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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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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长时段、乡村史的角度考察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在乡村社会的深入过程和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关注其实际运作情况和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下基层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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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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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日兴，历史学博士，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央苏区史。已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求索》《历史教学》《党史研究与教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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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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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土地革命前赣闽边区的政治认同危机 1
第一节?军阀的残暴统治 2
第二节?基层权力的失序 8
第三节?匪祸之患 13
第二章?早期红色基层政权建设 20
第一节?早期红色基层政权的建立 20
第二节?早期红色基层政权的形态 27
第三节?早期红色基层政权的特点 33
第三章?苏区形成后基层政权的建立与运行 39
第一节?基层苏维埃的建立 39
第二节?基层苏维埃的运行 53
第四章?中央苏区基层干部建设 68
第一节?中央苏区基层干部的选拔 68
第二节?中央苏区基层干部的监督和流动 77
第三节?中央苏区基层干部的教育 90
第五章?中央苏区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97
第一节?基层党组织建设 97
第二节?群众团体建设 106
第六章?中央苏区基层武装建设 121
第一节?中央苏区基层武装产生的背景 121
第二节?中央苏区基层武装建设的开展 133
第三节?中央苏区基层武装建设的困难与不足 144
第七章?中央苏区基层妇女参政 149
第一节?中央苏区基层妇女参政的兴起 150
第二节?中央苏区基层妇女参政的途径 153
第三节?中央苏区基层妇女参政的影响 165
第八章?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效果 174
第一节?中央苏区基层政权的扎根 174
第二节?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中的不足 185
结?语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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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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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权作为直接管理和控制民众的规范体系，它运行的稳定和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效。19世纪末以来，竭力挽救统治危机的清王朝和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政权都在进行着国家政权的扩张，企图通过建立起新的机构并汲取下层的财源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这种扩张的结果并未给基层社会带来太多现代化的成果，而为了支付对列强的借款和筹措军阀战争经费，增长过快的政府财政需求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政权认同危机。能否化解这一危机，成为影响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范围内进行局部执政的实践，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和探索。其中也非常重视基层政权建设，把城乡代表会议和城乡民众选举看成是苏维埃的基石，通过基层苏维埃去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通过基层政权的运行建立起了革命组织与基层民众的联系，成为土地革命获得民众支持的根本保证。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中国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我国仍处于政治体制改革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也要不断地提高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苏区民众广泛参与基层政权的建设，实现了革命政权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一些政策的实施未达到预期效果，我们应结合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生态对基层政权的制度设计、人员结构和工作方法等进行细致的考察。本书在考察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时试图把研究视野放在更长时段中，深入探讨其与近代乡村史与民国史的联系，以此发掘出中央苏区政权兴起与演变的深层逻辑，考察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同时也借鉴了多种学科方法，通过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考察，不仅对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和制度设计进行梳理，也关注了其在实际运作中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以避免受限于文件和制度研究而忽视政权建设的历史延续性和复杂性。
一、革命进程中的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
现代化视野下的政权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非常重视依靠和发动农民，通过组织化的方式使他们进入革命的行列，在广大乡村中建立起牢固的政权，进而包围城市地区并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不少党史论著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和土地改革是农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阶段的一系列土地改革，最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从而调动了他们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积极性，中国革命因此获得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一论述反映出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如果因此而推断出农民具有天然的革命性，则容易陷入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论陷阱；同时，过于强调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贫困、土地改革和农民参加革命之间的联系，也容易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传统农民起义相混淆。事实上，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原因，有着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生活背景，还掺杂了一些个人动机。从现代化的视角去考察这一问题，无疑可以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政治学相关理论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的历史现象，它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它可以带来政治、观念和道德等一系列方面的积极影响。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建设往往由一定的政治团体发动，并与一定的政治目的相契合。与此相伴随的，是民众的意识、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更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适逢清末帝制覆灭以后中央权威和政府合法性缺失，国家陷入长期的政治认同危机，即便是鼓吹建立现代化政府的国民党人士，也由于他们在大革命时期的分裂行为和党内的派系斗争而对此显得有心无力。因此，只有解决好转型社会中的这一政治新命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才能获得支持并在乡村社会中深入开展。就乡村社会中的革命而言，这种认同感主要取决于政权建设的强度和对社会成员的吸引程度。中央基层政权作为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贴近苏区社会的组织，其运行的稳定和高效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能否在乡村地区深入开展。因此，考察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基层建设的过程，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中国传统乡村中的农民以村落为单位聚居在一起，他们注重的是与宗族和家庭的联系，一般并不直接地和国家政权、政治活动发生关系。因此，如何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汇聚成革命的力量，是中央苏区政权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为此，共产党充分发挥了苏区政权的引导作用，把党和政府的机构延伸到了乡村之中，并通过各种革命组织使得革命的观念和影响逐渐融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而使农民主动地关心和参与政治活动，从血缘性集体生活圈走向更广阔的现代公共领域。20世纪同时期，国民党政府也在努力实现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然而一些新设立的机构以加强社会控制和榨取更多税收为主，并在这些机构里保留和依靠了原有的地方精英的影响力，因此社会整合能力和民众认同感不强。可以看出，基层政权建设是影响双方政治角逐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也为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以往革命史研究范式中，很多研究多聚焦于革命上层领导人的决策活动，忽视了作为革命活动的主体——基层社会的广大民众被组织起来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革命动员都是通过基层政权才得以具体实施，一切革命工作的执行都取决于基层政权对民众的领导和组织。只有将革命进程与近现代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具体分析这些基层政权的建立过程、运行情况及其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方能比较清楚地认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真实路径和实际场景。
不同于苏俄的政权建立模式
中国革命尽管借鉴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但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带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体现在政权建立模式上，也有异于苏俄的做法。十月革命中俄国采取的是“先中央后地方”，自上而下的苏维埃建立模式，即通过在沙俄首都彼得格勒举行大规模的士兵和城市工人暴动，一举夺取了全国最高政权，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地方和基层政权。之所以出现这种模式是由于俄国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经过多年的组织和历次斗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具备了较大的影响力；并且经历了之前“二月革命”的洗礼，俄国革命形势相对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因此在建立苏维埃时能够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而对土地革命中的中国而言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经历了叛变大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的“清党”和血腥屠杀，以及其后在一系列的城市暴动中的失利之后，原本弱小的共产党的组织和人员都遭受了重大损失。直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土地革命才开始在乡村地区开展，各地都面临恢复党组织和大力发展党员的严峻形势。此后的共产党一面举行武装暴动和建立红色政权，一面进行革命动员和扩大革命影响。因此，不同的国情和革命形势决定了此后中国的土地革命在建立政权的模式上与俄国十月革命有很大的区别。
八七会议之后，赣闽边区各地先后举行了一系列的农村暴动并建立起一些红色政权。这些暴动波及的范围不大，这些红色政权立足于乡村，主要以基层政权为主，其中大多数坚持时间不长，但是它们的出现扩大了革命在乡村中的影响，留下了少量坚持斗争的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为后来革命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往的许多党史著述中，关于中央苏区的建立过程主要强调了中央苏区是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的结果，侧重于叙述朱毛红军的军事活动过程，而忽略了当地的党组织和民众的作用，也忽略了开展革命活动的艰巨性。事实上，作为外来军队的朱毛红军在初下井冈山时，由于赣闽乡村社会的保守性，一时难以迅速开辟新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军事上一度陷于被动。此后，朱毛红军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依托他们充分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资源并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从而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的开辟是大规模红军部队和地方组织相互配合的结果，其中早期红色政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这之后，红色基层政权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对中央苏区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不少地方先建立基层的革命政权，再逐渐汇聚成较大的区域性政权，直到形成赣南、闽西联合的苏区政权。1929年以后，赣西和赣南各县区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1930年红军攻克吉安以后，赣西、赣南苏区连成一片，并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闽西也是如此。在各县建立的区乡红色政权的基础上，为了便于统一领导，1930年正式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在赣西南和闽西苏区的基础上，1931年成立了湘赣、江西两个省级苏维埃，1932年，又成立了福建苏维埃。
以上情况反映出，中央苏区革命政权的建立模式完全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而各地基层政权的建立，对于中央苏区总体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建立全国性苏维埃中央政府都起到了基础和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只有更深入地考察中央苏区的基层政权建设，才能更好地把握、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二、相关研究现状
红色政权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基层政权作为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长时间里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苏区史研究的深入和苏区研究视角的下移，基层政权建设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研究包括苏区基层政权的概念、苏区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运行、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等各方面。
首先，有关苏区“基层政权”范畴存在分歧，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关于“基层政权”的范畴，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苏区的基层政权即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它们是最接近底层的政权，彭业明、李正华等持此种看法；另一种观点以唐志宏、何友良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县苏维埃、区苏维埃和乡（市）苏维埃三者均为基层政权，乡（市）苏维埃只是最基层的政权。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如何在社会基层运行、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如何互动、基层组织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能如何等一系列问题，是了解苏区基层政权与社会运行状况的关键。而这个分歧的存在势必使人们在相关问题上产生争议，相关研究也就无法深入开展了。学界百花齐发、百家争鸣的前提是有共识存在，笔者认为学界应首先就“基层政权”范畴达成一致，创造进一步研究的共识。
其次，学者们对基层政权的机构设置与运行进行了研究。学者们认为大体上是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的规定进行的，苏区也重视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建立了代表联系制度、代表会议制度、代表召回制度、代表主任制度、代表候选人名单制度、突击队制度等制度体系，有效地维护了基层政权的运转。学者们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争议，较为突出的争议之一是乡苏与市苏两者建制差异问题。部分学者认为乡苏与市苏的建制基本相同，而有些学者却指出了两者的不同。马艳娟认为市苏与乡苏组织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规模较大的市苏维埃下设市区苏维埃，是本市区的最高政权机关，而乡苏下面的村并没有类似组织；人口超过五万的市苏选举出执行委员会，为全体苏维埃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而乡苏却并无执行委员会；市苏实行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而乡苏则是直接选举；市苏按照差别选举比例实行选举，从而有效保障城市劳苦大众的权利，而乡苏则按人口比例选举代表；市苏设立的各种委员会种类略有不同，具有城市特点。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基层政权的群团组织均给予了高度评价。何友良认为，苏区的社团组织承担着基层政权的助力者、协办者，基层政权的监督者、推动者和农村民众自身利益的主诉者、维护者三重角色。张文标认为，苏区时期群团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中共基层政权的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小腊通过分析农民协会、贫农团等群团组织在乡村社会动员中的作用，认为群团组织激发了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政权，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并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余伯流认为基层政权的群团组织夯实了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基础，而且为苏区的巩固、发展和各项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研究者抱着以史为鉴、服务现实的态度，侧重总结了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特点和经验。研究者的共识是基层政权实行了代表会议制度、委员会制度、小区域小组织的管理方式等。除上述共识外，彭业明认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民主政权机关、议行合一也是乡苏的特征。何友良认为，还有经过认真的民主程序、乡苏人员少而费用低等特点。魏雪莲认为，还有完善基层行政组织，坚持办事机构设置精简原则，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清正廉明的基层政府等特点。他们均认识到中共的正确领导是基层政权顺利运行的关键，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核心。余文霞认为好的经验还有：重视经济建设，以此作为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础；注重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构建良好的党群军民关系；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执政。李金龙认为，乡村行政组织的建设须紧紧围绕当时中心任务的需要，注重政权机关的自身建设，贯彻人民主权、民主集中和议行合一等民主价值和精神。庞振宇认为，其成功经验对当前乡村政权建设还有以下启示：党对乡村政权的领导通过设立党团来实现，乡村政权真正建立在群众民主选举的基础之上，注意调查和吸纳群众在乡村政权建设实践中的制度创新经验。李根寿则分析了苏区乡村选举带来的启示经验：一是通过广泛而深刻的群众动员，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群众对选举的知晓度、信奉度和参与度；二是针对当时农村的实际创造了许多便于人民行使民主选举权利的选举规程，从而保证了选举的公开、公正。关于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评价问题也存有争议，王力等在《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在土地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对当前乡村基层民主建设有益的借鉴。
纵观苏区基层政权的研究，虽然以往学界对于苏区基层政权建设已有一定的涉及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因为涉及基层政权活动和民众社会生活的相关资料过于零散，同时还有很多中央苏区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和访谈资料未被整理和利用，因此仍有不少专门性的研究没有作进一步探讨，如对于机构设置、演变过程和运作的研究仍有不少问题需更深入了解，有关其与苏区社会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有待深化和细化。此外已有的苏区基层政权的研究多集中于制度和文件层面，很多具体运行的情况和一些影响性因素尚未进行研究和探讨，如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依据、基层政权形态的演变与人员构成、乡（市）苏维埃与上级苏维埃的互动、基层政权建设与当地社会的相互影响、基层政权中的革命动员与干部人员构成、基层政权建设中的不足与教训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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