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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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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李鸿章何以身处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伴四代君主，纵横政治舞台数十载？在此书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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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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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长期手绾兵符，掌控装备精良的淮军，创建北洋海军，出任封疆大吏，活跃在晚清政坛四十年之久，这一路扶摇的背后，值得探究的是他的幕僚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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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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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跃峰 安徽来安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工作，1995年晋升教授，发表论文100余篇，独著、合著各类著作十余部，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三等奖，荣获“省优秀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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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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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略施小计，便解了困厄
徽州失守，太平军便浩浩荡荡杀向祁门。此时祁门大营只有张运兰老湘营一军，人马不足三千。若是太平军大队来攻，祁门是一个死地，部队要作战也施展不开，将会束手而成为俘虏。
曾国藩只得让老湘营派出一队，防守在距老营十里外的羊栈岭。一面派快马飞报景德镇的左宗棠，让他把住通往祁门的南通道，这是祁门向外的唯一粮饷和书信通道；再派人向宁国方向奔走，去找鲍超，让他率霆军火速救祁门湘军大营。
此时，太平军兵分三路向祁门方向而来，好在他们并不知道湘军大营就在祁门，他们的军事目标是西攻武汉，解安庆之围，因此进攻祁门并无必取的决心。祁门只是一个小县城，山深林密，地贫粮少，毫无必取意义。
因此，从南面行进的太平军，遇到左宗棠的楚军，打了几仗。左宗棠保卫祁门大营心急，又是楚军初建，不会轻易放过太平军北去攻祁门的。因此，两军的志向不同，太平进攻几次失利，便不再进攻。
同样，从东面行进而来的太平军，遇到老湘营在羊栈岭的阻击。湘军凭借险要地形，又有誓死保卫湘军大营的决心，虽敌军十倍于己，但仍然攻打不下，仗打了三天，羊栈岭仍在老湘营之手。
但是，湘军老营里却极度恐慌，有人竟准备行装，打算偷偷溜走了。彭寿颐、杨国栋等人，也劝说曾国藩逃离祁门。但曾国藩如何能走，他一面照常批阅文件、读书、写字，一面向部属发出严令：有朝廷命官，敢不听军令离开祁门者，杀无赦。
恰在此时，忽然接到咸丰帝的加急命令，说英法联军逼近京城，严饬曾国藩迅即率兵驰援。太不可想象了！
曾国藩接旨哭笑不是！他自己身处危难，还期盼别人来救，哪还有兵驰援京师呢？
实际上他和咸丰都是一场虚惊：英法联军不会攻打京城；太平军西征部队此时已经撤离西去了。可是，他和咸丰帝却都不知道。自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时战时停，先后延续四年。咸丰十年六月（1860 年 8 月）扩大战争，将战火烧向京、津。连续打败僧格林沁和胜保的“王牌”军，逼近北京城。咸丰帝惊慌失措，留下恭王奕应付局面，自己率妃嫔宫监和亲信大臣仓皇逃亡热河。同时接受了胜保的建议，在逃亡途中发布谕令，让各地督抚派兵“勤王”。
第一道命令便是发给曾国藩的，让他驰援京师，并把湘军骁将鲍超及其霆军交给胜保指挥。命令是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送到曾国藩手中的，正是徽州被太平军攻克的第二天。
曾国藩不光无兵可派，而且又想，这个胜保也太损，湘军大将不少，偏偏要鲍超和霆军交胜保指挥。
在祁门紧张时，曾国藩恼恨鲍超去四川探亲不归，他再三追逼，鲍超才来到祁门。有了鲍超，他心里才多少有点底，但鲍超才来祁门四天，胜保就要他归其麾下。眼下，只有鲍超是他的救命军队，胜保却要借天子之名，包藏祸心，拉为己有。
曾国藩太了解胜保了，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在直隶侥幸打败太平军林凤祥残部，竟捞到了钦差大臣的头衔。后来又围李开芳于高唐，数月不克，惹恼了皇帝，把他充军新疆。时因清廷危难，胜保向朝廷通关节，又把他召回，发往安徽军营效力。
胜保虽有野心，但手中却无军队，所以，到处抓军队，不惜招降纳叛，收买皖北捻军叛将李昭寿，接纳安徽团练头子苗沛霖，企图把他们的军队拉为己有。曾国藩在奏报中久已了解胜保其人，一到安徽就看穿了他的 阴谋。
如今，胜保借皇帝的尚方宝剑，想把他的“霆军”拉为己有，这是他把阴谋用到湘军里面来了，真是无孔不入！
曾国藩心想：绝不能让胜保得逞！然而，煌煌圣旨，谁有胆子拒绝！如今，皇帝蒙难，湘军若不相救，还要湘军何用？曾国藩左右为难，若拒派勤王之师，难逃抗旨之罪。胡林翼的消息比曾国藩一直都快些。差不多在圣旨到达同时，胡林翼的信也送到了曾国藩手里。但是，由于是皇帝的谕令，这位密友也没给他好主意，只是极为隐晦地写道：“疆臣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
曾国藩既没有好主意，又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中，连日坐卧不宁，几有再度自杀之意。相传，他再次向左右交代了后事，写了份遗折，准备自杀。正在这时，李鸿章推门进来，给曾国藩出了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来。他的意思是，进京“勤王”一事本是空话，对皇帝没有一点好处，同时也是来不及的举动。现在英法军已经打到了京城，如果他们要捉拿或加害皇帝，以外国的洋枪洋炮，太容易做得到。即使皇帝逃去热河，那里的防守还远不比京城，几天之内便可追达。现在，湘勇尚在几千里外的安徽，即使我们加倍赶路，等到了京师，什么事都已见分晓了。何况，我们并无军队 可派。
曾国潘几天里都没想到这一层，幕僚们也无一人这么想，只是在勤不勤王上打转转。听了李鸿章明晰的分析，他又问：如何处置皇帝的上谕？
李鸿章十分轻松地说：洋人进攻京师，绝没有占据京城和加害皇帝之意，他们不过是借战争给皇帝施加压力，想占中国的便宜罢了。三国连衡，要的是金帛子女，断无灭国杀君之变。
李鸿章接着分析，皇帝走前留恭王在京与洋人讲和，恭王的办事能力极强，应付外人绰绰有余，京城也不会出乱子。所以，恩师的举措只能是“按兵请旨，且勿稍动”a。李鸿章说，恩师马上拟一奏折，言称由皇帝再下谕旨，勤王事大，一个鲍超不足应命，在恩师和胡中丞二人中选一个率兵入京。这自然是表面文章，等到奏折送到京师，由京师再转热河行在，结果早就有了，皇帝绝不会再令恩师率兵勤王的。
曾国藩听了李鸿章的分析，佩服这位高足的机灵，更佩服他对如此大局的掌控把握，认为不光是湘军之中，怕是朝廷上下也难有李鸿章的明白果 决了。
他与胡林翼协商后，按李鸿章的意思于九月五日（10月18日）向北京发出奏折。当然，他也没有绝对把握，保准皇帝不让他再行勤王，也做了一番准备：他准备一旦北援，就率一万军队前往，饷项由胡林翼供给。如果皇帝命胡林翼北援，湘军便撤至湖北，暂不进攻安徽。但是，无论是谁前去，安庆之围都不能撤。等了差不多一个月，到九月二十四日（11月6日），便接到从热河发来的“廷寄”b，说议和已成，毋庸北援。
祁门虽说是“死地”，但它隐于群山环抱之中，太平天国的南路军队几度路过，皆不知曾国藩就在那里。即使是李秀成率大军通过，走到羊栈岭，进攻黟县，继攻休宁的柏庄岭时，遇到鲍超的顽强抵抗，他也只是试探性地打了一仗，便主动退走了。曾国藩终于逃过一劫。
当鲍超退回祁门拜见曾国藩时，幕僚们像见到救命的亲人，一齐迎出大营门外。鲍超赶忙下马行礼，曾国藩走上前抱住鲍超激动地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说着说着流下泪来，不能自持了。
曾国藩怕太平军再来进攻，急令鲍超驻守渔亭，张运兰驻守黟县，共同守卫祁门大营。
其实，太平军不知祁门是曾国藩的大营，曾国藩也不知太平军的战略意图。当时李秀成大军五十余万西征武汉，而解安庆之围。这五十余万大军从苏、浙两地出发，沿长江南岸西进，所经路线必经皖南的徽州府，也就必由祁门附近走过。这些军队是分批行进的，湘军大营经一次危险后，还有多次危险存在。
曾国藩如果知道太平军的战略意图和行军路线，他绝不会把大营置于敌人的进军路线上。这不，鲍超救了大营一次，不到十天太平军的另一批人马又经过祁门。这一批人马分三路而来。黄文金的人马两万，由赣北经景德镇、浮梁向祁门方向而来。黄文金是太平军名将，外号黄老虎。但是，他行至景德镇时，受到左宗棠的阻击，战斗中黄文金负伤，只得退走。随后，李世贤又率军进攻景德镇、刘官芳进攻祁门，两路人马进攻凌厉。当时，太平军古隆贤一军又攻婺源，左宗棠打退黄文金后率军援婺源，景德镇遂被攻破，总兵陈大富被打死。刘官芳攻至距祁门二十里的历口，朱品隆率兵守历口，刘官芳退走。而李世贤攻占景德镇后，也乘胜攻向祁门，在乐平附近被左宗棠拦住 交战。困守祁门的曾国藩也命张运兰、娄云庆率兵八千，主动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徽州城，结果被太平军从城内杀出，打得攻城湘军大败而回。恰在此时，左宗棠在乐平大败李世贤部，李世贤退走，祁门之围又一次缓解，但是，曾国藩在祁门，每天都感到危机四伏。当左宗棠打败李世贤之后，他才真切地感到李鸿章所言祁门是“死地”的真正含义。遂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1861年4月6日）自祁门出发，按李鸿章指出的东流转移。到达东流之后，把指挥部设在长江靠岸停泊的大船上，从此不再担心太平军的围攻，就近指挥围攻安庆。
李鸿章为老师出谋划策，不去京师“勤王”之后，见老师仍无离开祁门的意思，便告别老师，离开了祁门。
起初，他打算去南昌哥哥家中，途中曾访问胡林翼，说明辞幕的原因。胡林翼语重心长地劝他仍回到曾国藩身边去，李鸿章则表示出于对曾国藩的不满，说老师目光短浅，固执己见，等等。此话传至曾国藩耳中，曾听了很是生气，说李鸿章“难与共患难”，师生产生了矛盾a。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留下他对湘军建设大有好处，何况他毕竟是你的学生，应该尽到教育、引领的职责b。曾国藩听信胡林翼，写信给李鸿章，让他留在南昌，抗拒南路西去的太平军。
后来，郭嵩焘等人也致函李鸿章，让他还是回湘军大营，辅佐恩师建功立业，也是他进身的最好出路。
李鸿章“读之怦然心动”，表示回心转意，追随老师。曾国藩知道后，于1861年6月25日给李鸿章写一封信，情词恳切地请他回大营相助：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敦促其返回大营，想让他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的确相信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唯有老师，因此捐弃前嫌，于1861年7月13日赶至东流，投身曾国藩幕。曾国藩“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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