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年，还是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ar）为了准备博士论文，到华西协合大学访学，在成都南郊的高店子一带进行田野调查，蒋旨昂就是他的指导教授（adviser）。1964—1965年，施坚雅发表影响深远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系列论文，主要依据的就是在四川实地调查的资料。根据近年出版的施坚雅田野工作笔记，当时蒋旨昂经常与他讨论调查所得和具体工作安排，在落实调查村落、确定调查内容、调整工作方向、学习与本地人打交道的方法等等方面，都给予相当细致贴切的指导。施坚雅住在乡下时，也定期把田野工作笔记的副本带回学校，交蒋旨昂保管。
从《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的内容看，蒋旨昂关注到了乡村的市场结构及其与社区的关系。第一章讲“社区界限根据各种区界拟定”时，首先强调的就是“贸易区域”的因素：“贸易区域往往是超越社区界限的。许多人可以到两个以上的区域去做买卖。这便是所谓‘赶转圏场’。卖的人可以在一四七日赶子场，二五八赶丑场，三六九赶寅场，而且同日又有不同的场，由他选赶。买的人也可以如此赶法。”歇马场和来凤驿本身就是市场中心，若依照施坚雅后来提出的标准，歇马场无疑是一个“基层集镇”，而来凤驿作为成渝古驿道的“四大名驿”之一，或许可以算是“中间集镇”。蒋旨昂对这两个市场中心的店铺和其他贸易设施，及其乡民们定期“赶场”的活动都有相当细致的观察和记录。这些无疑对施坚雅会有思想上的影响。
不过还是应该明白，传统时期“场”的分布及“赶场”活动在四川乡村地区十分普遍，是普通农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只要从事乡村调查，定期集市与百姓日常生活的关系及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一定会成为绕不过去的观察内容。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傅衣凌、加藤繁、斯潘塞（J. E. Spencer）等学者对明清时期的乡村市场和定期市做过细致而有影响的研究。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由于蒋旨昂当过施坚雅的指导教授，而施坚雅后来又因为提出中国乡村市场结构的模式而声名鹊起，就特别强调蒋旨昂在这个方面对施坚雅的学术影响。相反的，从《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论述看，实际上施坚雅研究的前提与蒋旨昂正好大相径庭。蒋旨昂理解市场与社区的地域界限并不一致，也注意到市场活动对社区生活的影响，但他始终认为有固定边界的社区（即“乡”）是最基本的研究单位。如他在第一章第二节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场的影响所及，虽常超越本乡，但在平常状况，无特殊买卖时，也有限度”。“由各种生活区域所形成的社区，也是要拿这种重复的边缘以内的界限为界限，始可得一比较明确而固定的区域”。所以，他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在强调“社区研究”的重要性。而施坚雅则明确表达了对这种研究取向的不同看法：“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如果蒋旨昂也可算是施坚雅的老师的话，以上例子正好用来印证这样的道理：学术传承的本质在于“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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