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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马洛伊?山多尔：描绘匈牙利民族的心灵幽境，见证欧洲市民阶层的兴衰起伏
“欧洲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所属欧洲“市民阶层”☆后一个荣耀时刻降生的人，马洛伊?山多尔与歌德、托马斯?曼一样，深度地探索市民阶层的精神愿景，讲述他们的心灵成长。
诺奖得主J.M.库切认为，在所有重要层面上，马洛伊都属于一个正在消亡的族类，即“奥匈帝国的进步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代表精神是“勤勉、爱国、有社会责任感、尊重学识”，是马洛伊在它不复存在后仍然孜孜不忘之物。
马洛伊一直恪守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强调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国家与社会使命，诠释出“责任”一词的全部重量。
马洛伊?山多尔自传三部曲：首度引进，代表其☆高文学成就，完整呈现原貌
三部：《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
2015年版《一个市民的自白》：该版本为删节版。2013年底，《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才重见天日，在匈牙利出版。
2023年版《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底本即为匈牙利出版的《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但将其拆分成两部，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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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之日开始，市民社会的文明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命运？匈牙利何以失去理智，走上刀锋？
马洛伊?山多尔立足广泛而细腻的观察，详尽地记录并剖析事关匈牙利命运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德奥合并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与颠覆、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布达佩斯之围，以及对欧洲政治形势造成深远影响的两个重要条约：《特里亚农条约》《维也纳仲裁裁决》。他通过力透纸背的书写，再现了国内外势力在匈牙利政治舞台的暗中角力，进而审视旋涡中心的匈牙利民族，并对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国家与社会使命提出诘问，诠释出责任一词的全部重量。他更通过三位政府总理——贝特兰?伊什特万、泰莱吉?帕尔、巴尔多希?拉斯洛的悲剧性人生，深刻地洞察到了市民主义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
他本想沉默，但最终无法沉默。他要留下证词，让历史成为未来的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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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 1900—1989）
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名门望族，享有贵族称谓，然而一生困顿颠沛，流亡四十一年，客死异乡。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十六部作品，死后被追赠匈牙利文学蕞高荣誉“科舒特奖”。他亦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他的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
他质朴的文字蕴藏着千军万马，情感磅礴而表达节制。他写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友情与爱情的辩证，阶级与文化的攻守，冷静的叙述下暗流汹涌。德国文学批评界认为他与茨威格齐名，另有批评家将他与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并列。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
他是马洛伊?山多尔。
【译者介绍】
余泽民
作家、翻译家，现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特聘教授。
译有凯尔泰斯?伊姆莱、马洛伊?山多尔、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等匈牙利国宝级作家的代表作，还有道洛什?久尔吉、苏契?盖佐、巴尔提斯?阿蒂拉、德拉古曼?久尔吉等杰出作家或先锋作家的作品。代表译作：《船夫日记》《烛烬》《撒旦探戈》《平行故事》《和谐天堂》（即将出版），以及“马洛伊?山多尔自传三部曲”等。
著有《纸鱼缸》《狭窄的天光》《匈牙利舞曲》《碎欧洲》等。
曾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被誉为“当代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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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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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骨头（节选）
余泽民
1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睿智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序言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得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纳道什?彼得、巴尔提斯?阿蒂拉和德拉古曼?久尔吉。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的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这使我彻底成为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十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的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的翻译工作，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草叶集》《反叛者》则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引进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曾出过繁体中文版，但是从意大利语转译的，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不免有些遗憾。当然这不是译者
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中文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2
马洛伊?山多尔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也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市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市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曾任布达佩斯戏剧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第一章
1
我本想沉默。但是后来，我抵抗不住时间的呼唤，我知道，我不可以沉默。后来我还意识到，沉默——至少跟说话和写作一样——也是一种回答。甚至有的时候，沉默并不是最无危险的回答。想来，没有什么会比拒绝性的沉默更能激发暴力的了。
我想说的是，从奥地利丧失了独立主权之日算起——这一天可不是随便乱算的，而是特指“德奥合并日”的十年里—市民社会的文明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我相信，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就在那一天，旧欧洲留下的许多遗产都分崩离析。十年以来，直到今日，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就在那一天的黎明时分，在恩尼斯桥上，那里是被称作“铁幕”的苏联人驻守的边境线终点，一位苏联军人推门走进了火车的车厢，要走我的护照，然后冲我敬了一个礼，准许我踏上了自我放逐的流亡之路。在这十年里，有好几个国家消亡、瓦解，王权和政权体制遭到毁灭。在这十年里，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文明也形消神灭。要知道，我就生长在这种市民主义的社会文明与生活方式之中，当我得知这种生活方式在我的祖国已不复存在时，我内心感到异常的平静。就在这段时间里，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出版了，在第一卷的结尾，我读到这样一句话：事实要比梦想更有价值。我们从梦中醒来，我会尽我的所能记录下事实。
2
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具体的日子都不会记错。在那个年代里，我是布达佩斯的时髦小说家和专栏作家。我的作品发表在一份影响很大的自由派报纸上。我有一部戏剧作品在国内外同时上演，取得巨大成功。我出版的书籍数量惊人，不仅有匈语版的，还有外文版的，有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一位知名作家，别无烦恼，我只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专心阅读，最终我会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一名桂冠诗人。我被选举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是的，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是因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理解获得这份殊荣的缘由。他们之所以选我，可能只是因为我很有名，既没偷过东西，也没闹过丑闻，而且我大概符合他们的想象，科学院的院士们也要通过自己的精神劳动而自食其力。另外，我来自一个所谓的良好家庭。
我之所以写下这一切，是想勾勒出一个不太讨人喜欢、没有什么魅力的自己的形象。我并不认为跟从事其他任何一类职业的人相比，作家会显得更有趣，或更特别。但我还是觉得，我可以通过自己敏感的身心忠实地感受到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根本变化。作家、艺术家跟其他任何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是——与作家、艺术家自恋式的顽固、偏执丝毫无关——在众人中间，最终还是这些人的神经系统能够最为直接、最为敏锐地捕捉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我相信世界不只是物质的，相信精神也不是物质性的化学作用或电子学作用的结果。我相信《圣经》中的第一段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也相信，《创世纪》并不只是由文学家们借助于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写下的。人类有他们的原始之书，比如《吠陀》和《圣经》，在这些典籍里，人类能够找到关于自己与世界起源的、以浓缩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所有信息。后来，学者们有时用最原始的字母对神话隐含的信息进行阐释。同样，我也不认为作家——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灵——会比一位工人，一位工程师，一名医生或任何一位诚实、有才干的人在社会中扮演更重要或更特殊的角色。这既跟实用性无关，也与重要性无关。然而，作家和艺术家拥有一种—首先作为精神性的—特殊能力；他们拥有自己的预感，而这些预感，之后会以视觉的、艺术品的形式展示现实，用现实正在孕育并分娩出的、神话的初始形态展现在人类的视野里。因此，当我试图展示那一天在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我别无他念，只想像一台测量仪似的如实记录下自己的测量数据。我曾是这台测量仪，一位生活在一个欧洲国家中的作家。
由于在这个欧洲国家，在我的祖国，作家从来不能靠纯粹的诗歌或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养活自己，而且我跟几乎所有的匈牙利作家一样，不得不从事新闻写作，以此维持我的纯文学创作，并且能够养家糊口。许多纯粹的文学英雄或如修道士般虔诚的知识分子，总是很鄙视第二职业，将新闻写作视为对伟大文学的背叛，并会贴上“叛徒文人”的异化标签。我并不认为他们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作家而言，新闻写作是一所出类拔萃的写作学校，当然，我所说的新闻写作，并不是指日常的新闻报道或为政治服务的写作，而是指用更高贵的写作方法为教育类或娱乐类报刊进行的写作。想来报纸有着鲜花般的活力，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最直接有效的传播媒介。作家可以不被收买地，基于读者的爱心与信任为日报定期撰写专栏，并逐渐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亲密成员。他可以日复一日地在这种氛围中听到自己的文字和作家灵魂的回声。尽管这种亲密的关系并非毫无风险，但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在我的国家，曾几何时，这种更为高贵的新闻写作能够给最优秀的作家们一条生存之路，而且何止生存：还能让他们习惯于自律，并让他们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影响力。这是一所能够让你直接感知、获得反馈的优秀学校。因此，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像一个“机器人”，也不曾觉得自己背叛了作家的使命，在一份日报的专栏上，我日复一日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读者，我可以跟那些我虽然看不见，但显然还是在场的读者们推心置腹，要知道，他们的人数成千上万。在这个亲密的大家庭里，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接受、关注和爱护。每天我都怀着这样美好的感觉走进编辑部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要去剧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当时我三十八岁，写作得心应手，无论杂文还是评论，我都可以落笔成章，感觉那根本就不是工作，更像是娱乐和打发时光。我自己驾驶，将我漂亮的小汽车停到新闻大楼门前。那些年我过得无忧无虑。我想说的是，由于我获得的成功，由于我活得太过轻松，以至于事后回想，会让人感到良心的不安。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觉得有任何文字和作家灵魂的回声。尽管这种亲密的关系并非毫无风险，但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在我的国家，曾几何时，这种更为高贵的新闻写作能够给最优秀的作家们一条生存之路，而且何止生存：还能让他们习惯于自律，并让他们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影响力。这是一所能够让你直接感知、获得反馈的优秀学校。
因此，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像一个“机器人”，也不曾觉得自己背叛了作家的使命，在一份日报的专栏上，我日复一日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读者，我可以跟那些我虽然看不见，但显然还是在场的读者们推心置腹，要知道，他们的人数成千上万。在这个亲密的大家庭里，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接受、关注和爱护。每天我都怀着这样美好的感觉走进编辑部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要去剧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当时我三十八岁，写作得心应手，无论杂文还是评论，我都可以落笔成章，感觉那根本就不是工作，更像是娱乐和打发时光。我自己驾驶，将我漂亮的小汽车停到新闻大楼门前。那些年我过得无忧无虑。我想说的是，由于我获得的成功，由于我活得太过轻松，以至于事后回想，会让人感到良心的不安。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觉得有任何自责；也从不觉得自己背叛了文学。后来，我的良心多次审视自己，既不能再用那样轻松的心情为自己寻找开脱的借口，也不能够原谅别人。后来，我有的时候会这样认为，人们有权利对那些担负了教育使命和领导职责的同胞们—我指的是作家、教师、政治家、艺术家和领袖人物—提出要求，要求他们成为英勇的抵抗者，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以身作则，成为榜样。然而，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要求。难道一个人的才能和社会角色只会要求他奉行禁欲主义吗？假如我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工作得并没有那么愉快、那么轻松，是否就有助于我面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假如我拒绝享受成功的欣醉，是否我就会怀着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式的泰然走向火刑的柴堆？这个问题很难，我无法回答。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也没有当过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我曾在一个东欧小国里当过时髦作家和新闻记者。我曾快乐开朗。我为自己能以那种健康的心态度过我的青壮年时代而感到快乐。我热爱写作，而且我的写作并非毫无成就。话说那天傍晚，就跟平日一样，我又怀着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走进编辑部的办公室。我将大衣和礼帽递给了男仆，然后习惯性地用一只手迅速翻看信件。我准备点一支烟，脑子里琢磨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我要尽快写好明天的专栏，因为晚上还有朋友在剧院里等我。
我在上文中描述的那个家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仅是我。没过多少年，我就厌烦了那个“我”，那个我熟悉的、我培养的、我创造出的，并且相信其存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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