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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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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全球流动为主题，通过对各类跨界现象、事物与群体的观察，尝试呈现更为丰富而复杂的全球化景观。本书所收录的20余篇文章，包括全球视野中的人、物与地方，全球流动的边境景观与全球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张力。内容皆是基于或缘起于作者的田野调查，将宏观的全球化叙事与微观的人类学视角结合，深入浅出地介绍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与时代——关于全球便捷的治理民族志研究，为读者打开全球边界的视野，激发读者对于全球边界的观察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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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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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萱，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批判边界研究、政治人类学、海外民族志，曾在以色列、突尼斯、保加利亚，中国新疆、云南等地从事田野调查，关注生命政治、跨界流动等议题，著有《常人之境：中国西北边地口岸人的口述》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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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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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之上：全球化视野中的人、物与地方
“好人”亚金：隔离墙下的巴勒斯坦人生
阿布德，山谷里盛开的玛姬怒娜
战地与酒庄：戈兰高地的叙事重建
炸鱼薯条算什么？且看印度咖喱如何“殖民”大英
“无国家”民族的兴衰：反恐战争与库尔德人的
聚散依依
帝国的“提线木偶”：塞浦路斯历史揭示欧洲
一体化难题
突尼斯的历史和现实：移民将北非重新带回地中海
何以为边：全球流动的边界景观
“难民”还是“移民”，我们该如何称呼从中东到欧洲的
流动人潮
桥梁或边界：英法海底隧道见证着欧洲一体化和英国
脱欧的反复历程
从二战“大西洋铁壁”看现代欧洲一体化的雄心与
忧虑
从双子城到隔离墙，且看美墨边界的移民政策如何
变迁
从美墨边境跨界医疗旅游说起，“全球北方”如何支配
“全球南方”
飞地中的飞地中的飞地：印度—孟加拉国的奇葩边界
景观
邦国内外：全球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张力
欧洲边境保护局：一个时空错乱的欧洲一体化困境
政策与话语，英国人的脱欧焦虑缘何而来
从精算模式到哨兵模式：全球公共卫生应对机制的
变迁与两难
抛开传统认知看现实，如何看待巴以和解的“两国
方案”
犹太国家中心阿拉伯要素——从以色列大选看主权
国家观
从定居点看以色列的建国思路：从军事转向市政
多色身份证与巴勒斯坦人的“另一种生活”
从拆除到混凝土浇灌：巴以冲突的建筑政治学
附录：面朝全球边界的共同思考
国际政治的民族志叙事
追问世界的真相——在遭遇《难民革命》之后
后记：边观，未完待续
边界：延展的、存在的、多元的——《边观》
读后感袁长庚边观——全球流动的人类学笔记社区之上：全球化视野中的
人、物与地方“好人”亚金：隔离墙下的巴勒斯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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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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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家”民族的兴衰：
反恐战争与库尔德人的聚散依依
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简称“库区”）举行了一场独立公投，尽管公投仅具有“咨询”性质，但这次冒险的政治试探却深深地刺激了伊拉克中央政府，10月16日伊拉克政府军突袭库尔德人控制下的城市基尔库克，并接连收复在打击“伊斯兰国”（IS）的反恐战争中被库尔德武装顺势攻占的大片土地，将库尔德人控制区打回2014年时的模样。时隔两年，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似乎偃旗息鼓，又回到了战前，成为一项伊拉克国家的内部事务，发起公投的库区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Masaud Barzani）早已宣告辞职，现任总理、其子马斯罗尔·巴尔扎尼（Masrour Barzani）于2019年11月派遣高级代表团赴首都巴格达商议2020年中央预算，以确保库区未来的权益。
2014年，马苏德·巴尔扎尼曾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度人物”最终候选人，风光一时无两，“库尔德人”以反恐战争中骁勇善战的库尔德武装战士形象风靡全球。可以说，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迂回于多国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鲜有如此整体性的面貌出现。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的逐步划定，库尔德人世居的绵延山地被切分为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几个国家，尽管有着3000万人口的巨大体量，但毫无疑问，库尔德人错失了在20世纪民族国家浪潮中建立国家的良机，转变为日渐成熟的主权国家体系下全球最大的“无国家”（stateless）的民族，并以不同国民的身份生活在上述多个国家之内。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为17世纪中叶奠定的主权国家理念注入“民族”（nation）的概念。后者既是一类强而有力的思想武器，丰满了主权国家的国族叙事，“想象的共同体”孕育而生，同时也可能为潜在的国家分裂保留了危险的能量。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这份张力始终存在其中。
2007年，我在叙利亚留学期间，邻寝的便是几位库尔德人，他们热情友好，喜欢在楼道里用电炉炸鸡，吊起左邻右舍的胃口。也是在那一年，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继2000年后再次作为唯一的候选人竞选连任了叙利亚总统，当时他的投票支持率高达90%以上，百万民众上街游行，高呼“我爱你”以表支持。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很难预测有着眼科医生背景和坚实民意、倡导“凡人政治”的阿萨德会遭遇2010年以后的重大危机。
图52007年的叙利亚大马士革街头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但当时我的库尔德邻居却已为后续的危机埋下伏笔。闲暇时他们关心国内政治，常常抱怨叙利亚政府对库尔德人不信任与不公正，常年聚居在叙利亚东北边境的库尔德人在国内很难找到正式工作，例如考公务员和教师；再比如他们会使用“库尔德斯坦”等危险的词汇表述身份，渴望保存库尔德文化。而针对当时那场声势浩大的总统竞选，他们提醒道：“你别光看支持率，你得看有多少人能投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我重新关注了当时的连任选举，与976%的得票率相对应的是刚过50%的投票率，勉强达到51%的法定标准；而在早前一个月的议会选举中，投票率甚至不足50%。
2014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期间，阿萨德迎来新一轮连任选举，在反对派控制下的叙利亚东部和北部地区（库尔德人聚居区所在地）没有任何投票点的情况下，投票率也仅达到73%，得票率也下降至90%以下。尽管我们很难简单地将两次选举低迷的投票率归结于对中央政府的反对，但其中掩藏的分裂危机已不言而喻。
与叙利亚相比，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境况要好一些，早在1946年，他们便曾尝试建立国家，最终未能如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两次海湾战争，伊拉克库尔德人正式成立库尔德自治区，享有充分自治，并且库区依照伊拉克宪法可以获得17%的年度政府财政支出，这已占到库区财政收入的80%。
但未能改变的两点是：其一不论是作为国内少数族裔还是特殊的自治区域，库尔德事务始终作为单个国家的主权事务，与国家治理相联系；其二，在库尔德人的民族观念中，土地并不具有现代的领土意涵，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只能在私人财产或行政辖区意义上理解，而不可能上升为领土，因为领土与主权相绑定。
真正彻底打破这种主权国家内部平衡的是“伊斯兰国”在中东腹地的崛起，对于“伊斯兰国”，我们更熟知的是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与正义的反恐战争，但容易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超领土”的政治属性。
“伊斯兰国”试图以“圣战”之名，以浪漫主义的口吻招募追随者，呼吁效仿古代帝国，建立哈里发王朝，但这根本掩饰不了其旨在超越和颠覆现实主权国家领土秩序，进而实现自身领土野心的本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超领土”的诉求势必引导出“超领土”的全球事务，直接反映为全球性的反恐合作。
我们不得不说，针对“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使得压抑了半个多世纪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再次迎来高潮，借由伊拉克北部地区和叙利亚东部地区的主权国家政治真空与失范，世居此地的库尔德人以“保卫家园”为名加入反恐战争之中，并阶段性地重塑了中东地区的领土秩序和地缘政治版图。
一个在全球舆论和媒体中统一的库尔德形象诞生了——库尔德武装战士，他们取代了生硬的、危险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形象，同样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姿态向全球展示，并在保家卫国的宣传中，逐步打破了被不同主权国家束缚的身份区隔，传播并聚合库尔德人的文化与认同。
2016年，我在北京接待了一位来自伊朗的库尔德朋友。彼时，国内政治已不再成为库尔德人关心的对象，他以极为包容的口吻向我分享了库尔德人在各国各地区反恐战线上的努力，尽管伊朗的库尔德人并不身处战区，但其核心在于库尔德人得到全世界的声援和支持，他们摒弃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区隔和外交掣肘，正在以一种积极而统一的身份为世人所知晓，一种全球性的力量重塑了库尔德人的认同。
2017年底，针对“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在官方的口径中宣告胜利，而在胜利前夕发生的是伊拉克库区的独立公投，库区一边倒的支持率并不出人意料，而缓过神来的各主权国家一致予以反对，领土控制与主权治理的差别恰恰在于前者属于非此即彼的、绝对意义上的单一层面，而后者可以具有多层次性，主权可以呈现为分级式治理。
在“超领土”的全球事务中凝聚起的库尔德力量试图以“再领土”的方式巩固自身的地位，但严重缺少建国物质基础以及挑战主权国家底线的行为则预示着失败的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因全球反恐战争而获得的统一身份不能消化库尔德人内部的分裂，这既来自于党派政治，也来自于部落文化。
库区公投和反恐战争结束后，不仅伊拉克库尔德人，其他几国的库尔德人似乎也随着风波的平息回到曾经的模样，安静地回归国家主权治理的框架中，但事实上一个新的属于全球化语境的库尔德篇章已经开启，战争刺激了全球流动的加速，大批库尔德难民逃亡欧洲，构成中东难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逾200万的库尔德移民在欧洲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游说、影响甚至决定着欧洲与中东政治。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阿联酋的公司与加拿大的企业竞争着库尔德山区的天然气开发，当土耳其管道计划源源不断地从库区输送石油到欧洲，当全球流动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的母题，当一种前所未有的“去领土化”的倾向业已成型，主权国家面临的挑战远比库尔德人所面对的要多得多。
帝国的“提线木偶”：塞浦路斯历史揭示欧洲一体化难题
……
帝国的“提线木偶”：
塞浦路斯历史揭示欧洲一体化难题
塞浦路斯是一个小国，位于东部地中海的小岛，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但人类历史似乎存在一种惯例，越是小的国家，越有可能揭示出大问题。
我最早接触到塞浦路斯是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只有宗教婚姻是合法的，所以许多世俗公民、移民或者异教通婚者会选择到塞浦路斯登记婚姻，办理国际结婚证再回到以色列换领本国结婚证。他们前去塞浦路斯登记的理由很简单，那是最近的欧洲国家，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突然意识到与叙利亚隔海相望的塞浦路斯居然属于欧洲。
最近了解塞浦路斯则是基于层出不穷的移民广告。2012年塞浦路斯放宽了非欧盟居民的移民政策，只需要购买不少于30万欧元的永久产权住房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永久居留权，毫无疑问，吸引人们的理由依然是塞浦路斯属于欧洲。
对大多数国人而言，对欧洲的意象往往浓缩在西部欧洲的几个主要大国，例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同样鉴于苏联的大背景，东部欧洲则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紧密相连，这也吻合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西方与东方的二元想象。
我们可以如是认为，欧洲是一个被东西切分的整体，内部充斥着众多领土国家，且被欧盟、欧元区、申根签证等一体化设计捆绑在一起。但是，欧洲作为一个领土概念，它有边界吗？它的边界会在哪里？
19世纪中后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近东地区逐渐瓦解，大英帝国出于对自身商业和军事利益的保护，于1878年伺机占领了塞浦路斯，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了两个军事基地。尽管塞浦路斯是一个地中海东部小岛，但其地理位置却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塞浦路斯以北距离土耳其约40公里，以东距离叙利亚不到100公里，而以南距离埃及约400公里，因此英国的军事力量在这里可以环伺整个地中海东岸。其次，借助地理上的优势，英国得以强而有力地阻挡俄国扩张至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野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保护英国自埃及苏伊士运河至印度海上商路的重要屏障。
也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塞浦路斯的岛民文化被发现，英国人发现这样一个小岛上居然存在两个文化迥异的社群——希腊化塞浦路斯人（Greek Cypriots）和土耳其化塞浦路斯人（Turkish Cypriots）。沿袭自希腊与土耳其久已有之的矛盾，英国人看待这两个社群的方式同样是迥异的：对于前者，认为他们继承了光荣的古代希腊，是受到教化的亲希腊子民；而后者则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贸然闯入的东方野蛮人。正是这样的判断为后续塞浦路斯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但不论是哪一种社群文化，塞浦路斯在英国统治时期已经逐渐脱离其民族主义的潮流，成为欧洲大陆的一部分。英国人幻想可以在塞浦路斯制造出两个“异托邦”（heterotopia）以服务帝国的空间治理，也因此彻底破坏了几个世纪以来混合的塞浦路斯本土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分化的、新的空间，语言、身份乃至历史都开始一分为二。
在此之前，希腊化的岛民和土耳其化的岛民并不存在后来所看到的族群仇恨，希腊正教教堂和清真寺可以存在于同一个街区，但在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后，紧接着的却是族群战争的爆发。1963年，英国军官皮特·杨（Peter Young）在一幅塞浦路斯地图上用铅笔画上了一条东西向的横线，思考如何用隔离的方式解决本地社区之间的族群冲突，而这也是后来塞浦路斯“绿线”（green line），即“联合国缓冲区”（UN Buffer Zone）的雏形。
独立后的塞浦路斯冲突不断，希腊化岛民希望能够并入希腊，从而彻底并入欧洲，而土耳其化岛民却拒绝接受这一方案，因为担心作为少数族群的他们会遭遇不公的待遇，等到1973年希腊正式加入欧盟，岛上这种分裂的情绪更加严重。
1974年7月，在希腊和国内希腊民族主义分子的共同参与下，塞浦路斯发生军人政变，新政府希望加速并入希腊的进程，而土耳其则随即以保护岛上土耳其人的名义入侵塞浦路斯，攻占了北部地区。处于冷战中期的西方社会空前地一边倒向土耳其（需要借助土耳其的力量遏制苏联），谴责希腊企图兼并塞浦路斯的行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希腊政府和塞浦路斯新政府接连倒台。
战争的结果是“绿线”被划定，隔离墙被修起，塞浦路斯分裂成南塞浦路斯和北塞浦路斯两个部分。前者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后者则只有土耳其承认，作为一个争议地区，大批希腊化的塞浦路斯人在战后被驱逐至南部。而首都尼科西亚成为一个至今罕见的被分割的首都，与柏林墙类似。
冷战结束后，命运发生了偏转，首先是北塞浦路斯始终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其次是在欧洲东扩的大背景下，1990年作为欧盟前身的欧洲共同体（Europe Communities， EC）接受了由南塞浦路斯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在这一时期，欧洲仍然希望将塞浦路斯看作一个整体，将其纳入欧洲，但其中暗示了将北塞浦路斯排除在外的可能性。
2004年，塞浦路斯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2008年加入欧元区，但只包括南塞浦路斯。事实上，在2004年4月25日，塞浦路斯就统一问题进行了一次公投，但公投结果是：北部土耳其区约65%的民众支持统一方案，但南部希腊区约75％的人反对。根据此前的协议，只要一方否决，统一方案就无效，因此最终只有南塞浦路斯于5月1日加入欧盟。
北塞浦路斯渴望统一的心情非常容易理解，这是一次改变争议地位和生活窘境的宝贵机会，但南塞浦路斯的反对则是基于深刻的历史原因，他们担心自身的稳定被打破，新的矛盾再次爆发。
我们可以想象2004年5月1日前夕，南塞浦路斯的烟火与北塞浦路斯的寂静，以及尼科西亚的骚乱。最终公投的结果令欧洲社会大为失望，这次欧洲东扩的计划没有完满，也使得一条奇特的欧洲边界出现了：塞浦路斯岛的南部属于欧洲，而距离欧洲更近的北部却不属于；切割塞浦路斯的“绿线”所分割的不仅是两个地区，地理上的南北还标志着欧洲与非欧洲世界、西方与东方的边界线。
如今，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南塞浦路斯的居民可以持本国持护照自由出入南北地区，而北塞浦路斯的居民则需要办理申根签证方可进入南部。同时，南塞浦路斯人说着希腊语，使用的货币是欧元；而北塞浦路斯人则说着土耳其语，使用着土耳其里拉。
2004年之后，针对塞浦路斯统一问题，南北两方以及英国、希腊、土耳其等参与国家又进行过多次多边和谈，提出过多种方案，但始终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们锱铢必较的争辩中“难产”。
娇小的塞浦路斯今天依然承受着惊人的负担，无论是欧盟东扩还是欧洲一体化，这些看似无法阻挡的潮流之下蕴藏着反复的、深刻的历史问题，塞浦路斯所反映出的恰是这种复杂性。
突尼斯的历史和现实：移民将北非重新带回地中海
……
突尼斯的历史和现实：
移民将北非重新带回地中海
阿明是一位来自突尼斯东南部杰尔巴岛的小伙子，由于多年来参与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播的社会组织工作，他对突尼斯各地的古代遗迹了如指掌，曾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迦太基时期朴素的红白色马赛克、逃避罗马人一神教改革的地下多神祭坛以及印在羊毛织物上的柏柏尔语字母。
距今3000多年前，突尼斯一带的古代文明便已开始活跃，他们或从西部的山地兴起而发展出人类的聚落，或从海上而来建立起伟大的城邦，努米底人、腓尼基人、柏柏尔人、罗马人等地中海先民的名字至今仍回响在本地不计其数的古代遗址之上。而在今天，突尼斯依然生活着阿拉伯人、犹太人、柏柏尔人等不同宗教、族群的群体，但却不存在激烈的宗教冲突，人们和平相处，甚至允许家族间通婚，阿明曾肯定地说起，“唯一能显示宗教差别的只有名字，除此之外，我们都是一样的”。
毫无疑问，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伯穆斯林向西方向的远征以及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印象中欧洲与非洲地区的分野，欧洲被西方概念包裹得严严实实，而非洲则被定义为黑色的、落后的和与现代文明无关的世界，与欧洲形成鲜明的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从古史叙事下的东与西悄然转换为民族国家范畴下的北与南，甚至有关地中海的讨论在近代修辞学上也已经告别非洲大陆，今天我们更多地习惯于以“北非”的意象来书写历史，其似乎与地中海无关，而更有趣的是，北非往往也在广义的观察中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无关。这一来自古代文明与近代历史构成的叙事张力困扰着我们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理解。
从突尼斯首都一路向南至中部地区，自然地理形貌由北部平原逐步变为半干旱的沙漠草原过渡地带，从未被罗马人统治过的柏柏尔人的小型聚落若隐若现于干裂的山岗之间，而恰恰在这里，我听到一首经过改编的阿拉伯语歌谣，“我们是朋友，我们是非洲人！”
图6突尼斯的中部古城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事实上，这是极为鲜见地听到本地人提起非洲的例证，这也表明距离海岸不足100公里的内地可能有着另一种文化生态，其流露出告别地中海—欧洲的原始冲动。有观察者根据此类基于考古的发现认为，非洲的地中海文明仅限于海岸地区，而终止于撒哈拉沙漠的北缘。
经由中部地区向南将深入至撒哈拉沙漠的腹地，朝东南方向前进便是利比亚，大部分国家被撒哈拉沙漠所侵蚀的利比亚非常幸运地拥有的黎波里，这里曾孕育出不亚于迦太基的古代城邦。在地中海的图景中的黎波里备受瞩目，而遗憾的是，也正因为如此，的黎波里成为近代以来利比亚一切冲突的焦点，2011年至今仍未休止的利比亚内战浓缩为今日哈夫塔尔将军围困的黎波里的现实。
的黎波里靠近突尼斯与利比亚的东部边界，这也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间，大批利比亚人沿着古代延续下来的贸易通道跨越边界，向突尼斯东部的海岛与北部的海岸前进，突尼斯与利比亚之间宽松的签证管理也为此提供了便利。2019年的头两个月，便有300余名利比亚难民逃亡突尼斯，尽管是为了避免暴力和战乱，但据本地社会组织观察，几乎没有人计划来到突尼斯，之所以来到这，只是因为利比亚糟糕的难民营现状以及日益飞涨的偷渡欧洲的费用。根据欧盟与利比亚的边界协定，利比亚政府有义务拦截非法移民的船只，并将其扣留在利比亚境内，这一方面降低了非法移民的到达数量以彰显边界拦截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迫使利比亚人寻找新的路线，其中，突尼斯首当其冲。
阿明在谈论古代文明与宗教和谐相处的同时，提及过相当重要的“下半句话”，“我们都一样，那是因为大家都不关心（宗教），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大量的移民来自不限于利比亚的广大非洲地区，但突尼斯始终是一个移民输出国，而不是一个移民流入国。每一位到达突尼斯的利比亚人都有60天的申请缓冲期，可以在此期限内申请成为合法的避难寻求者，或选择自愿性遣返（voluntary return），如果避难申请被拒绝，同样拥有两个选择：非法滞留在突尼斯，或尝试偷渡欧洲。
“我们感谢突尼斯为我们提供了庇护所，但我们更想去欧洲。”一位利比亚人曾这样谈道。事实上，他也说出突尼斯人的心声，近年来整个北非地区的经济因地区动荡和经济危机而陷入低谷，这也使得更多的人渴望去欧洲。因此，在突尼斯，移民到达并选择留下的数量并不可观，而本国人流出的数量和方式则更值得关注。
在古史中，不论是突尼斯的迦太基还是利比亚的的黎波里，都是地中海航线中的重要站点，但近代以来的地中海文明撕裂并未影响到这些航线在今日的重要性。欧洲在边界管理上的强化从未成功阻挡非法移民的到来，对我而言多少有些难以启齿的偷渡行业在阿明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有不少朋友都在欧洲，坐船去的，他们不用什么签证”。我更加好奇地问道：“那他们不会被当地警察抓到吗？”阿明的回答“别开生面”：一方面，欧洲的警察，例如在意大利，他们很少会查突尼斯人，突尼斯人只是在那里工作；另一方面，如果谁想回来了，他会自己去警察局，然后买机票回国，就像过“假期”一样，过一段时间想过去了就再过去。
突尼斯的整个沿海地区都存在这样的偷渡站点，较为集中的是在突尼斯北部的比赛大、中部的斯法克斯和南部的杰尔巴岛，而唯一与利比亚有所不同的是，突尼斯的偷渡船只大多为小艇，灵活且速度快，但乘坐人数较少，约10人。利比亚的船只则是可装载百余人的大型船只，容易被发现。在安全性和价格上，显然突尼斯的偷渡方式要贵得多。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利比亚人是否以难民的身份前往突尼斯寻求庇护，而是他们都在通过各种办法试图进入欧洲，这种可能性早已蕴藏在古代先民关于海洋的丰厚知识之中。
图7杰尔巴岛码头上等待渡海的车队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自此，移民的现实处境与经济理性不仅将马格里布地区的古史叙事淡化，更重要的是，其将北非重新“带回”地中海，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图景之下，这种“带回”很难基于古代文明而建构，而近代的撕裂与现代的漠视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将迎来一条新的理解地中海的欧洲路径。
在这一路径之下，北非既无需告别地中海古史（站点与航道的利用），也不会与非洲大陆相分离（非洲移民的中转站），从而也使得新的边界命题产生，那就是，随着移民和新的边界问题的出现，北非和欧洲联系在一起，成为欧洲的南部边界。
在今天的突尼斯（突尼斯首都）老城，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市场的痕迹，衣服市场、药材市场、帽子市场等，其中还包括奴隶市场，早在数百年前，这里便形成欧洲与非洲、古代与近代的交汇，而新的问题将留待我们继续观察。
何以为边：全球流动的
边界景观“难民”还是“移民”，我们该如何称呼从中东到欧洲的流动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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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还是“移民”，我们该如何称呼
从中东到欧洲的流动人潮
在金属的围栏内，阿拉伯妇女们在庭院内一边围坐谈笑，一边看护着正在追逐或荡秋千的孩童，门口有一位阿拉伯男子正在投喂鸽子，到处一片祥和的景象。
这是2018年7月我造访位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最大的难民营时看到的情景。
这座难民营由几栋新建的住宅组成，楼下是活动的空地，尽管整个营地被围栏所包围，需要特殊的申请许可才能进入，但入口终日开放，里面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小区”旁边还建有一幢现代化的医院。
这些难民营包括医院的建设费用均主要来自欧盟。因此对保加利亚来说，难民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但对绝对大多数难民来说，这儿只是个临时停靠的落脚点。
喂鸽子的男人是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青年，当我问起他的难民生涯，他突然变得有些沮丧，他说这不仅是因为家园被毁，而是因为2017年底他刚刚从德国被遣返回保加利亚，他并不喜欢保加利亚，相比德国，这里没有好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也较低，但他却无能为力。
难民营的路口处，我又遇见两位来自伊拉克的妇女，她们正准备去市中心购物，相互问候后，一位妇女有点激动地对我说，她有四个孩子要养，孩子的爸爸每天不停地在外工作，她现在最渴望的是全家人可以搬去德国，而对于是否愿意回到伊拉克，她俩果断地回答道：“不想回！”
一位叙利亚难民曾这样吐露心声：“我们不喜欢被称作难民。”这种心理颇耐人寻味。
图8位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难民营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返回下榻的酒店，我查阅着网上的资料，看着画满箭头、如“行军地图”一般的难民路线以及“满目疮痍”的难民报道，不免产生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是难民？什么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安全？舒适？还是流动性？
在东南欧国家的交通站点，我们经常可以碰见这样的景象，大队的中东难民拥挤在车站门前和线路两侧，与警方对峙，他们希望突破封锁的防线继续前进，人们手持着购买的国际列车的车票，大声高呼“让我们走！让我们走！自由！德国！”不难想象，数十万难民在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内穿越一个又一个国家，一条经典且曲折的中东难民移动路线随之浮现：土耳其—希腊—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巴尔干半岛诸国）—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正因如此，若以“难民”或“避难寻求者”（asylum seeker，土耳其政府的官方定义）为中心来思考这些群体显然已不足够，而“移民”（migrant）这一更大范畴的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观察者所使用。
如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凯莱蒂火车站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西站已成为这些移民、志愿者最主要的聚居区，同时也是匈牙利等国政府、欧盟官员关注的焦点。火车站的隧道里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尽管大量友善的本地志愿者和市民愿意为他们提供安全舒适的住所，但显然，移民们更愿意留在原地，他们在这里搭建简易的住所，歌唱或病倒，只是为了获得再次流动的机会。
现行的难民庇护条例以1990年签署的《都柏林公约》为基础，其中规定了“第一入境国”等原则，即难民应在进入欧盟后踏足的第一个国家申请避难，这个国家也有义务在难民申请期间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直到欧盟将难民指派到其他成员国。显然，作为一部欧盟法律，其将庇护的压力集中在以土耳其、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边境国家，而法律背后投射出的“非流动性”（immobility）问题也自然与《申根协定》倡导的欧洲内部的自由流动相悖反。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流动性高度释放的区域才成为难民真实的公共领域。也就是说，难民的公共领域，不应简单地被定义在国家的边界地区，而更可能是人员流动的交通枢纽和要道。欧洲各国在难民安全环境上的营造以及日益强化的边界管制本质上都指向对移民流动性的约束，而不是难民概念及其生存本身。
在移民而不是难民的认识之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更为悠久且复杂的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中海沿岸及东欧地区移民体量的大幅增加便已经刺激欧盟各国开始思考如何强化自身的边界管理。例如1986年，西班牙在加入欧盟之后便颁布了首部移民法案以应对北非移民的流入，其核心既包括对政治领土边界的管控，也涉及劳工、教育、融入等社会经济事务。如若将欧洲边界的范畴向外扩延，我们更会发现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黎巴嫩等地中海南岸国家在更早的时期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移民的重要目的地。
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勾画出三条在成型时间上或有先后、在地理上具有远近的“移民线”：第一条以欧洲南部国家、巴尔干地区及东欧地区为线索；第二条以北非国家、小亚细亚地区国家为线索；第三条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中亚腹地国家为线索。
一位土耳其教授曾对我说，在欧洲的土耳其人在阶层上要比阿拉伯人高，他们来到的时间更早，从事着更体面的工作。一位突尼斯留学生也曾与我分享，今天突尼斯的年轻人都向往欧洲，留在本国被视为失败，而突尼斯国内现在都是利比亚人（在利比亚战乱以前很少）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
毫不讳言，这一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图景令人厌烦，却也透露出大部分的事实。所谓的中东难民潮更多地体现在“移民线”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他们并非一早便计划进入欧洲，而是随着所在国的政局动荡，借由移民流动传统而产生的剧烈冲击。因此，若我们承认移民浪潮是一种现象，那么近年的中东难民问题便不会显得那么突如其来了。
在常识性的观感中，难民总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当梳着油亮头发的叙利亚小哥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向人兜售新款的服装，当热情的阿富汗大叔在布鲁塞尔的窄巷里经营着肉铺和杂货店时，有关难民的形象将得到修订。
不可否认，逃避国家战乱是其流动的一大动力，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紧密的亲属网络和适宜的经济条件是更为关键的支撑性条件，在这一层次，围绕难民和移民的描述将走向趋同，移民的能动性和主体性问题上升为分析的重点。
保加利亚通往塞尔维亚的国际公路上，分布着一些破败的村镇，其中站着一些打扮浓艳的少女，我询问车上的友人她们是难民吗？友人回答道：“不！她们都是吉普赛人。”
图9由越南难民营改建而成的吉普赛人社区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此前提及的索非亚中东难民营附近是一处不为人知的社区，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越南战争难民营建筑遗留至今，当年的难民早已离去，肮脏的楼道让人不忍直视，狭窄的街道坑坑洼洼的，遍布污水，蓬头垢面的路人警惕地看着陌生的行人，这里是索非亚最大的吉普赛人社区。
当我们看到移民（或者说难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媒体和公共舆论中广泛发酵时，事实上，作为国民的吉普赛人似乎更令保加利亚和当地民众担忧。在一场尚未终结的难民潮之下，不仅是移民，更多的“浪花”也将泛起。
桥梁或边界：英法海底隧道见证着欧洲一体化和英国脱欧的反复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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