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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汇集了信息社会经济学这一全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通过进一步清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认识，拓展和完善信息社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本书以鲜明的对比，展示了相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严格性、与现实社会的吻合性，以及解决和处理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等方面，信息社会经济学拥有的全面优势。并因此更清楚地表明，彻底淘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确势在必行。
尤其是，通过对信息社会经济学本身性质、意义的深入考察，本书还得以表明：由于其分析方法的理论创新，信息社会经济学实际上具有超乎想象的开拓性意义。一方面，基于新的分析方法，经济学得以具备可与自然科学媲美的科学性，并因此使其跨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作为新分析方法应用的样本，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影响还可望超出经济学领域，推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更新换代式的大转变，使其在科学性方面同样能够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成为有效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甚至，信息社会经济学在前提合理性等方面的主动性探索，还可能对数学和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意义深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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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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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葵荪，男，汉族，生于1956年，四川南充人。1982年1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本科，1987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班，后长期任教于四川大学经济系，现为浙江树人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可称为“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已出版体现信息社会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基础理论的《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与《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两部著作，并在《世界经济》《经济学家》《经济评论》等期刊发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批判与重建》《信息社会挑战现代经济学》《货币理论的批判与重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与西方信息经济学的缺陷》等属于信息社会经济学系列研究的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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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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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性质、特征与意义
第一节 走向下一代经济学
第二节 信息社会经济学的三大基本贡献
第三节 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差距及其弥补：来自信息社会经济学的突破与启示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突破与经济学的新发展
第三章 信息社会经济学理论的拓展
第一节 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自信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
第二节 信息社会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纲要
第三节 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汇率理论
第四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视角：经济学理论的根本性转变
第五节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和美国一样发达？
第四章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清理
第一节 GDP及其增长：是经济学的伟大发明还是理论乌龙？
第二节 金融危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危机第三节擦肩而过的遗憾：熊彼特创新理论新评
第四节 论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缺陷与危害
第五节 盖棺论定：信息社会经济学对产业政策利弊的评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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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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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经济学，或者狭义信息社会经济学，是以具有特定含义的“知识涌现速度迅速”为基本前提，经过演绎推理，由该前提及其全部推论构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这一经济学最初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继而通过《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和《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两部著作，成为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本书概括了自上述著作出版以来，信息社会经济学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涉及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属于信息社会经济学内容的常规性扩展，主要是针对此前尚未从信息社会经济学角度进行专门处理的一些重要经济问题——如价格、汇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GDP及其增长的性质与决定因素，以及通货膨胀率与产业政策的性质等——的专题考察。这进一步拓展了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覆盖面，并使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相应得到更广泛的清理，算是对前两部著作的重要补充。
第二个层次，主要体现了对信息社会经济学及其分析方法的性质与意义的专门考察。通过这些考察，本书表明，信息社会经济学具有独特意义的性质，在于其成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跨越与自然科学之间积存数千年的鸿沟，成为基本具有自然科学化特征的经济学。这一性质，意味着在逻辑严格性、知识确定性与合理性等方面，信息社会经济学基本上能够与数学和自然科学媲美，并彻底拉开了与仍然止步不前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差距。
本书的研究表明，人文社会学科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主要在于二者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性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固定的，或者是容易固定的，因此能以其某一特征为前提，通过演绎推理揭示其蕴含的内容。还能够保证在一定前提条件之下，总是会得到预期的确切结果。与此不同的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处于变化之中，其性质与蕴含的内容，通常不稳定。在此情况下，不仅研究对象难以保持稳定，作为研究基础的基本概念也难以具有确切的内涵与外延，导致缺乏充分利用演绎推理的必要空间，无法保证在一定前提条件之下，总是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
同时，由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能够保证，在一定前提条件之下，总是能够得到预期结果，使其体现出强大的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知识积累越多，人类社会处理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使之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中坚力量。与之相比，人文社会学科就显得极为逊色，其效能看起来不在一个层次。因此，即使在西方学术界，由于数学和自然科学具有显著的优势，使得如何使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化，也成为长期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一种期盼。
本书的研究表明，信息社会经济学正是在自然科学化方面，率先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使得其经济学分析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类似，可以通过给定的限定条件，保证得到预期的后果。
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这种突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分期标准方面的新突破为基础，将深层次的生产力特征作为历史分期标准，通过适当缩小研究范围来固化研究对象，换取了演绎推理适用空间的有效扩展。进而，利用演绎推理揭示该生产力特征蕴含的丰富内涵，使信息社会经济学能够如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构建起自然科学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使信息社会经济学成为全新性质的经济学。这种“新”，超越了通常对新经济学的“新”的理解，不仅仅体现为内容观点的截然不同，更体现为性质的“新”，即，信息社会经济学已经基本属于自然科学化的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依然滞留在前科学时代。
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使其在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从以下三个方面，容易感受到这样的意义：
首先，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使其研究结果是由前提决定的确定性结果。只要其前提无可否认，就能保证结论确切无误。据此，也就能够如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以确定性知识，保证有效解决相关经济问题。非自然科学化的经济学，其研究结果缺乏可靠性，不能保证据其可以有效解决相关问题。
容易看到，作为自然科学化的信息社会经济学，与非自然科学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性质差异，较欧式几何学与在此之前的几何学经验知识之间的差异，极其类似。
比如，在作为自然科学标杆的欧式几何学中，对三角形及其相关的边、角及其长短、角度大小的衡量标准等，均有严格界定；在此基础上，通过严格的演绎推理，可以不容置疑地推断出，只要两个三角形分别有两条边及其夹角相等，即可保证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
但在欧式几何学产生之前的相关经验知识中，由于缺乏对三角形等概念的严格界定，在判定两个三角形是否相等时，无法借助演绎推理来保证判断的严谨性或可靠性，只能依据视觉经验等方式进行大致的估计。因此，不仅判定结果可能因人而异；各种结果是否准确可靠，也无法保证。
与此类似，在信息社会经济学中，通过对现代经济发展及发展中国家等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再以严格的演绎推理，确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取决于二者在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及社会规范三个方面的差距，信息社会经济学就得以确定：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专门致力于缩小上述三个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能够保证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作为经过严格推理得到的确定性结果，这一结论的合理性与相关前提概念的合理性一致。只要能够认同“知识涌现速度迅速”前提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的经济发展等概念，就很难有什么理由认为，当发展中国家据此采取行动时，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后，世界还会存在目前这种明显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
而在具有前科学时代特征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中，虽然拥有一门被认为取得许多重要理论成果的发展经济学，却因为无法有效界定经济发展及发展中国家等概念，不能通过演绎推理确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更不可能据此断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什么时限内、以什么方式保证消除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三大核心问题，根本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即使其可以提供一些似乎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也因为缺乏可靠依据，无法据此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因此，根据其研究成果，无法保证据此作出的经济决策，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这使我们实在无法确认，这样的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有什么确定性的贡献。
由此可见，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不仅仅能够得到与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却更为合理的认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其提供的知识不再只是看起来很有价值，而是可以如自然科学提供的知识那样，能够确定性地解决问题，使得依据其知识作出的行为选择，保证得到预期的结果。这对于根本改变经济学往日黑板经济学的形象，意义重大。
其次，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其意义还可望超越经济学领域，不仅有助于推动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自然科学化，甚至还可能提供有益于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发展的启示。
不难看到，尽管各类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一大堆知识，却与此前的经济学领域类似，始终无法像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以确定性的方式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相关问题，确定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可以作为一种示范，使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自然科学化得到积极启示。甚至，作为一种“固化”研究对象的具体有效方式，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历史分期方法本身，可以直接应用于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使其也能够在自然科学化方面取得突破。
不难看到，在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中，其研究对象多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难免会受到知识涌现速度由“缓慢”到“迅速”变化的影响。通过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与“迅速”的分期对比，易于准确深入把握这些影响，有助于适当“固化”其研究对象，打开有效运用演绎推理的空间，促使相关社会问题能够以严格可靠的分析推理，得到确定有效的解决。
事实上，在自己有所接触的历史、社会、法律与宗教等学科，笔者已经强烈感受到，通过直接采用信息社会经济学确立的历史分期标准，“固化”其研究对象，在这些学科领域里，完全可能促成类似经济学领域的大变革。甚至，在此前未曾料到的文学领域，我也惊奇地发现，有文学研究者以类似思路独立进行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接近信息社会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的突破，使得赫然如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文学版，已经呼之欲出。
不仅如此，既然在信息社会经济学中，适当历史分期的作用，在于通过缩小研究范围来固化研究对象，以换取演绎推理的适用空间，那么，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历史分期标准，就只代表一种突破口，不一定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化的唯一选择，不会妨碍继续发掘有很大潜力的、能够有效致力于自然科学化的其他各种方式。因此，只要能够注意到从固化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探索，就有希望推动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自然科学化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人文社会学科也能够如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动力之一，实质性改变此前社会发展主要只能依靠自然科学单轮推动的格局。
此外，从信息社会经济学对合理选择基本前提的主动性探索看，由于在可能对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提与推理规则形成的方式或合理性方面，数学与自然科学似乎还未能体现出主动性探索的迹象，或者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意味着在此方面，信息社会经济学明显体现出一些独特的优势，使人文社会学科首次隐隐有相对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局部领先之意。而且，这种领先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还可望反过来为数学与自然科学提供有益的启示，使其更为主动地将前提与推理规则等的形成方式或合理性，纳入专门的学术研究中。一旦这类主动性探索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即可望摆脱数学与自然科学发展迄今的自发性与盲目性，跨入新的自觉自为的历史发展阶段。
最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使彻底淘汰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必要性更为凸显。
在目前，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仍然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但由于其属于前科学时代的产物，与自然科学化的信息社会经济学相比，其内容在严谨性、适用性等方面难免相形见绌。这样的隔代差距，无疑意味着对西方经济学一种前所未有的降维打击，使其以往深藏不露、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现在无处遁形。
通过揭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信息社会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可以归结为在不同严格程度上坚持“知识涌现速度缓慢”这一前提的结果，也因此可以根据坚持该前提时的严格程度不同，划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严格坚持“知识涌现速度缓慢”的前提，可以称之为纯理论。这一部分在现代社会完全过时，即使经过进一步完善，有希望成为适用于“工业革命以前”的、具有严格逻辑的经济学理论，也已经注定没有用。
另一部分则同时以“知识涌现速度迅速”和“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前提，可以称为修正理论。作为纯粹逻辑矛盾的产物，这一部分具有无可救药的荒谬性。
在理论逻辑上，一个理论的基本前提的性质，决定了这个理论全部内容的性质。既然西方经济学各部分理论的基本前提或者早已过时，或者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那么，这一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也必然具有如此性质。因此，从其基本前提的性质看，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为人知的根本性缺陷，已经一目了然，表明其不容置疑地应该被彻底淘汰。至少，在现代社会，由于其无法有效把握现代社会经济事物的本质特征，无法据此进行严格的推理判断，得到的结论自然不能保证可靠性，注定不可能保证有效解决相关现实经济问题，当然无法具有任何正面的现实意义。
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信息社会经济学由于以“知识涌现速度迅速”为前提，与现代社会状况密切吻合。这样的前提，使之得以克服西方经济学存在的根本性缺陷，既能充分保障分析推理的逻辑严格性，也能有效维持与现实经济状况的吻合性，因此能够如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严谨的分析推理，有效解决相关现实经济问题，理所当然地具有全面碾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巨大优势。
在此情况下，从理论逻辑角度看，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原本顺理成章，但从人性情感的角度看，由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数百年来无数西方经济学家持续努力的成果，长期受到社会广泛推崇，并一直在经济学领域里居于主导地位，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对于受其熏陶，难免对其深信不疑、满怀敬意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断然的全盘否定，容易使其觉得突兀与不可思议，很难接受，甚至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
实际上，在信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达到充分成熟的阶段以前，笔者也一直认为，毕竟经过几个世纪的千锤百炼，西方经济学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局限性，也很可能存在值得借鉴保留的部分。因此，在致力于信息社会经济学研究的同时，笔者也一直努力搜寻可能有正面价值的西方经济理论，希望能有所借鉴，却一直未能如愿。直到关于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的研究完成后，才意识到这样的搜寻是徒劳的。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以“万一自己的研究存在未察觉到的缺陷”的心态，继续关注是否有哪种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具有什么样的合理性，但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
就此而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尽管看起来不易为人接受，貌似比较偏激，但理性地看，这种全盘否定并非主观上刻意为之，而是根据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性质的研究，进行严格理论分析得到的客观必然结果。既然如此，只要试图客观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我们就实在无法基于同情心，仅仅因为其是无数西方经济学家呕心沥血取得的研究成果，就主观认定其一定有什么正面意义或价值。
相反，既然信息社会经济学能够以可供鉴别的严格依据与论证过程，确证现代西方经济学至少在现代社会毫无现实意义，应该被全盘否定，就足见这种新的经济学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其结论更加值得信赖与尊重。
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在上述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的意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影响。本书对信息社会经济学这一全新性质的揭示，使其能够与前两部著作一起，成为标志信息社会经济学重大发展进程的代表作。同时，经济学及人文社会学科展现出来的更新转变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还为未来的探索者，提供了广阔的作为空间。笔者在为信息社会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深感欣慰的同时，也期盼后继者们能够尽快将其发扬光大，不仅使经济学早日脱离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泥潭，全面转入新的发展阶段；更使经济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科能够不负使命，成为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类似的、推动社会顺利发展的有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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