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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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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讨当代中国乡村大转型过程中，与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制相对应的，自下而上的村庄自组织和共同体之孕育，以及其中的社会连接、内生秩序、自治机制等议题。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进社会建设、培育基层自治型的内源性社会组织。“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书中的各章主要依据民族志书写的逻辑展开，在描述刘老会实践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分别对援用的“合作治理”“社会资本”“公共性”“新传统”和“参与观察”等有关理论和方法展开讨论。在农村深度老龄化的今天，本书作为一项乡村内源性公共组织与村民自治视角的老人会研究，可以说具有深刻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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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当代中国乡村的老年人业已成为在地乡村振兴的重要对象与主体。应对农村深度老龄化，怎样的村庄老人会能够成为互助养老自供给的有为主体？村庄老人会又能否有效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事业？这实为一项重要但仍贫弱的乡村发展研究课题。
本书通过对浙江东部一个自治型村庄老人会的长期人类学追踪研究，复原并探讨了该组织近三十年的“自供给式”互助养老以及参与“空巢村”治理的运作机理、兴衰过程，进而讨论市场化、城市化等几大要素交互杂糅作用下的村庄大转型议题。此个案涉及“内源性”“社会资本”“公共性（领域/规则）”和“新传统”“积极老龄化”等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和范式，通过精微研讨，期望抛砖引玉，推动学界进一步开展与当代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制度、规制相联动的，自下而上的村庄自组织（包括老人会）和共同体之形成及其中的自治机制、内生秩序、社会连接等议题的研究，回答我国城乡基层治理基本体系中“三治融合”之“自治”为何重要、何以可能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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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阮云星，京都大学法学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人类学、赛博格人类学、东亚文化遗产人类学等。主要学术作品：《中国の宗族と政治文化－現代「義序」郷村の政治人類学的考察－》（专著，2005）、《政治人类学：亚洲田野与书写》（主编，2011）、《吸纳与赋权：当代浙江、上海社会组织治理机制的经验研究》（合著，2016）、《赛博格人类学：全球研究检视与当代范式转换》（主编，2021）等。主要学术兼职：中国社会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等。
相丽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硕士。
褚雯莉，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硕士。
崔若淋，香港大学社工硕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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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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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也给我们留下新课题，诸如（１）并非所有区域的内源性因素基本面都与现代公共组织要素相接近，社会关联碎片化、低参与性状的社区（在城乡流动性增大、并村治理常态化时代该问题更加凸显）如何培育内生性的公共组织？外部公共组织是否能在这样的社区实现治理绩效？进而，社会关联碎片化、低参与性状本身是不是一组伪命题，也许仅仅是因为在这些社区尚未挖掘出关联性、激发出诉求？另外，关于“个体化”学理、社会性别视角的乡村老龄化问题、 乡村内源性公共组织的“内卷化”、社会公共性衰落课题同样需要关注。（２）在乡村治理研究中，面对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不同视角的切入，面对国内外比较研究，如何形成具有诠释力的理论，尤其是理论的“中程（层）化”工作，包括理论分析的下降分解与案例经验的概念上升，如何在相对薄弱的当下研究中有所发展和突破？（３）有关“自治”·“内源性”·“公共性”议题的理论研究，尤其是相关的基础（元）理论的研究更需要加强，尤其在如今高新科技快速迭代，并全面卷入人类生产·社会生活·城乡及全球治理与智识生产的赛博格时代。所有这些，都期待学界同仁的持续研究和全球视野的当代中国城乡互构之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建设或曰村庄大转型的时代而言，带有制度建设意义的重要举措，莫过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和法定村民自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尤其是乡政村治、村民自治的确立，为中国农民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自主团体生活和社会基层自治提供了法理依据和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农民在乡村（村庄）中自主结社、“三自”（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践和构建村庄共同体的现实可能性。这种衔接现代法治民主国家构建之公民养成、社会建设的重要的乡村制度与机制的确立，与应对和反思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全体主义式的国家管理带来的经济社会以至政治危机有关，亦即，在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国际背景下，当代中国如果不融入国际社会，采用市场经济和培养社会、现代管理的国家治理方式，就会被开除球籍；中国农村社会如果不改变“政社合一”——政治上“阶级专政”（包括成分论在内的“五类分子”敌我阵营及管制）机制和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方面“均贫大锅饭”“破四旧、立四新”（摧毁一切民间组织和传统文化）——的形貌和机制，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发展都将难以为继，整个中国社会和国家管理也将因最终无法获得稳定性和合法性而难以为继。因此，乡村研究者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需有一些起码的全球政治经济、中国乡村史的素养和问题意识，何况，尤其在村庄共同体的议题上，无论从比较文明史视角，还是本土社会发展直面之问题的脉络看，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结构性地缺失小共同体的社会机制与制度保障的问题，都是需要探究和应对的课题。
在笔者看来，晚近学界有关“大共同体本位”论、“权力的文化网络”论和“内发型”发展论等的讨论和研究成果，也对理解和对话本书课题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和若干生产性的话题。
……
具体到本书的田野点和个案，则是源于笔者一直以来关于社会关系·组织的现代转型研究之旨趣，以及刘村案例与此研究旨趣的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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