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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本书为欧诺弥亚译丛之一，从哲学和思想史视角全面审视经济学名著《国富论》，探讨亚当·斯密思考的经济学、政治、正义和道德等问题。
★ 英文版原书荣获2009年美国哲学协会的约瑟夫·B.吉特勒奖（Joseph B. Gittler Award）。
★ 受到诸多学者、媒体好评（详见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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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国富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经典，而且涉及许多哲学议题。
本书作者认为，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国富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经典，而且涉及许多哲学议题。
本书从哲学角度着眼，结合思想史视野，清晰而生动地从分析了《国富论》的主要思想，与此同时也呈现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法理学讲义》、《哲学文集》等作品与《国富论》的内在关系，使我们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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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her），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特聘教授，并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兼任教职，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著有《第三种自由：康德与斯密的判断和自由》、《分配正义简史》、《何为启蒙》等。《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哲学指南》荣获2009年美国哲学协会的约瑟夫·B.吉特勒奖（Joseph B. Gittler Award）。
译者 张亚萍，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浙江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2015年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语用学与修辞学研究。著有《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研究》，译有《亚当·斯密传》。
译者 王涛，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译有《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自然法、自然法则、自然权利：观念史中的连续与中断》、《边沁的现代国家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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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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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 1
缩写 / 2
引言 / 6
第一部分 方法论
第一章 写作方法 / 13
第二章 认识论和科学哲学 / 51
第三章 道德哲学 / 81
第二部分 人性
第四章 概述 / 101
第五章 自利 / 138
第六章 虚荣 / 169
第三部分 经济学的基础
第七章 经济学的基础 / 199
第四部分 正义
第八章 正义理论？ / 231
第九章 财产权 / 275
第十章 分配正义 / 320
第五部分 政治
第十一章 政治 / 359
尾 声
第十二章 斯密对今天的启示 / 403
索 引
作品索引 / 435
一般索引 /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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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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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然而，下述问题至今仍然困扰我们，即斯密的哲学作品与他的经济学著作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国富论》（WN）中鲜有这样的地方，能让人想到作者还是一位对科学研究方法及道德判断的基础等一系列主题有着自己独到丰富见解的学者，也没有任何地方明确提及斯密先于《国富论》出版并备受赞誉的《道德情操论》（TMS）。对于道德主题明显的忽略（尤其是在《国富论》中），令许多批评家非常困惑。或许我们应该将《国富论》的写作，看成斯密最欣赏的自制精神的胜利：正是在《国富论》中绝大多数时候都能克制不做直接的道德评论，尽量以无偏私的语气仅仅陈述社会经济事实，不受自己对这些事实所持态度的影响，斯密才为社会科学的奠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如果真是如此，斯密似乎公正得过了头，以至于让人们错误地认为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完全把道德信念置于脑后。我写作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纠正这一观点，将我们带回到《国富论》框架内外的德性。今天的社会科学经常要求克制地谈论德性，但是斯密并没有完全搁置道德话语，即使斯密真的在有些地方搁置了这一话语，我认为他也一定有其道德上的理由。不管怎样，道德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是本书从头至尾关注的主题之一。
还有其他一些话题，比如，斯密应该被认为是一位“常识”学派哲学家，预示了学术后辈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的某些思想以及20世纪哲学的某些趋势；斯密极为推崇人人平等，这对他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密在分配正义史中扮演的角色与通常所认为的有很大不同。但是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阐述或维护任何有关斯密的重要论点，而是解释诸多影响《国富论》或是其结论引发的哲学问题。（本书事实上可以分章阅读，比如对斯密的正义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只读相关章节而忽略其他。）我希望本书提供的指引不仅对专家有益，而且对第一次接触《国富论》或研究过其中的政治经济学但并未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的人也有所帮助。
尽管斯密是一位哲学家，但是并没有相关的专著问世。查尔斯·格列斯伍德（Charles Griswold）从哲学角度对斯密的所有著作进行了精到的解读，努德·哈孔森（Knud Haakonssen）则对斯密的正义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还有其他一两篇从哲学角度分析斯密全部著作的简短论文。但是，绝大多数关于《国富论》的评论都来自经济学家和思想史学者，目前为止并没有哲学家就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过专著。
经济学家倾向于就事实而非原则与斯密进行讨论，而思想史学者更感兴趣的是思想的来源或影响，而不是思想的合理性或是对未来的启示。我把本书称为“哲学”指南有两层意思：一是本书讨论那些哲学家可能关心的问题；二是我以哲学家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我最关注的是斯密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有时我会用现代的话语重新建构他的论证，在发现他的观点有问题时，与他进行论辩。我希望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激发更多关于斯密的问题。斯密的观点和论证的难度在于，他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即便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也仍难以应付。我效仿斯密的论述方式，即斯密自己在《道德情操论》第七篇关于其他哲学家思想的论述方式。斯密非常敬重自己的前辈，忠实地陈述他们的观点，但同时也用自己的道德体系话语加以表述，并在他认为他们不对的地方提出批评。这是哲学化的哲学史最棒的例子。哲学家倾向于用现在时态表述所有的思想，讨论彼此的著作时好像作者至今健在，并试图说服我们接受他或她的观点。他们有时会被很合理地指责过于忽略具体的历史语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有思想都仅仅取决于它们的语境（我们无法偶尔在论证中超越我们所处时代的偏见和关注），那么我们也就很难明白论证到底有什么价值。思想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是哲学家的信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也许是苏格拉底以降所理解的“哲学”的定义的组成部分。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否定斯密思想解读中历史视角的重要性，我一直尝试将斯密的思想与对他产生影响的人联系起来，尤其是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和朋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我很赞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观点，即要想理解一位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一定得将他或她的作品置于其想要回应的论辩语境中。然而，那些追随斯金纳这一观点的人，忽略了哲学家与政治小册子作者之间的区别，即哲学家认为自己不仅置身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论辩语境，而且还置身于绵延千年的论辩语境。斯密自认为不仅与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还与柏拉图，不仅与魁奈（Quesnay）还与亚里士多德一起论辩。他存在于两个语境中：他置身其中的18世纪的政策和制度这个直接语境，以及人类在每个时代都关心的问题这个更大的语境。作为第二个语境中一员的斯密表达的思想，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这方面与之对话。对作为18世纪欧洲一员的斯密表达的思想，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套用到自己的身上。我尽量在其写作的这两个层面间保持一种平衡，即斯密对自己同时代人所说的和斯密或许想对当今的我们所说的。我们今天仍能够从斯密思想中汲取营养，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仔细区分斯密针对当时当地的学说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教诲。
从道德人到经济人
总的来说，斯密的人性图景最非同寻常的一点就是它毫无非同寻常之处：并没有任何违反我们直觉的论述，也许（我之前分析的）他有关人类平等的极强立场可以除外。斯密关于我们动机的论述，尤其没有任何违背我们直觉的地方。人们有自爱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人们的仁慈随着他们对仁慈对象了解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人们需要自制以恰当地运用自爱和仁慈；人们能够超越对自己及对他人的情感，达到一定程度的无偏私；当人们以这种无偏私的眼光看待人们并将他们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象时，他们就是公正的；人们拥有宗教情感、愤恨、勇敢的能力，这些既能为自爱和仁慈情感服务，也可能与之脱离；人们最大程度的幸福，来自德性，不抱过度的期望以及他人的高度敬重，这（在诸多“外在”善中）最需要的是健康、朋友、交谈的机会，以及有机会体验自然及艺术的美。最后，所有这些特征构成了人性的基本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随着文化、历史阶段以及经济环境的不同而变化。这似乎看起来过于中庸，过于四平八稳，与我们通常的直觉相去不远。我们甚至会对此感到失望，如果这样，我们就是忘了或是拒绝接受斯密自己对哲学家的界定，即哲学家就是对我们已经拥有的常识进行提取，其长处在于能够将我们已经信奉的东西进行连贯而清晰的呈现和组织。斯密并不赞同违背我们的直觉，将所有类型的幸福都化约为某种愉悦情感的不同程度及组合，边沁的功利主义让边沁骄傲地宣称“图钉和诗歌”所带来的幸福感并不存在内在差异。斯密也无法接受曼德维尔很喜欢的将人类所有动机都反直觉地化约为自爱。
斯密满足于或受驱迫于理论需要，勾勒了一幅常理之中的人性图景，自爱仅仅是我们天性的许多组成部分之一。这一观点与我们绝大多数人在高中或大学第一次听说斯密时所获得的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国富论》中，斯密难道不曾阐述人类是纯粹自利的吗？事实上，难道这不是斯密对经济学作为科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吗？所谓“伟大”贡献是指界定了整个研究领域，以至于如果否定这一立场，就可能要否定这个研究领域。如果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场，难道不是表明斯密在自己的两本著作中改变了立场，而《道德情操论》在思想上更为保守，斯密还不具备足够勇气为了能够以真正科学的态度研究世界而放弃自己的道德主义？
毫无疑问，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应该是“不”。我不认为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对人性持有不同的观点，也不认为斯密为了将经济学作为科学加以研究，需要这样一种不同观点。我之所以不这么认为，部分原因是斯密在写完《国富论》后，继续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了修改，并没有在其后的多版修改稿中转向对人性更为自利的理解；另一部分是由于为了支持纯粹自利的人性图景，斯密将不得不放弃我认为是斯密所有著作根基所在的常识方法论；而还有部分原因是我不认为《国富论》的文本解读支持纯粹自利的人性图景。在这一章，我讨论了拒绝对《国富论》进行“纯粹自利”的解读的历史原因和方法论原因；下一章将讨论文本方面的依据。再下一章讨论摒弃另一种对斯密经济学的更巧妙的解读——认为它基于一种反直觉的人性图景——的文本依据：这种解读主要依赖于《道德情操论》并主张，斯密认为激发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涉及自然对我们施加的“欺骗”或“幻觉”。在这两种情况下，斯密的标准看法都是将经济人理解为一种完全不同于道德人的动物。而相反，我认为从道德人（homo moralis）到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如果斯密确实是一位如他所展示的那样周到细致的哲学家，那么他会希望在道德和经济领域活动的是同一种动物。我希望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能够证明，为什么道德人和经济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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