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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 本书是契诃夫的笔记精华集锦,除了创作手记还有大量类似今天微博上会大量转发的金句,甚至段子,是一本内容极其有意思、轻松易读的文艺类书。 ★ 本书译者是国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已故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这个译本的出版、再版史,也是贾植芳命运变化的一面镜子,可以作为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史、文化史的见证。 ★ 特邀著名学者洪子诚为本书新版撰写导读,将旧书、旧译本连接到新读者。 ★ 精美设计,别具一格,舒适开本,盈手可握,以崭新的面貌重返经典,致敬那些我们心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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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契诃夫有许多手记本,里面是他在生活中随手记下的瞬间感触,将来作品的腹稿、速写,读书心得,以及从别的作家的书中抄录的拔萃。手记既是他的文学创作备忘录,也是他成熟期作品的索引。在他去世十年后,他的妻子克尼碧尔经过严格的选择和整理,形成这部《契诃夫手记》公诸于世。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曾经与人一起将《手记》译成英文出版。中译本最初于1953 年发行,随着译者贾植芳的偃蹇命运在图书馆尘封近三十年,直至1982 年重新印行,用他的话说,这个译本的命运也是他的生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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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安东· 巴甫洛维奇· 契诃夫(1860—1904),本职医生,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从幽默讽刺小品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代表作有《一个官员之死》《变色龙》等;后专注中短篇小说,创作了《万卡》《第六病室》《带小狗的女人》等大量杰作;晚期转向戏剧创作,有《樱桃园》《三姐妹》等对现代戏剧的发展影响深远。他还曾远赴萨哈林考察俄罗斯流放地,写出了独具一格的纪实作品《萨哈林旅行记》。
译者简介
贾植芳(1916-2008),七月派作家、著名学者,主持创建了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早年就读北平教会学校,后留学日本,“七七事变”后,弃学归国抗战。一生颠沛流离,多次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1952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11年,1966年被定罪判刑12年。1980年平反,恢复教授职务,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作有《贾植芳全集》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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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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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洪子诚
1982年版题记
译者前记
手记
题材·凝想·杂记·断片
日记
补遗
附录一 契诃夫的临终
附录二 契诃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题材
附录三 契诃夫年谱
我的三个朋友
新旧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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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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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节选(洪子诚)
贾植芳说契诃夫让他“像一个人那样活了过来”,“像一个人”的“人”没有前置词和后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普通的人。契诃夫作品的人物图谱中,基本上也是一些“小人物”,用当代一个奇怪的概念来说就是“中间人物”。我们从里面找不到搏击风浪的英雄,其实也可以说没有典型的坏蛋、恶棍。他刻画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各色人物:地主、商人,乡村教师、医生,农民、大学生、画家、演员、小官吏、妓女… …其中,知识分子占有重要地位,也倾注作家很多的复杂情感。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有道德理想、有庄严感,不倦想象、追求着有价值生活目标,并自认为对人类怀有责任的人。但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缺乏行动力,生活在乌托邦梦幻烟雾里,什么大事都做不成的人。《手记》中有这么一条,“伊凡虽然能够谈一套恋爱哲学,但不会恋爱。”——贾植芳先生加了一个很好的注释,指出了这里的双关义:契诃夫之兄名伊凡,“伊凡泛指俄国普通人,以至有‘俄国伊凡’之说”。
这样的人物自然难以鼓动起读者的斗争热情,契诃夫也不会有这样的打算——从《手记》中知道,他质疑将人类历史看成战斗的连续,将斗争当作人生主要东西的看法。那么,这些“灰色”人物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作为艺术形象他们的意义何在?或许可以用曾是契诃夫同胞的纳博科夫的话作答:
……契诃夫暗示说,能够产生出这种特殊类型人物来的国家是幸运的。他们错过时机,他们逃避行动,他们为设计他们无法建成的理想世界而彻夜不寐;然而,世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充满着如此丰富的热情、强烈的自我克制、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道德,他们曾经存活过,也许在今天冷酷而污浊的俄罗斯的某个地方,他们仍然存在,仅仅这么一件事实就是整个世界将会有好事情出现的预兆——因为,美妙的自然法则之所以绝妙,也许正在于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论契诃夫》,薛鸿时译)
契诃夫在写作上严格面对现实生活;他努力拓展生活的疆域,但从不写他不熟悉、未曾深入体认的事物。《手记》中说,哈姆雷特不该为梦见的鬼魂奔忙,“闯入生活本身的鬼魂更可怕”。他的作品——小说、戏剧,也包括这本《手记》,给我们许多启示、感动我们,犀利的观察和评述推动着我们的思考。当然,我们也会有疑惑,也会与他磋商,甚至暗地里发生争议。譬如:对人性的理解(“邪恶——这是人生来就背着的包袱”;爱、友情并不可靠,而仇恨“更容易将人团结在一起”);对女性品格更多的苛求;对自然科学、科技发展推动人类进步的理想化想象……但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个热切追求理想生活和人的高度精神境界,不断揭露虚伪、庸俗、欺诈、暴力的作家,在世和死后,却会受到冷漠、无倾向性、无思想性的责难,以至在他死后50多年,爱伦堡在《重读契诃夫》中,还要用很多篇幅来为他辩护。
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一是契诃夫很少在他的作品中发表政治见解,在俄国当时的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纷争中,从未明确表示他的派别立场和意识形态归属。另一方面,则是他看待生活、看待人的方式。对于责难他曾有这样的回应 :“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论者,不是僧侣,不是冷漠主义者……我憎恶一切形式的虚伪和暴力”;“当然,我的小说中平衡正负关系的努力是可疑的。但要知道,我并不是在平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对我并不重要,我关注的是人物的虚假和真实。”
“平衡”这个词,也可以用分配、调适来替代,可以理解为慎重处理对立物关系。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说过,俄罗斯精神结构中具有两极化的对立倾向,一切事物均按照正统和异端来进行评价;俄罗斯人不是怀疑主义者,不大了解相对的东西。契诃夫对这一特性也有深切了解,他警惕、抵抗着这种极端性。《手记》中写道:“在‘有神’与‘无神’之间,隔着广大的空间。……俄罗斯人都知道这两个极端之中的一个,但对于这中间却毫无兴趣。”契诃夫在“有神”与“无神”,爱与恨,观念与行动、真实与美,犀利的揭发与体谅的同情……之间的“平衡”,从根本上说不是导向无原则的中庸、冷漠,而是尊重事物的复杂和多样,并最终为常识,为弱者,为普通人争取到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在“可疑”的平衡正负关系的努力中,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艺术创造的自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契诃夫的处理方式,也提供了后来讨论这一无解问题的绝佳“案例”。“案例”这个词,来自爱尔兰诗人希尼,他写有《尼禄、契可夫的白兰地和一根敲击棒的有趣案例》(The Interesting Case of Nero, Chekhovs Cognac and a Knocker 吴潜诚译,《希尼诗文集》中马永波译为《尼禄、契诃夫的白兰地与来访者》)。这里牵涉到契诃夫一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890年30岁时的萨哈林岛之行。这期间,契诃夫已经确立了他的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他执意长途跋涉去考察囚禁各种罪犯的“罪恶之岛”的决定让莫斯科的朋友吃惊。契诃夫认为,作为一个帮人解除病痛的医生,有权在世上占有一定位置,但是在许多人得不到自由,遭受苦难、折磨的情况下,从事修辞写作和艺术演练,岂不是对生命的冒犯、亵渎?他需要有所证明,他决定进入这个“罪恶之岛”,与囚犯一起生活,写出类乎见证之书的考察报告。临出发时,朋友送他一瓶高贵白兰地,在六个星期的舟车劳顿中一直珍藏。待到达萨哈林岛的那一天晚上,才开瓶畅饮这琥珀色的醇香的酒。希尼将这看作是象征意义的一刻:白兰地不仅是朋友的礼物,也是契诃夫的艺术:他对周围的苦难毫不退缩,他有了回应而获得心安,获得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内心的平静。
这里涉及严肃、真诚的艺术家经常面临的艺术与真实、与生命,歌唱与苦难的紧张关系。如同希尼说的,诗歌、艺术无论怎么有所担当,总有一种自由的,不受束缚的因素,总有欣悦、逃遁的性质。因此,艺术家在抉择上,在契诃夫所说的“平衡”上的工作并不容易,这种调适和平衡也无法一劳永逸。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之行,是以亲身深入苦难之境的行动来介入,也以撰写类乎“见证”的,波兰诗人Z·赫伯特的“敲击棒”式的文字(赫伯特写有题为《敲击棒》(A Knocker)的诗:“我的想象/是一块木板/我唯一的乐器/是木棍”),以面对实实在在的苦难和生命,来试图减缓、解除诗歌、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冲突。
我第一次读契诃夫作品是1954年,那年开始上高中,从《文艺学习》读到他的《宝贝儿》,也从这个杂志的封面见到他那标准的大胡子、带夹鼻眼镜的画像。当时并不觉得《宝贝儿》有多好,还认为他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后来才知道他死时只有44岁,这样的年龄,在我们这里还算是青年作家。原先以为只有艺术家会短命(莫扎特、舒伯特、梵高……),一直的疑问是,这样的成熟、睿智、节制、美丽的文字,怎么会出自30余岁人的笔下。契诃夫无疑属于那种将真理、正义放置在首位的作家。但是,他的艺术实践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艺术、文本的内部,是否也可以取得一种歌唱和生命紧张关系的平衡?而纯粹的,并不传达救赎讯息的美本身,是否也是增加世界良善的“救赎”的力量?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事实上,无论是契诃夫,还是希尼,都是将艺术、歌唱与现实政治的冲突,看作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邂逅;契诃夫也明确将他的“赎罪”行为看作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无意将这些普遍化,无意将践行自己理念的行为扭曲为一种准则,而让其他人都处于“道德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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