 小结
第8章 结语
8.1 理论总结
8.2 政策含义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1.1研究背景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从一个封闭经济体发展成外贸依存度很高的经济体。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企业的出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演变成为全球的制造和贸易中心。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2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为更加细致地了解中国出口近年来的演变规律,我们使用2000—2015年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产品层面出口数据,从所有制、区域、行业角度对中国出口进行更深入的描述统计分析。
第一,所有制层面。在改革开放,尤其是2001年“入世”的推动下,如图1.1所示,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目前中国企业对外出口的主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在2002年之后出口额的上升尤为明显,这说明“入世”带给民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福利是更为巨大的。
表1.1进一步描述了各类所有制企业在2000—2015年间出口额占比的变化。如该表所示,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占比从2000年的47%迅速地下降至2006年的20%,而之后年份的出口额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外商独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出口额占比在样本期间增长迅速,二者出口额的占比分别从2000年的24.69%与0.85%,快速地增长至2006年的39.06%与17.42%,之后年份这两类企业的出口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在各年出口额中所占份额变化情况并不明显。
第二,区域层面。对外贸易区域结构主要包括内部区域结构和外部区域结构。内部区域结构即国内的地区结构,指东中西部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或地位,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外部区域结构即出口国别(或地区)结构,是对外贸易的国别(或地区)分布,指在一定时期内各国、各地区在对外出口中所占的地位,用某一年份中国对该国(或地区)的出口总额来表示。
中国出口贸易内部区域结构的变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凭着国家优惠政策与靠近大港口等地理优势条件,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崛起;而中西部地区则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劣势。如图1.2所示,中国东部地区的出口额相比中西部地区遥遥领先。
中国内地对这五大贸易伙伴的出口总额的变化情况如图1.3所示;除2008年前后几年之外,美国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国。
第三,行业层面。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与经济的发展,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出口商品的结构也不断优化。中国出口产品在行业层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据主导地位。截至2015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占比已经超过了95%(如表1.2所示)。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出口主导产品。中国出口导向战略首先大力发展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加工贸易产品。
我们进一步描述了不同融资依赖程度行业的出口额、出口额占比的变化情况。我们使用ISIC三位数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只考虑制造业数据),根据该指标的分位数将行业分为外部融资依赖度高、中、低三种类型,并结合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绘制了三类行业出口额、出口额占比的变化趋势。图1.4显示,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的出口额远高于其他两类行业,且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的行业的出口额在样本期间不断增加。图1.5显示,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的行业的出口额占比在2000—2006年间增长迅速,而同一时期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低的行业的出口额占比迅速下降;三类行业出口额的占比在2006—2015年间基本保持稳定。
1.1.2 问题的提出
图1.2表明,中国近年来的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表现尤其突出。与此同时,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出口鼓励政策(例如建设出口加工区)。由此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些政策在促进出口方面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其条件是什么?出口鼓励政策促进出口的微观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本书第4章将研究这些问题。这些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在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出口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形势严峻,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便是中国因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而可能出现出口下滑:一方面,自动化技术在发达国家的广泛应用及其使用成本的持续下降,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成本(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8),减少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离岸外包与进口的需求(Faber, 2020);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使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不断地向低收入国家转移的压力(熊瑞祥等,2021)。由此带来的一种担忧是,中国似乎正在丧失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而使得出口增长不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对现有出口鼓励政策效果的科学评估,来寻求未来借助政策调整而进一步释放出口带动效应的可能空间。
图1.1与表1.1显示,2000—2015年间,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额与出口占比显著上升。由于进入国际市场需要事先支付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发货和收款之间时滞较长且国际市场风险较大,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对融资的需求更大,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不利影响(Chaney, 2016; Manova, 2013)。而中国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主要服务大企业(林毅夫等,2009),民营企业很难从大银行获得贷款(Allen et al., 2005;林毅夫、李永军,2001)。民营企业出口的高速增长似乎成为了一个谜团。那么,是否存在替代性的融资途径以满足中国民营出口企业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呢?如果存在,这种替代性的融资途径促进民营企业出口的微观作用机制是什么呢?本书第5章将研究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依靠牺牲劳动者福利或损害环境质量的出口增长模式既不具有可持续性,也不具有社会合意性。为了在保护劳动者福利、保护环境与促进出口增长之间做出科学的权衡取舍,我们需要对劳动保护、环境保护的收益与成本进行全面而准确的估计。为此,亟须回答的问题是:加强劳动保护、环境保护是否会给中国出口带来负向影响?如果会,负向影响到底有多大?如何降低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影响出口的微观作用机制是什么?本书第6章和第7章将研究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缓解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对出口的负向影响,兼顾“劳动保护、环境保护”与“出口增长”两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