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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学者杜志雄领衔撰写全面呈现共同富裕问题的复杂性，贯通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领域，形塑了阶层、职业、地域、代际的立体化考察维度。旗帜鲜明地把人群置于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心地位，低收入人群是主要目标群体，高收入人群是积极贡献者和先行者，中等收入群体则是“不在的在场者”，是可以拼搏成就梦想、充分享受生活的理想社会主体。观点鲜明地把至善求索看作贯穿历史与未来的人类逐梦主线，论证共同富裕既是从小康到大同的必经通道，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走上康庄大道的真切体现。旗帜鲜明论证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从全体人民来说就是共享福祉，这对于大部分著述侧重于收入和财富增长以及公平分配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弥补。突出两类人群。青年是共同富裕的生力军，但面临诸多问题，容易被忽视；高收入人群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角色可能被误解了，他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带动作用，甚至做追求自我实现的先行者。将二十大报告中共同富裕政策、精神充分融入书中一部原创通俗理论作品，具有历史厚度、理论深度、社会热度、人本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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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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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本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科学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求，围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内涵、解决低收入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促进西部地区居民的共同富裕、青年群体的共同富裕、高收入人群在共同富裕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以及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等八7个方面，阐释了推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我们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稳步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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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杜志雄：日本东京大学农学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宣传阐释项目首席专家。兼任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会长和第四届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获得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及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称号。主要从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与政策研 究。多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家相关部委奖励。
檀学文：经济学博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贫困与福祉研究室主任。兼任中
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贫困与福祉、 农民工与城市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主要表作：专著《不稳定城市化——农村留守和流动儿童视角的城市化质量考察》、 论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曾荣获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专著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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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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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观照处于新的时代方位的我们
第
第一章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 新时代中国强调共同富裕的必然性 / 3
二 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 15
三 共同富裕社会：从小康到大同的至善求索 / 24
第二章 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内涵
一 全面发展的富裕 / 35
二 所有人的富裕 / 50
三 循序渐进的共同富裕 / 56
第三章 低收入群体困难是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
一 低收入人群的规模和分布 / 63
二 低收入人群的两种类型 / 66
三 低收入人群共同富裕的条件与挑战 / 72
四 低收入人群共同富裕总体思路 / 82
第四章 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
一 乡村是共同富裕的“洼地”/ 93
二 乡村落后的历史轨迹 / 99
三 新世纪城乡关系的重构 / 103
四 正确认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 109
五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两大路径
第五章 促进西部地区居民的共同富裕
一 西部区域发展的政策回顾 / 121
二 各区域共同富裕的愿景 / 128
三 增强西部内生发展能力 / 131
四 健全区域共同富裕的协同机制 / 139
第六章 青年群体的共同富裕
一 当代青年的总体特征 / 149
二 青年农民工 / 156
三 白领青年 / 161
四 发扬当代青年在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 167
第七章 高收入人群在共同富裕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一 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 / 175
二 发挥全面带动作用 / 181
三 率先追求自我实现 / 187
四 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大有可为 / 192
第八章 中国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一 走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之路 / 201
二 走区域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之路 / 207
三 走共享发展成果的共同富裕之路 / 215
四 走民生服务发展的共同富裕之路 /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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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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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促进共同富裕： 长期任务的现实紧迫性
蔡 昉
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大”）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在正确认识这一长期任务的现实紧迫性时，可以将长期与短期、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对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从而将长期和中期的增长趋势、短期和近期的经济形势以及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结合起来科学研判，以此避免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优先顺序不当。
“长期”“短期”“供给侧”“需求侧”两对因素交叉形成四种组合，密切关注这四种组合的实际情形并加以科学地分析，能够很好地揭示出中国在每一个时期的紧迫性挑战和长期任务。比如 ：“供给侧”与“长期”组合起来，最典型的表现就是 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与此相关的是我国经济遭遇供给侧冲击。就此，党中央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增长减速了，但是仍然实现了合理增长。同时，其间没有遭遇需求侧的冲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的潜在增长率和后来实现的实际增长率是高度一致的。
再比如“需求侧”与“长期”的组合，正发生在我们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之时，这不仅仅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期冲击，也形成一个长期的常态性制约。也就是说，人口拐点出现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制约成为常态。2021 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0.34‰，说明人口已经接近峰值。当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已经达到 14.2%，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总量、年龄结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四重因素产生叠加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使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常态化。人口趋势通常是稳定的，至少在可预测的期间如此。因此，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需要依靠深化改革和推动政策调整，在保持潜在增长率稳定的同时以足够的需求水平予以支撑。
从“需求侧”与“短期”组合的情况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必要且有时十分严格的防控措施，不仅在供给侧对实体经济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也因对就业产生冲击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进而抑制了消费需求。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在保市场主体从而保供给的同时，还要保基本民生，即通过保障个人的就业岗位，稳定家庭收入和消费，从而防止因需求不足影响消费的稳定，为整体经济的复苏提供保障。
明确了在长期与短期、供给侧与需求侧，乃至宏观与微观的组合框架中，观察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增长趋势，进而作出准确判断的必要性之后，我们便能够更好地分析和应对中国经济在新起点上面临的新挑战，从而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长期目标与应对短期挑战有机衔接起来。
首先，随着人口峰值。临近和老龄化程度加深，供给侧稳定潜在增长率的压力将加大。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愈发显现出来，会通过以下表现使原来预测的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如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人口抚养比加速提高、劳动力短缺现象越发严重，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
报率稳定和生产率提高，最终都通过生产函数产生不利于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者对潜在增长率曾经作出“中位” 和“高位”两种预测，前者是自然趋势，后者则是明显加大改革力度后的前景。从这个含义看，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需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改革，以对标“高位”预测前景的改革力度，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至少保障潜在增长率实现“中位”预测的前景，即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取乎其上，保乎其中。
其次，人口增长过缓的新挑战在需求侧也突显出来。人口因素通过四种效应对居民消费扩大产生不利影响。一是人口的总量效应。人就是消费者，人口增长则消费自然增长，人口负增长则消费增长就受到抑制。二是年龄结构效应。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比较低，因而社会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扩大。三是收入效应。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必然以相应的下降“节奏”降低消费增长速度。四是收入分配效应。高收入人群消费倾向低，低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不足。因此，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抑制消费。以上分析从理论上给了我们警示，同时借鉴几个经历过人口负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口增长到达零点进而转入负增长时，消费增长率也会随之
下降到较低水平。
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要把扩大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以及需求侧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置于应有的改革优先地位。在宏观战略上，党中央已经作出重大部署，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现在紧迫的任务是在战术上对时间表和路线图作出安排。在这方面，理论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智库学者义不容辞。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杜志雄、檀学文等撰写的《共享福祉，至善求索 ：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之路》一书，以八章的篇幅做了有益的尝试。借此机会，基于前面所述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挑战，我就如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两方面着力，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别是促进城镇化发展，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从现在到 2035 年的十几年时间，是一个消除二元结构的机会窗口期。对比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介于12000～24000 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更高，农业就业比重更低，这意味着我们与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具体分为三点 ：一是要缩小在城镇化方面与这些国家的差距 ；二是要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差距 ；三是要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如果能利用好窗口期，在这些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就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可以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转移比例，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达到在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 ；另一方面可以明显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增加全体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让更多农民进城以后变成城镇居民，切实提高消费水平。可见，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在供给侧、需求侧都可以带来真金白银改革红利的关键举措。
第二，明显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国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水平。过去 10 余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呈平缓下降的态势，但总体水平仍然偏高，目前约为 0.468。这意味着缩小收入差距既是紧迫的任务，也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也意味着需要加大再分配力度，扩大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事实上，很多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降低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此外，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可以更好满足国民基本生活之需、解除消费后
顾之忧和阻止贫困代际传递。
第三，加快和显著扩大政府的社会性支出，特别是加大这类支出占 GDP 的比重。根据所谓“瓦格纳定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比重逐渐提高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中国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以及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迄今都仍然偏低，可以说形成了“双重缺口”。
把瓦格纳定律放到中国的国情中来看，我国到 2035 年的发展目标是人均 GDP 有望进一步提高到 24000 美元，这也是政府支出占比应该加快提高的“瓦格纳加速期”。因此，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来看，要明显降低基尼系数、提高人民福祉和扩大消费需求，就需要提高社会福利支出，完善相关的再分配的举措既重要且紧迫。
最后，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民生的冲击与促进共同富裕无缝衔接。我们应该对防控疫情与稳定经济、保障民生，以及疫情后经济复苏，进而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也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底气不断加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改善收入分配和做好再分配。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缩小贫富差距并保持消费总量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实现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
是为序。
发扬当代青年在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青年一代是中国当前最年富力强的群体，他们是劳动力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在劳动力市场上是最有竞争力的群体，他们的知识水平、劳动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及可塑性都是非常强的，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他们的贡献与创造，他们也应收获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和财富。就共同富裕的建设而言，不仅要求青年群体参加到建设中来，更重要的是要切实地让青年群体共享建设共同富裕的果实，要让青年群体在共同富裕的建设过程中切实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通过共同富裕的建设来减轻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提振青年群体的生活信心。
（一）青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力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全体人民携手共进、努力奋斗，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劳动力构成中的主体，青年群体在共同富裕的建设中担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
与此同时，在参与建设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青年群体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从特征上来讲，青年劳动力是结构性差别非常大的群体，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均衡性后果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就业方面，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地域歧视等问题，阻碍了青年的成长发展。在生活方面，青年群体面临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赡养父母等负担过重，导致其失去发展动力，阻碍其创业创新的热情。青年时期需要解决立业、成家等人生重大问题，他们遭遇的挫折和困境可能导致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从而给其人生发展带来较大压力。此外，由于代际流动的继承性得到强化，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这表明，青年所受的教育和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无法决定其社会地位，降低了青年群体竞争和奋斗的积极性，导致个体采取“躺平”方式面对压力以及不公平社会现状。
这种消极心态不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健康社会氛围，且已成为当前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阻力之一。因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依靠青年，同时也要理解青年、引导青年，促进青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最大限度发挥青年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二）理解、引导和服务青年
政府和全社会要为青年人参与共同富裕的建设、为青年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考虑，不仅仅是要解决青年群体的某些紧迫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推动青年群体借助共同富裕的国家政策机遇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推进社会真正进步。青年具有较大的发展潜能和机会，理所应当是“扩中”的主要对象，要让青年群体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机会跻身中等收入群体。这就需要提高青年群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切实解决青年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缓解青年群体的多重焦虑，推动更多青年群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行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理解青年、引导青年，使得青年人主动参与到共同富裕的建设中来，最终实现包括青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做好思想引领， 引导青年理性看待成长发展与共同富裕
青年群体具有迫切改变现实境况的愿望，焦虑情绪下对改变现实强烈的渴求容易把他们带入对“共同富裕”乌托邦式的幻想中，并最终可能因这种幻想破灭而陷入虚无主义或更大的危机中。因此要做好思想引领，引导青年理性看待成长发展与共同富裕。通过多种宣传教育工作，引导青年人正确理解共同富裕，最终达成社会共识。应让青年明白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基于高度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公正社会的建立，而非简单的平均主义 ；共同富裕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要实现 14 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实现富裕的程度不仅有高有低，时间上也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 ；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提升青年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
就业是青年群体生存的基本保障，伴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高等教育学历的不断贬值，考研热和考公热不断袭来，青年群体就业难的问题越发凸显。因此要持续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提升青年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促进青年群体的就业服务工作要标本兼治，既要解决眼前最紧迫的青年人就业安置问题，为失业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和再就业培训服务，又要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保证经济的活力和发展态势，保证就业市场和教育机构人才输出二者之间供需关系上的匹配，发挥人才发展规划的前瞻性作用，确保人才结构不发生大的失调，确保不发生大规模的行业内就业拥挤或行业人才紧缺现象。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同时健全城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降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对就业困难青年提供就业援助，出台针对青年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重视新业态新职业重要作用，着力扩大青年中等收入群体
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了外卖骑手、配送员、网络主播等适应互联网经济形势的新职业，提供了大量的灵活就业岗位，为解决青年群体就业难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要重视新业态新职业的重要作用，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新业态新职业具有明显优势，更加符合青年的就业观和价值观。稳定新业态新职业群体就业，对于提高青年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内需、实现共同富裕都有重要意义。应创新完善劳动关系认定，发挥工会与行业协会作用，推动集体协商与平等对话机制，保障新业态群体劳动权益。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符合现实情况、适合新业态群体的参保缴保制度，核心应当是强制与激励、便利相结合。重视推进职业培训与素质培养，尽快完善出台新职业相关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推动企业重视并积极推进灵活用工人员职业培训，推动带薪培训制度，提升新业态群体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完善制度支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应有效利用新职业群体的人力资源，推动地区发展和乡村振兴，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努力提升全社会对新业态群体的认识与了解，加强新业态群体的社会融入。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缓解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
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当前青年群体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这些生活压力也影响了青年人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 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青年群体抚养压力增大。因此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缓解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 应不断完善推进租购同权，降低婴幼儿养育成本，减轻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同时，应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户籍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挂钩，降低青年城市就业准入门槛，淡化户籍在获取相关公共服务和福利中的关键作用，从制度层面破除青年发展困境，提升青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获得感，激发青年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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