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 - 姬凌辉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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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

書城自編碼： 384356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姬凌辉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220128936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03-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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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9世纪末，细菌学说不仅在西方开始建立起来，同时随着东方睁眼看世界的觉醒，以及1894年香港鼠疫及1910年东北鼠疫等的暴发，逐渐浸渗中国各界，与传统中医文化在反复碰撞、交融中，终而扎根中华大地。国内外从中西医医学、历史学者的角度，不乏关于细菌学说的探讨，但东亚地区的相关专题研究尚付阙如，且国内的相关探究对于细菌之学在中国的传播很少谈及。本书即试图在史料中爬梳这一过程，揭示该时期包括气说、细菌等观念是如何被引介、理解与传播的，以及剖析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的防疫观念。
作者史学功底深厚，且擅长运用易被忽视的医学期刊、新闻报道、时人日记、政府示谕、卫生演说等史料，结合医疗史、社会文化史及思想史，突破传统“中与西”等二元思维，建构出一幅具体而清晰的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传播史图像。

內容簡介：

本书是一部以细菌作为切入口的文化史著作。自19世纪下半叶，细菌学说不仅逐渐改变了东西方医学的汇通焦点，同时还构成了近代中国学科生成的重要面相。本书以晚清民初为观察时段，以细菌学说的容受与卫生防疫机制的调适为主线，辅以重大疫情为历史剖面，试图揭示该时期因虫致病说、细菌致病说、防疫观念、卫生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情节，注重挖掘近代知识、观念与制度的往还与互动，呈现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在地化”过程。大体上，时人在晚清民初的中国大地上刻画出了一张从通商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社会文化版图。

關於作者：

姬凌辉，河南信阳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医疗社会史。近年来相继在《近代史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民国档案》《近代史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

目录
引　言
一、研究现状
二、本书写法
第一章　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一、前近代中国传统致病学说
二、近代西方“瘴气论”与公共卫生的兴起
三、如蝎如蟹：使西日记中的观察
四、小　结
第二章　甲午前后细菌概念的接引与沿海地区的检疫治疫
一、来华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引介
二、1894年香港鼠疫与鼠疫杆菌
三、小结
第三章　清末细菌学说的传播与东北鼠疫期间的防疫观念
一、清末社会各界的译介与在地化实践
二、宣统鼠疫期间细菌学说与东北地区的防疫观念
三、小　结
第四章　民初细菌学说的多样化与晋绥鼠疫期间的防疫面相
一、民初细菌学说的多样化
二、民初细菌学名词审查与统一进程
三、晋绥鼠疫期间的防疫措施与观念
四、小　结
第五章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防疫处及其生物制品的推广接种
一、中央防疫处的组织、人事与经费
二、1919年霍乱时期的防疫观念与生物制品的推广
三、小　结
结　语
一、纵横交织
二、医学之网
参考文献
一、史料之部
二、中文专著（含中译本）
三、回忆录、传记、文集
四、学位论文
五、期刊论文
六、英文著作
七、英文论文
八、工具书
九、电子及数据库资料
附　录
后　记

內容試閱：

新史学丛书总序

“为什么叫新史学？”
“什么是新史学丛书？”
十五年来，总有朋友会问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和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新史学是一种取向。就作品而言，举凡新视角，新史料，新叙述，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派不分中西古今，人不分新旧少壮，更不论是否成名成家，一切以作品见分晓，一切以给学术界、读书界呈现佳善的学术作品为依归，进而不断汲取更多志同道合者，用绵薄之力，促进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推陈出新。
新史学是一个过程。一百多年来，新史学不断演进，如果层层堆累，甚至可以在新史学这个名号上不断加新，新新史学，新新新史学……但这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新史学尽管随时关注国际学术前沿，但并不热衷追逐新潮流，也不那么关注花样翻新，更多考虑是否把此前的优秀作品消化、吸收，不少老书也是新视角，其实不见得被消化。我们不断在引进跟进，但是如何创造性转化，依然任重道远。比如梁任公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不少提法，至今依然很有启发，若干理念其实跟最新的史学流派若合符节。要将新史学发扬光大，需要做一个继往开来、温故而知新的工作，无论是欧美近百年来的开创性成果，还是我国近百年以来的前辈硕学之作，比如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李济、梁方仲等先生的杰出贡献，都在在值得我们用心聆听与记取。只有在过程中去理解和创新，创新才不会沦为口号，才会变得脚踏实地，成为源头活水，悠远流长。
新史学是一种精神。在有所传承的同时，在引进域外新观念、新方法的同时，落脚点其实是中国史学的开拓，尤其是将注意力更多瞩目于年轻学人，试图在他们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就予以足够的关注，将少年心事当拿云的种种憧憬与构想化为现实，化为作品，化为积累，积跬步以至千里。与此同时，我们也留意到历史系本科、研究生的成长，将史学初阶读物纳入计划，形成新系列，希望由此让史学新鲜人少走弯路。新史学更愿意接受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多元互动而不是闭目塞听中走向未来，凡是真诚的声音，都能够在新史学里面得到回应。
新史学愿意秉持这种态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倾尽一切努力，广求力作于世界，将无尽的优秀作品聚集起来，踏实做去，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争取在当代学术史、出版史留下一些印迹。
十五年来，新史学品牌包括“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中华学人丛书”“新史学文丛”“新史学译丛”“法国大革命史译丛”“历史-社会科学译丛”，累计出版近两百种图书，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反响。作为再出发，除了“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保持原貌外，其他丛书统一归入新史学丛书，涵括本土与引进类著作，经典旧籍的整理，初阶史学读物，甚至部分长篇论文，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心是唯“材”是举，也力求在设计美学与阅读体验上多做尝试。
这一过程想必是艰辛的，但由于其开放性，无疑会充满惊喜。我们期待在学术界、读书界的支持下，将新史学丛书进一步提升。新史学尽管起源于欧美，但是我们期待，通过不断地坚守，在中土树立新史学的大旗，推动历史研究、历史阅读的再深化，从历史的角度促进中国学术本土化。
兹事体大，敬请海内外师友不吝赐教、赐稿，各位的鼎力支持，是新史学得以发展的保证与动力。
是为序。

谭徐锋
2022年9月18日于河北旅次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第一章
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从明中后期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一方面这使得传统的文物典章制度不因受异质文明冲击而中断，传统医学便是其中宝贵一页，明清两代医学上承两汉，下启晚清，并开温病学说一脉；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政策，使得国人因袭多于创作，守旧多于开新，这为西学东渐埋下了历史伏笔。从1566- 1840年之间，西方世界已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族国家统一、早期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昔日被轻蔑的“远人”已然成长为拥有坚船利炮的列强。西方医学界借助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和思想革新，透过复消色差显微镜，发现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微观世界，人们通过研究微观世界里的细菌，开始向宏观世界里的“瘴气论”宣战。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不仅是对西方的“长技”“器物”“制度”等层面有所观察和学习，事实上，还有对西方所发现
的微观世界的好奇和理解，细菌由此开始进入国人视野，并开始颠覆国人的世界观。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23

一、前近代中国传统致病学说

中国古代解释病因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这体现了古人如何思考人身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疾病观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课题。近年来历史学界介入医学史研究，立足于晚近公共卫生、卫生、疾病、传染病、细菌致病说等问题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但仍缺乏对中国古代因虫致病说的系统整理，而传统典籍中的“虫”与“气”更是成为晚近时人接引细菌致病说的津梁，因此有必要回到中西医不同致病学说冲突与融合的前夜，重点梳理一下“因虫致病”说与温病学说的流变。
(一) 中国古代“因虫致病”说
古人对于虫的理解，当分置在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和文化之下，含义千差万别，可以粗略分成作为博物的虫、作为巫术的虫、作为病原的虫几种。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多处提及虫，例如“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飞虫”a ，又如“又东二百三十里，曰荣余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银，其木多柳、芑，其虫多怪蛇、怪虫”b 。可见，蛇与虫同时出现在文本中，虫与蛇的形象从一开始便置放在一起论述。
查字书所载，虫古音同虺，“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
a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卷三北山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第92页。
b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卷五中山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第178页。

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飞，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所属皆从虫”a 。从其所指可知，虫作虬，形似蛇，含行、飞、毛、蠃、介、鳞等物，即《尔雅》所释：“《说文》虫者，裸毛羽鳞介之总称也。”b清代《康熙字典》有云：“《说文》《玉篇》《类篇》等书，虫、 ?、蟲皆分作三部……截然三音，义亦各别，《字汇》《正字通》合?蟲二部，并入虫部，虽失古人分部之意，而披览者易于查考，故姑仍其旧，若《六书正伪》以为虫部即蟲省文，则大谬也。”c也就是说，在《说文解字》中，“虫”与 “蟲”是音义不同的两个字，“虫”专指一种蛇，即“蝮蛇”。“蟲” 指有足的昆虫，而《尔雅 ·释虫》则论道，“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d ，有无足肢成为分别虫、蟲、豸的标准，虽然关于“蟲”何时简化为“虫”，以及“虫”的古今音义变化问题均难以精确考证，但从《尔雅》目录来看，虫与天、地、丘、山、水、木、鱼、鸟、兽、畜等诸大类并存，这表明虫是分别芸芸众生的重要名目，而这种认识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博物学中虫类得以存在的较早文本依据。
到了唐代，虫与豸汇同一部，分列蝉、蝇、蚊、蜉蝣、蛱蝶、萤火、蝙螎、叩头虫、蛾、蜂、蟋蟀、尺蠖、蚁、蜘蛛、螗蜋等子目e ，但亦有以“鸟部鳞介虫附”之名目总论万物的做法，含

a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69-670页。
b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标点本13 ·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c (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 1649页。
d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标点本13 ·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e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25

凤、鹤、鸡、鹰、乌、鹊、雁、鹦鹉、龙、鱼、龟、蝉、蝶、萤等物a ，由此可知，唐代对于虫的分类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宋代是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既有将万物分立二门之举，即草木花果门和虫鱼鸟兽门b ，也有将昆虫分为七类的做法c ，还有将虫分别为鳞介与虫豸二部，与疾病部并立d 。此外，还有飞鸟、走兽、虫、鱼之分e ，亦有以“杂虫”之名简而论之f ，甚至有虫门独列，不与其他类目相分合，分列蚁穴、壁鱼、白蝙蝠、濡需、埳井蛙、守宫、醢鸡、水蚕等子目g 。金时并无新发明，基本沿袭宋时《事物纪原》的分类法，别为花竹木植门与禽兽虫鱼门h。
明清时期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著作，对于虫的分类更加系统，虫与疾病的关系也更为明确。该书收药品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昆虫类占有一百零六种，称为“虫部”，并有一总序详论之，节略如下：

虫乃生物之微者，其类甚繁，故字从三虫，会意。按《考工记》云，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注鸣、旁鸣、翼鸣、腹鸣、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其物虽微，不可与麟凤龟龙为伍，然有羽毛鳞介倮之形，胎卵风湿化生之异。

a (唐)徐坚著：《初学记》，目录，清光绪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 b (宋)高承著：《事物纪原》，目录，明正统九年序刊本。
c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目录卷第一，民国景明嘉靖谈恺刻本。 d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总类，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e (宋)杨伯岩辑：《六帖补》，目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f (宋)叶廷珪撰：《海录碎事》，总目，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
g 《锦绣万花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h (金)王朋寿撰：《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总目，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蠢动含灵，各具性气。录其功，明其毒，故圣人辨之。况蜩蚁蚳，可供馈食者，见于《礼记》；蜈蚕蟾蝎，可供匕剂，载在方书。《周官》有庶氏除毒蛊，剪氏除蠹物，蝈氏去鼃黾，赤犮氏除墙壁狸虫，蠼螋之属，壶涿氏除水虫，狐蜮之属，则圣人之于微琐，罔不致慎。学者可不究夫物理而察其良毒乎？于是集小虫之有功有害者，为虫部，凡一百零六种，分为三类，曰卵生、曰化生、曰湿生。 a

李时珍认为，虫具有“微”与“繁”两个特点，故虫与蟲可以通用。较之以往诸书，李氏提出虫分三类，即卵生、化生、湿生，这点与以往分法完全不同，即不再仅按照虫的形体划分，而是按照虫的繁殖方式进行再分类，并作“功害”之别。但此时期也有人不做细分，如徐炬将虫部单设，开列六十二种b。
以上便是古代虫的博物学意义，与此同时，虫还与古人的身体发生关联，成为解释病因的重要论据之一。古人相见，常会寒暄一句，“别来无恙”，这句问候语至今仍被广泛使用。所谓的恙并非指病，而是指虫，“恙，毒虫也，喜伤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劳问曰：无恙。《神异经》云北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病，名曰?， ?，恙也。常入人室屋，黄帝杀之，北人无忧病，谓无恙”c 。也就是说，在逐水草而居的上古时期，古人通过互相询问“无恙”来传达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本草纲目卷三十九》(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4册，第172页。 b (明)徐炬辑：《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c (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 · 明伦汇编 ·人事典》，扬州：广陵书社，
2011年版。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27

对人身的关怀。先秦时期，赵威后曾问齐使：“岁无恙耶？王亦无恙耶？ ”东晋顾恺之曾与殷仲堪践行，询问“人安稳，布帆无恙”。 “《苏氏演义》亦以无忧病为无恙。恙之字同，或以为虫，或以为兽，或谓无忧病。《广干禄书》兼取忧及虫，《事物纪原》兼取忧及兽。《广韵》其义极明，于恙字下云：忧也，病也，又噬虫善食人心也。于?字下云： ?兽如狮子，食虎豹及人，是?与恙为二字，合而一之《神异经》诞矣。”a
如果说肉眼可见的毒虫早已成为古人解释疾病的重要依据，那么作为概念的虫则是古代宗教、医学、巫术等领域理解疾病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即有虫积胀、虫入耳、虫痫、虫疰痢、虫斑、虫积、虫瘕、虫兽伤、虫心痛、虫病、虫积腹痛、虫疥、虫兽螫伤、虫牙痛、虫病似痫、虫积腹胀、虫渴、虫痛、虫胀、虫齿、虫积经闭、虫瘤、虫吐、虫痔等病名或病症名。此外还有大量以虫字为偏旁部首与疾病相关的汉字，如虫通“痋”，《说文 ·疒部》，“痋，动病也。从疒，虫省音”，后经段玉裁注解，“痋即疼字”b。《神农本草经》有云，“白薇，味苦平，主暴中风，身热肢满，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气，寒热酸痋，温疟洗洗，发作有时”c 。又有《图经衍义本草》认为，“犀角，味苦、酸、咸，微寒，无毒，主百毒虫痋，邪鬼瘴气”d。

a (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 · 明伦汇编 ·人事典》，扬州：广陵书社， 2011年版。
b (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5页。
c (明) 滕弘撰、(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年版，第42页。
d 张宇初：《道藏》，第1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灵枢 ·上膈》有云：“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 此处显然说的是寄生虫病，古代对于寄生虫病的集中论述也很多，例如佛教有“八万户虫”之说，道教持“三尸九虫”之论。“三尸九虫”源于道教医学，认为人体与三尸九虫相伴相生，“人之生也，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饱味于五谷精气，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虫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记人之造罪，分毫录奏，欲绝人生籍，灭人禄命，令人速死。”也就是说，三尸九虫记录“宿主”的功过是非，并在庚申之日上达天听，天帝据此生杀予夺。道教医学认为人体三尸分居上、中、下三个部位，分主命、食、色， “上尸名彭琚，在人头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发落、口臭、面皱、齿落。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伐人五脏，少气多忘，令人好作恶事，噉食物命，或做梦寐倒乱。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令人下关骚扰，五情涌动，淫邪不能自禁”a。
一般将九虫分为伏虫、蛔虫、白虫、肉虫、肺虫、胃虫、鬲虫、赤虫、蜣虫。“一曰伏虫，长四寸；二曰蛔虫，长一尺；三曰白虫，长一寸；四曰肉虫，如烂李；五曰肺虫，如蚕蚁；六曰胃虫，若虾蟆；七曰鬲虫，如苽瓣；八曰赤虫，如生虫；九曰蜣虫，色黑，身外有微虫千万，细如菜子，此群虫之主。”b 而且仅能通过“守庚申”“去三尸符”等方式除去。九虫具有代际传递性，除胃虫、蛔虫、肉虫外，其余六类虫在人体内均经六次繁衍，生有六

a 《玉函秘典》，胡道静等主编：《藏外道书》(第九册)，成都：巴蜀出版社， 1994年版，第781页。
b 《金笥玄玄》，胡道静等主编：《藏外道书》(第九册)，成都：巴蜀出版社， 1994年版，第790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29

代，每一代虫导致的症状各异a。
实际上，道教医学的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古代中医理论。如巢元方认为，“人身内自有三尸诸虫与人俱生，而此虫忌血恶，能与鬼灵相通，常接引外邪，为人患害”。但他也认为三尸九虫所引发的病征大同小异，并将其分为沉尸、伏尸、阴尸、冷尸、寒尸、丧尸等。若从病因角度来看，巢氏认为体内尸虫与外邪相接是致病的根源所在b 。然而，宋代的《圣济总录》则将“诸尸病”分为飞尸、遁尸、沉尸、风尸、伏尸五类，认为，“唯此五尸之气，变态多端，各各不同，大率皆令人沉沉默默，痛无常处，五尸之外，复有尸气，虽各有证，然气为病大同小异而已”c ，在这里尸虫与尸气均成为致病因素之一。
以“传尸劳”(结核病)为例，“传尸冷劳者，脊骨中出白虫，或出赤虫，若骨蒸劳谪汗出，腰脚疼痛不遂，脚下出汗如胶漆，诸风气水病，并服一粒差，小儿无辜，可服半粒如前法，有虫出鼻内，如线状是效”d 。在此表述中，白虫或赤虫实际上成了病因所在，这也符合三尸九虫的说法。就此病而言，气与虫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气虚血痿，最不可入劳瘵之门，吊丧问疾，衣服器用中皆能乘虚而染触。间有妇人入患者之房，患人见之思想，则其劳气随入
a 《金笥玄玄》，胡道静等主编：《藏外道书》(第九册)，成都：巴蜀出版社， 1994年版，第795页。
b (清)纪昀等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第721- 722页。
c (清)纪昀等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圣济总录纂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5-327页。
d (清)纪昀等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普济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26页。

染患，日久莫不化而为虫”a 。也就说，古人认为劳气可以化生为虫，因此不仅要避肉眼所见之虫，还要防由气化生之虫。
当然，以上均属自然发生的虫病，古代尚有大量关于蛊的记载，最早见于《周易》蛊卦，“蛊，巽下艮上，刚上而柔下，蛊元亨，而天下治也”b ，单就此字而论，实为一卦名而已。稍晚见于《左传》所载医和之言，“是谓近女室，疾如蛊”，“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 c ，此处的蛊指因近女色而染上的疾病，且对虫与蛊之间的化生关系有了初步论述。其后《说文解字》释蛊，“腹中虫也”，“腹中虫者，谓腹内中虫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d 。结合字形来看，人体的腹部就像是一个器皿，盛着自外而入的毒虫。隋代医书载有“蛊毒”的制作方法，“凡蛊毒
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患祸于他，则蛊主吉利，所以不羁之徒而蓄事之。又有飞蛊，去来无由，渐状如鬼气者，得之卒重。凡中蛊病，多趋于死。以其毒害势甚，故云蛊毒”e。
因此，蓄意种蛊为律法所禁止，“造畜蛊毒，买卖毒药，害人

a (清)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 ·博物汇编 ·艺术典》，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版。
b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 ·周易正义》，卷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页。
c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 春秋左传正
义》，卷四十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9-1344页。 d (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83页。
e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之二十五，蛊毒病诸候上，见于张民庆主编，《诸病源候论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5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31

性命，各有常刑”a 。明代的王肯堂认为蛊毒应包括蛇毒、蜥蜴毒、虾蟆毒、蜣毒、草毒等，“凡入蛊乡，见人家门限屋梁绝无尘埃洁净者，其家必畜蛊，当用心防之，如不得已吃其饮食，即潜地于初下箸时，收藏一片在手，尽吃不妨，少顷却将手藏之物，埋于人行十字路下，则蛊反于本家作闹，蛊主必反来求”b 。这种文本表述无疑增加了蛊毒的巫术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作于晚清民初之际的《清稗类钞》对“南方行蛊”一事有详细表述，“南方行蛊，始于蛮僮，盖彼族狉獉成俗，不通文化。异方人之作客闽、粤者，往往迷途入洞，中蛊而死，漳、汀之间较盛”，蛊种类不一，名亦各异，“闽曰蛊鬼；粤曰药鬼；粤西有药思蛊，状似灶鸡虫；滇蜀有金蚕蛊，又名食锦蛊。《五岳游草》载稻田蛊；《冯氏医说》载鱼蛊、鸡蛊、鹅蛊、羊蛊、牛蛊、犬蛊、蜈蚣蛊、蜘蛛蛊、蜥蜴蛊、蜣螂蛊、科斗蛊、马蝗蛊、草蛊、小儿虫等称”c。
按照行蛊目的，可分为两类：其一，男女之事，以蛊留人， “粤东之估，往赘粤西土州之寡妇，曰鬼妻，人弗娶也。估欲归，必与要约，三年则下三年之蛊，五年则下五年之蛊，谓之定年药。愆期，蛊发，膨胀而死；如期返，妇以药解之，辄无恙。土州之妇，盖以得粤东夫婿为荣”，故有谚语曰：广西有一留人洞，广东

a (明)贡举编：《镌大明龙头便读傍训律法全书》，卷之九，明万历中刘氏安正堂刊本。
b (明)王肯堂著：《证治准绳》，第八册，七窍门下，蛊毒，见于(清)纪昀等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证治准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67册，第527页。
c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27页。

有一望夫山。其二，谋害商旅，图财害命，“粤东诸山县，人杂瑶蛮，亦往往下蛊。有挑生鬼者，能于权量间，出则使轻而少，入则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蛊主必敬事之”a 。投宿者常自带甘草，以验证是否有蛊。此外，滇中亦多蛊，既有药成之蛊，也有自生之蛊， “其太史典试云南，偶与监试某观察言及，观察曰：‘此易见耳。’ 翼日，告曰：‘蛊起矣。’太史出视之，如放烟火”b 。近人余云岫认为，“蛊毒之事，实近神话，无是物也。动物毒固有能杀人者，然其发也速，过而不留”c 。从这个意义来说，蛊毒，一种作为巫术的虫，亦是古人解释致病原因之一，且其神秘色彩形塑了古人不入蛊乡的思想观念与生活常识。
事实上，除了虫与人直接接触引发病痛外，虫与风、气的结合亦是理解因虫致病的路径之一。今天常见的简体字“风”，事实上阻碍了我们思考古代虫与风的关联性。风的繁体字为“風”，中间实际为一虫部，当虫字做偏旁部首位于字的内部或者下部时，常在虫字上部加上一横或一撇，如“蚩”字中虫上加一横，“風”字中虫上加一撇。单从字形上看，虫居于“風”字之中，似乎传达出“八面之风，中必有虫”的讯息。查《说文解字》有云：“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d此处八风呈现的是古人基于舆地方位对风的认知，而对于虫与风、气的复杂
a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四册，第3528页。
b 同上，第四册，第3529页。
c 余云岫编著：《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版，第
325页。
d (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83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33

关系，王充《论衡》有云：“夫虫，风气所生，仓颉知之，故凡、虫为风之字。取气于风，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谷，或食众草。”a此处虫的含义以及虫与风、气的关系不言而喻，此种说法长久不衰，清代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和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亦延续此论。
总之，《山海经》中出现的蛇与虫，其实是一个基于地理方位意义上的博物概念，蛇与虫同置，也影响了虫的形象建构。当虫被放置在更为宽泛的博物体系中，“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与书写显得更有意义。当虫与人身发生关联时，虫被赋予致病义涵，既有“别来无恙”式的日常问候，也有三尸九虫传变生病的复杂理论，更有蓄意施蛊的险恶之举，“虫”与“气”之间也呈现出互化互生的医学认知，所以中国古代“虫”与“气”并非相互攻讦的两种理论。此外，关于蛊毒的各种说法也强化了由虫致病的观念形成。
(二) 明清温病学说的形塑与发展
温病是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包括传染性与非传染性两大类，一般而言，以传染类为主。热性传染病在人类因疾病而死亡的历史上长期居于首位，直到20世纪20-30年代，硫胺和青霉素发明以后，情况才有了根本性逆转。伤寒和温病是我国医学中研究传染病的两个重要学派，换言之，自古以来中医辨证施治伤寒与温病的历史，即是中国古代传染病史的一个缩影。“温病”名称早在《黄

a (东汉)王充：《论衡》，商虫篇第四十九，四部丛刊景通津草堂本。

帝内经 · 素问 ·卷九》中已经出现，热论篇中有记载：“寒者，冬气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不伤于寒，触胃之者，乃名伤寒。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最乘杀厉之气，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夏至前变为温病，夏至后变为热病，然其发起皆为伤寒致之，故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a 《内经》还对温病的病因、分类、脉证、治疗原则等都有不少零散记述。其后《难经本义 · 五十八难》写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b ，其中湿温、热病、温病三者是后世温病学说中的主要病症，以上论著基本认为温病或热病皆为伤寒之类，此即温病学说的萌芽阶段。
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虽然主论伤寒证治，但也关涉温热病。一方面他继承了《内经》对伤寒的经典论述，“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另一方面他提出温病的病因是由四时不正之气所导致，“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行之气也”c 。此外，张氏还对温病初期证候特点作了较明确的描述，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黄帝内经素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3册，第103页。
b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难经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3册，第493页。
c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伤寒论注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4册，第220-221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35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a ，并提出用桂枝汤方b 治疗，但张氏在论述中，总体上详治寒而略治温。
晋代王叔和所编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伤寒杂病论》古传本之一，经其整理，上卷为辨伤寒，中卷则论杂病，下卷记载药方。《金匮要略》以脏腑经络为辨证重点，结合营卫气血、阴阳五行等理论，将致病原理归纳为三大类，“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c 。虽未直接言及温病，但其辨证施治理论和“上工治未病”d 的预防思想的确立，无疑影响了温病学说的后续发展。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里，将时气病、热病、温病、疫疠病、疟疾、黄病、痢病、丹毒等分门别类，与伤寒并列，各为一种专病，“热病诸候凡二十八论”，“温病诸候凡三十四论”e 。并提出温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有“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的传染性特点，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f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伤寒论注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4册，第229页。
b 桂枝汤方：《伤寒杂病论》之配伍为：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芍药三两(味
苦酸，微寒)、生姜三两切(味辛温)、大枣十二枚(味甘温)。见于(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伤寒论注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4册，第230页。
c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金匮要略论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4册，第4页。
d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金匮要略论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4册，第2页。
e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4册，第628-636页。
f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4册，第636页。

金要方》将温病、热病归并到“伤寒方”之下，提出“凡温病可针刺五十九穴”的针灸疗法，还记载了诸如“屠苏酒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之方”“大乙流金散辟温气方”“雄黄散辟温气方”“治温病不相染方”“葳蕤汤”a等20余首药方，对后世的温病学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唐代的《外台秘要方》中，也载有不少防治温病的方剂，总计34首b。
到了辽宋金元时期，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在治疗上出现了新的见解，尤其是刘完素明确提出热病初起不可辛温大热之药，主张采取辛凉之法以表里双解，养阴退热，并且发明了双解散c之类的方剂，突破了以往对外感热病初起时，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习惯治法。明初王履指出：“惟世以温病、热病混称伤寒，故每执寒字，以求浮紧之脉，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戕人之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备急千金要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5册，第306-315页。
b 凡列如右，“温病论病源二首、辟温方二十首、断温令不相染方二首、温病哕
方四首、温病渴方二首、温病劳复方四首”，共计34首。引自(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外台秘要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6册，第2-3页。
c 据《宣明论方》记载：双解散，即七两益元散和七两防风通圣散相和搅匀，每
服三钱水，一盏半入葱白五寸、盐豉五十粒、生姜三片，煎至一盏温服。治风寒暑湿饥饱劳役内外诸邪所伤，无问自汗，汗后杂病，但觉不快便可通解得愈，小儿生疮疹使利出快，亦能气通宣而愈。益元散之配伍为：桂府腻、白滑石六两，甘草一两炙，为末，每服三钱，蜜少许，温水调下，无蜜亦得，日三服欲冷饮者新汲水调下解利伤寒发汗，煎葱豆汤调下四钱，每服水一盏、葱白五十个、豉五十粒，煮汁一盏调服。防风通圣散之配伍为：防风、川芎、当归、芍药、大黄、薄荷叶、麻黄、连翘、芒硝，以上各半两朴朴者，石膏、黄芩、桔梗各一两，滑石三两，甘草二两，荆芥、白术、栀子各一分。为散末，每服二钱水一大盏，生姜三片，煎至六分，温服涎漱，加半夏半两姜制。以上均引自(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宣明论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44册，第768-814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37

生”a，主张“至于用药则不可一例而施也”b，认为温病是伏热自内而发，治法以清里热为主。因而将温病进一步从伤寒学说中划分出来，为之后温病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明清时期，温病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具体治疗措施上都有重大发展，温病学说逐渐趋于成熟，从而形成了独立的温病学体系，而此过程中，明代吴有性c 的贡献尤为突出。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到崇祯十六年(1643)，发生大瘟疫达十九次之多，崇祯辛巳年间(1641)“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同时大疫”d 。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藉的惨状，感慨自古以来，“瘟疫其病与伤寒相似而迥殊，误作伤寒治之多死，古书未能分别”e，他在总结和反思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实践后，于崇祯十五年(1642)著成《瘟疫论》一书，创立“杂气”说。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 医经溯洄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46册，第953页。
b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 医经溯洄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46册，第952页。
c “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谓：‘伤寒自毫窍入，中於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治瘟疫名。”见于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艺术一》(列传二百八十九，第五百零二卷)，北京：中华书局， 2021年版，第13866-13867页。
d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2页。
e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1页。

他认为，“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也。如病证之证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为症。又如滞下古人为下利脓血，盖以泻为下利，后人加疒为痢。要之，古无瘟、痢、症三字，盖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殳，加疒为疫，又为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厉，终于得汗而解，故燕、冀名为汗病。此外又有风温、湿温即温病，夹外感之兼证，名各不同，究其病则一然”a 。而其《瘟疫论》一书除了正名之外，还对疫原、致病原理、治疗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了阐述。
其一，对疫原的认识。他认为瘟疫是由“杂气”引起的，“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无出此六气为病，而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专务六气，不言杂气，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欤！ ”b ，认为疫气仅仅是杂气的一种，“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虽有多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53-54页。
b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2-33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39

寡不同，然无岁不有”a 。杂气说突破了明以前的医家对温病病因所持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论点。吴有性认为杂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b ，一般而言，“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此受物气之为病，是以物之气制物之气，犹或可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c。
其二，对致病原理的认识。首先，杂气的种类不同，“其气之不一”，侵犯的脏器部位不一，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是气也，其来无时，其著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d 。也正因戾气的种类不同，对人类或禽兽致病的情况也不同，“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气各异也”e 。其次，杂气致病时间和地点无规律可循， “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著无方也”f 。再次，杂气致病多寡轻重不一，有大流行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2页。
b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1页。
c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3-34页。
d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1页。
e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3页。
f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2页。

型与散发型的不同表现，“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气为疫”，此即疫病之大流行。另一种情况是，“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a ，此即疫病之散发。最后，杂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盖瘟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b ，而人体感染瘟疫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所谓“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播；“传染”则是指通过患者接触传播。但只要是同一种杂气，不论“天受”或 “传染”，所引起的疫病则是相同的。杂气是否致病不仅与此年杂气的强弱直接相关，很大程度还取决于人体的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吾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热其始也”c ，阐明了杂气、人体、瘟疫三者之间的关系。
其三，提出了治疗疫病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温疫论》对疫病治疗的基本原则为“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客邪”就是指侵犯人体致病的杂气。还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d ，主张辨证施治。在瘟疫初起时，“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3页。
b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50页。
c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页。
d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10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41

气，其渴愈甚，宜饮达原饮”a ，邪渐入胃时，“复加大黄，名三消饮，……惟毒邪表里分传膜原，尚有余结者宜之”b 。自此以后，他所创制的“达原饮”成为开达膜原、辟秽化浊、治疗瘟疫的名方。
由此可见，“杂气”学说涉及病名、病因、病理、施治等各个方面。在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的二百年，吴有性对瘟疫的认识已十分独到，摆脱了千百年的“火”邪、六气致病说而归之于“杂气”。此外，他还就伤寒同温病的病因、侵入途径、证候、传变、治疗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吴有性在温病学上所提出的卓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温病学说发展到清代，则出现了另一个重要分支——温热学，在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人的努力下，使温病学说臻于成熟。

a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3页。达原饮之配伍为：厚朴一钱、草果仁五分、知母一钱、芍药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五分、槟榔二钱。用水二钟，煎八分，午后温服。
b (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 ·子部 · 医家类 ·瘟疫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9册，第6页。三消饮之配伍为：槟榔、草果、厚朴、白芍、甘草、知母、黄芩、大黄、葛根、羌活、柴胡，姜枣煎服。

第一，叶桂与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学说。叶桂a (1667-1746)，即叶天士。叶桂建立卫气营血辨证纲领，采用了中医传统辨证纲领的办法，即强调先立一纲，再及其余。叶氏在《温热论》开篇即提出，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疗法，则与伤寒大异”，以温病发展的卫、气、营、血四个阶段，表示病疫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b。“四分法”对温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原理，也提供了诊断与治疗的操作方法。如《临证指南医案》的温热篇亦是按照四分法分“温邪入肺”“热入心营”“热邪入心包”“热陷血分”若干子目。其中有王姓一案即是明证，议曰： “吸入温邪，鼻通肺络，逆传心胞络中，震动君主，神明欲迷。弥漫之邪，攻之不解，清窍既蒙，络内亦痹……既入胞络，气血交阻。逐

a “叶桂，字天士，江苏吴县人。先世自歙迁吴，祖时、父朝采，皆精医。桂年十四丧父，从学于父之门人，闻言即解，见出师上，遂有闻于时。切脉望色，如见五藏。治方不出成见，尝曰：‘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讵有当哉？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其治病多奇中，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于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传闻附会，往往涉于荒诞，不具录。卒，年八十。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桂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而鲜著述。世传所注本草，多心得。又许叔微本事方释义、景岳发挥。殁后，门人集医案为临证指南，非其自著。附幼科心法一卷，传为桂手定，徐大椿谓独精卓，后章楠改题曰三时伏气外感篇；又附温证证治一卷，传为口授门人顾景文者，楠改题曰外感温证篇。二书最为学者所奉习。”引自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艺术一》(列传二百八十九，第五百零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3874-13876页。
b (清)叶天士撰，黄英志主编：《叶天士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43

秽利窍，须藉芳香。议用局方至宝丹”。a
第二，吴瑭与三焦辨证论治学说。吴瑭b (1758- 1836)，即吴鞠通。吴氏本立志于科举仕途，19岁有感于父因病而死，转而学医。曾经游学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 “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其何以传信于来兹”c ，基于前人成果和不足，他经过临证实验和独立思考，写成《温病条辨》，建立了三焦辨证论治学说。分别从上焦、中焦、下焦三篇，对温病、暑温、伏暑、湿温及寒湿、温疟、秋燥等一一条辨，如第三条指出，“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d。

a (清)叶天士撰，黄英志主编：《叶天士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b “吴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乾、嘉之间游京师，有名。学本于桂，以桂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著温病条辨，以畅其义，其书盛行。”引自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艺术一》(列传二百八十九，第五百零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3875页。
c 李刘坤主编：《吴鞠通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2015年版，第8页。
d 李刘坤主编：《吴鞠通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第三，薛雪、王士雄与湿热辨证论治学说。薛雪a (1681 - 1770)，即薛生白。研究湿热辨证论治学说，一般都以《湿热条辨》为主，虽无足够证据证明此书为薛雪所作，但薛雪为善治湿病的医学大家却是没有疑问的。但此书原本已难以见到，目前主要收录在《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章虚谷的《医门棒喝》、王孟英b 的《温热经纬》等医书中。其中《湿热条辨》有言，“湿热证，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口渴不引饮”，并自注云，“此条即湿热证之提纲也”c。《湿热条辨》所提出的证型，大体上有湿在肌表、湿热阻遏膜原、湿邪化热、邪犯营血以及三焦湿热等，还提出了多种兼证的辨别及治疗原则。如薛氏明确指出，“湿热之证，阳明必兼太阴者，徒知脏腑相连，湿土同气，而不知当与温病之必兼少阴比例。少阴不藏，木火内燔，风邪外袭，表里相应，故为温病。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

a “薛雪，名亚於桂，而大江南、北，言医辄以桂为宗，百馀年来，私淑者众。最著者，吴瑭、章楠、王士雄。雪，字生白，自号一瓢。少学诗於同郡叶燮。乾隆初，举鸿博，未遇。工画兰，善拳勇，博学多通，於医时有独见。断人生死不爽，疗治多异迹。生平与桂不相能，自名所居曰扫叶庄，然每见桂处方而善，未尝不击节也。著医经原旨，於灵、素奥旨，具有发挥。世传湿温篇，为学者所宗，或曰非雪作。其医案与桂及缪遵义合刻。”引自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艺术一》(列传二百八十九，第五百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3875页。
b “王士雄，字孟英，浙江海宁人。居于杭，世为医。士雄读书砺行，家贫，仍以医自给。咸丰中，杭州陷，转徙上海。时吴、越避寇者麇集，疫疠大作，士雄疗治，多全活。旧著霍乱论，致慎于温补，至是重订刊行，医者奉为圭臬。又著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大意同章楠注释。兼采昔贤诸说，择善而从，胜楠书。所著凡数种，以二者为精详。” 引自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艺术一》(列传二百八十九，第五百零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3875-13876页。
c 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第一章虫、气、细菌、卫生与晚清出洋国人的初步观察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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