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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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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古典经济学史的吉光片羽，回溯300年经济思想的赓续演进。《大转型之前》揭穿了有关古典经济学家广为流传的迷思，采集他们的生平逸事，剖析其主张、理论、思想的关联，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超越传统认知地大胆针砭，启发读者借古通今——理解英国脱欧、人口规模、粮食危机等当下政治、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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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古典经济学家的逸闻故事集：讲述从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科尔贝到“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经济学家的故事——采集传统书写之外的历史遗珍，丰满人物性格与形象：
约翰·穆勒的父亲也是望子成龙心切的“直升机家长”？
以哲学家身份闻名的大卫·休谟是重商主义的批判者？
理查德·坎蒂隆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大卫·李嘉图本可继承大笔遗产，却走上了自力更生之路？
这是古典经济学300年的思想发展史：展示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如何萌发—更迭、交锋—对立、延续——发展，以至其作为学科的正式确立。
大卫·休谟缘何举旗反抗科尔贝实践的重商主义？
西斯蒙第是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的第一人？
“谷物法”的废除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马尔萨斯预言的粮食危机只是危言耸听吗？
采集古典经济学史的吉光片羽，回溯300年经济思想的赓续演进：既有人物的生命温度，也有理论于批判中前进的坚毅冷峻。
阅古通今，回顾经济学发展的历程，更能理解今日之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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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英]卡勒姆·威廉斯 (Callum Williams） 著
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经济学人》撰稿人。其报道的全球经济趋势问题涵盖劳动力市场、住房，以及政治经济的诸多领域；其对英国脱欧、前工党杰里米·科尔宾政策主张等经济、政治现象的观察，揭示了古典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如何被“利用”。
先后就读或任职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
黄延峰 译
经济学硕士，中—英双向职业译者。中文译作多达40余部，涉及经济学、管理、投资理财、心理学、历史等题材，也译有小说等文学作品；发表汉译英作品多部，含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且担任汉译英作品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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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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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启人心智的 20 位大师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 /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替罪羊
威廉·配第爵士 / Sir William Petty 1623—1687
经济学的创立者
伯纳德·曼德维尔 / 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
18世纪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理查德·坎蒂隆 / Richard Cantillon 1680—1734
伪造自己死亡的经济学家
弗朗索瓦·魁奈 / Francois Quesnay 1604—1774
“自由放任主义”的源起
大卫·休谟 / David Hume 1711—1776
为什么重商主义是错误的？
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1723—1790
伟大和错误的观念
尼古拉·孔多塞 / Nicolas de Condorcet 1743—1794
法国的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 / David Ricardo 1772—1823
《谷物法》的深远影响
让·巴蒂斯特·萨伊 / 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假想的对手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憎恶穷人的悲观傻瓜？
西蒙·西斯蒙第 / Simonde de Sismondi 1773—1842
资本主义的良心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极端的资本主义拥护者还是社会主义者？
哈丽雅特·马蒂诺 / Harriet Martineau 1802—1876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安·兰德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
达达拜·瑙罗吉 / Dadabhai Naoroi 1825—1917
指出房间里的大象
罗莎·卢森堡 /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质疑马克思的女人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一个乐观的结局
注 释
致 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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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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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亚当·斯密之前
配第并非出身名门望族。1623 年，他生于汉普郡的贫民区，父亲是个裁缝。他是个聪明的孩子。约翰·奥布里是一位 17 世纪的作家，也是配第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他说配第年轻时的乐趣是“看着工匠们干活，比如铁匠、钟表匠、木匠、细木工匠，等等。配第12岁时，这些手艺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在话下”。不久，对知识的无限渴求使他开始周游各地。除了在乌得勒支、莱顿和阿姆斯特丹待过一段时间外，他还曾在巴黎学习，并在那里遇见了托马斯·霍布斯。很快，配第成为霍布斯的研究助理，霍布斯则向他灌输了经验主义哲学，该哲学主张从感官体验中衍生出有关世界的理论。
不久之后，配第成为牛津大学的研究员。此后不久，他又被格雷舍姆学院任命为音乐教授，并在那里讲授数学。配第是一个很难与之共事的人，他要求同事在任何时候都要精确地表达。有位同事在某次演示中用了“相当大”这个短语，配第叱责那位粗心大意的同事，指出“除了用数字、重量或尺寸标记外，不能用任何词”。在社交方面他同样严格，慎重选择加入的圈子，但这些圈子最终汇聚到一起，组成了英国皇家学会，其座右铭是“不人云亦云”（null in verba）。配第是创始成员之一。
通过对周围世界的观察，配第积累了很多经济学见解，这让他在一小群书呆子中一举成名。例如，关于劳动分工，他发表了一些有趣的看法，这要比亚当·斯密著名的大头针工厂案例早一个世纪。
配第以“怀表的制造”为例，在1682年指出：“如果一个人制造转轮，另一个人制造弹簧，再有一人来做表壳，那么，这只表比所有工序都由任何一个人完成要做得更好，也更便宜。”
......
跨海捞金
然而，配第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在测量和统计方面。
......
1652 年，作为一名军医，配第动身前往爱尔兰。刚到不久， 他就发现了一个机会。克伦威尔将征服而得的土地分配下去，首先需要测量。
......
据配第计算，爱尔兰的人口在1652年为85万，在1672年为110万，在1687年时达到130万。配第称爱尔兰整体上是一个贫穷之地。现代分析表明，平均而言，当时的爱尔兰人的富裕程度只有
英国人的一半。配第还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进行了有趣的观察。如亚当·福克斯所说，配第计算出爱尔兰和古英格兰天主教徒约占爱尔兰人口的3/4，而新教定居者却拥有3/4的土地。天主教徒还不得不忍受更差的住房条件。配第说，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房子通常“没有烟囱，没有门，没有楼梯，没有窗户”。
配第如此详细地编制关于爱尔兰的统计信息，意欲何为？他想说服政府里的人——要舍得花钱，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统计数据。当然，若是爱尔兰的经济好转，身为大地主的配第自然会从中受益。这样的印象是难以抹除的：配第帮助这个国家的渴望有利他的一面。他谈到“野兽和害虫以及（大多数人）生活在潮湿、发霉和散发着恶臭的环境里”。通过分析事关当地情况的大量信息，配第发现问题之所在，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终，他决定实施“改善”爱尔兰的计划。不无吊诡的是，为了促进该岛的英国化，10万个来自英格兰的家庭将遭到驱逐。根据福克斯的说法，配第认为新教徒干活比天主教徒更卖力。他讥讽爱尔兰天主教徒“假日过多”，而“不必要的神职人员和圣日礼拜对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损害巨大”。他认为，增加新教徒人口会促进经济发展。尽管配第设法建立一个由英格兰、威尔士和康沃尔郡新教徒组成的城镇，但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并未得逞。
理论与实践
本书中的多位经济学家都热衷于创建复杂而抽象的理论，并且不太在乎其理论是否经得起实证的检验。然而，为了适应那个时代的培根哲学的精神，配第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在他看来，
最好是先有经验证据（数据），然后再得出理论。通过对人口和GDP 的详细观察与计算，他围绕经济运行的机制提出了一些引人关注的想法。从17世纪到20世纪，国家的“最佳”人口规模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论题。最广为人所知的是，托马斯·马尔萨斯担心人口的增长速度会超过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正如我们将在第 11 章中看到的那样，马尔萨斯通过一系列假设得出了存在这种可能性的结论，但其中的一些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但是，配第的实证使他得出了一个与马尔萨斯截然不同的结论。
配第经常去荷兰旅行，在他生活的时代，荷兰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1700年，荷兰的人均 GDP大约是英国的2倍，可能是爱尔兰的3倍。配第将在荷兰看到的繁荣与在爱尔兰看到的贫困做了比较，并注意到荷兰的人口比爱尔兰多很多。虽然荷兰的自然资源很少，“在荷兰省或泽兰省（我所知道的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的财产及其每日劳动的价值比凯里郡或康诺特郡的更大，而且乞丐较少。”用配第的话说，挤作一团的荷兰人“开始忙碌，贫瘠的土地上硕果累累”。
......
配第的“报复”
配第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一再要求政府在收集经济数据上投入更多资金，比如他想要创建一个爱尔兰统计办公室，但握有政治权柄的人极少听得进去。他没能看到自己的“政治算术”被广泛采用的愿景变成现实。这可能是因为配第不讨上司的喜欢。他喜欢公开嘲笑贵族的装腔作势。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坦承自己伶牙俐齿，喜欢开玩笑”。 因为在爱尔兰的腐败交易，很少有人喜欢他。
但是，配第的建议受到忽略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基于数据做出决策的理念是激进的。在许多人看来，基于数据而不是恰当与否的做决定是不道德的。历史学家威廉·莱特温称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建议》“令人信服地表达了对用作社会政决策工具的政治算术的反对”。
政治经济学家也忽视了配第的见解。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在18世纪，“绝大多数人很快就忘记了”政治算术。相反，他们对用复杂的理论来描述世界越来越感兴趣。经验证据很难得到，也不可靠；而且，因为大卫·休谟，人们对是否有可能从数据分析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产生了疑问。在熊彼特看来，配第的指导原则是“归纳是数字和推理相结合的产物”，这在亚当 ? 斯密的时代已经过时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次也未提及配第）。大卫·李嘉图对实证研究没有兴趣。若配第在 1900 年复活，他会对自己的职业所取得的进步感到失望的。
变化已然发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富裕国家都意识到了获得可靠数据的好处，并开始定期估算GDP。经济学已经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步。随着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于1930年成立，实证再次被证明是重要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配第的这种经济学方法越来越流行。随着获取大量数据变得越来越容易，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少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线。与之相反，他们开始步配第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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