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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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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利用综合国际机制国内化、国家社会化等相关理论，建立了开放条件下国家学习的研究框架，通过建立国家学习的层次（工具性、价值性）和国家学习的主动性（追随型、引领型）两个维度的国家学习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不同阶段中中国气候政策的变化过程。同时，本书围绕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和中国气候政策演进汇集了较为丰富的资料，较好地反映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中国国内气候政策的发展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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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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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国际机制国内化、国家社会化等相关理论，建立了开放条件下国家学习的研究框架。本书建立了国家学习的层次（工具性、价值性）和国家学习的主动性（追随型、引领型）两个维度的国家学习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不同阶段中中国气候政策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本书围绕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和中国气候政策演进汇集较为丰富的资料，较好地反映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中国国内气候政策的发展变化过程。在理论和内容两个方面，本书都有一定的价值和创新性。本书特色如下：（1）本书提出了开放条件下国家学习的研究框架，以国家学习的视角解释国家政策与国家行为变化。（2）系统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与中国国家气候政策的发展演进过程，详细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3）内容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一定的普及型和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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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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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大宇，法学博士，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讲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曾在国家信息中心工作，任助理经济师、经济师。翟大宇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与气候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和中国外交，发表学术论文、撰写政策报告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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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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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导论
1．1问题的提出
1．2研究背景
1．2．1全球气候治理及其基本结构
1．2．2气候政治中主要国家(集团)的基本立场和政策
分化
1．2．3中国气候政策立场的阶段性变化
1．2．4从坚持一定阶段内发展中国家不减排到做出自主
减排承诺的转变
1．2．5聚焦研究问题: 中国的气候政策变化及其原因
1．3文献回顾
1．3．1国家利益变化论及其逻辑
1．3．2国际制度变化论及其逻辑
1．3．3国际气候机制内化论及其逻辑
1．3．4文献评述: 对中国气候政策变化解释的不足
1．4理论视角、方法路径与结构安排
1．4．1学习理论研究视角的引入
1．4．2方法路径
1．4．3本书结构安排
1．5研究意义与创新
1．5．1现实意义
1．5．2理论意义
1．6小结
第2章学习理论及其模型: 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2．1学习理论及其意义
2．1．1国际关系中的学习理论
2．1．2学习的类型与讨论
2．2规范内化的两种逻辑与国家学习
2．2．1后果性逻辑
2．2．2适当性逻辑
2．2．3两种逻辑的结合
2．2．4学习理论与两种内化的逻辑
2．3学习理论与体系学习
2．3．1国际关系理论对体系(结构)与个体(行动者)关系
的讨论
2．3．2学习理论视角下的国际体系进化发展
2．4学习差距及其政治后果
2．4．1知识的权力属性
2．4．2国家间的学习差距
2．5研究设计
2．5．1核心概念与概念间的相互关系
2．5．2研究假设
2．5．3研究的可操作化
2．6小结
第3章研究起点: 中国“前学习阶段”的气候政策
3．1体系学习: 全球气候治理的早期进程
3．1．1对气候变化的早期研究
3．1．2从科学议题到政治议题的议程设置
3．2中国气候变化议题的“前学习阶段”
3．2．1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不足
3．2．2对气候变化的学习内化较为有限
3．3小结
第4章追随型工具性学习: “《公约》阶段”的中国气候政策
4．1追随型学习: 中国环保工作的早期发展
4．1．1参与国际环境合作与中国环境保护的起步
4．1．2国内环境保护制度和机构建设
4．2体系学习: 《公约》的谈判、生效过程及其意义
4．2．1《公约》的谈判与生效过程
4．2．2以《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4．3追随型学习: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立场与
行动
4．3．1参与《公约》谈判的立场与国内准备
4．3．2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协调
4．3．3签署《公约》后的国内行动
4．4被动的工具性学习: 中国国内的气候政策立场与行动
4．4．1国内环保工作更多集中在环境污染等领域
4．4．2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投入有待提高
4．4．3经济发展目标与应对气候变化
4．5小结
第5章追随型价值性学习: “《京都议定书》阶段”的中国气候政策
5．1体系学习: 《京都议定书》的谈判、生效过程及其意义
5．1．1《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与生效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5．1．2《京都议定书》的意义
5．2追随型学习: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立场与
行动
5．2．1价值再分配: 要求明确的南北间责任划分
5．2．2利益再分配: 对灵活履约机制持怀疑态度
5．2．3立场变化: “《公约》阶段”与“《京都议定书》阶段”
中国的立场对比
5．3被动的价值性学习: 中国国内的气候政策立场与行动
5．3．1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5．3．2体制机制调整与研究投入
5．4小结
第6章引领型工具性学习: “哥本哈根阶段”的中国气候政策
6．1体系学习: “哥本哈根阶段”气候治理模式的转变
6．1．1“后京都”的气候谈判历程
6．1．2《哥本哈根协议》与新的气候治理模式
6．2引领型学习: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立场与
行动
6．2．1价值再分配: 新兴市场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
6．2．2利益再分配: 碳强度减排目标的提出
6．2．3引领体系学习: 参与多种形式的国际气候合作
6．3主动的工具性学习: 中国国内的气候政策立场与行动
6．3．1损益判断: 对气候变化影响与危害的认识变化
6．3．2议题定位: 将气候变化问题定位为发展问题
6．3．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应对气候变化
6．3．4体制机制调整与加大研究投入
6．4小结
第7章引领型价值性学习: “《巴黎协定》阶段”的中国气候政策
7．1体系学习: 《巴黎协定》的谈判、生效过程及其意义
7．1．1《巴黎协定》的谈判与生效过程
7．1．2《巴黎协定》的意义与气候治理模式的变化
7．2引领型学习: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立场与
行动
7．2．1成为气候进程中的引领者
7．2．2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
7．2．3立场变化: “哥本哈根阶段”与“《巴黎协定》阶段”
中国的立场变化
7．3主动的价值性学习: 中国国内的气候政策立场与行动
7．3．1气候变化成为重要政策议题
7．3．2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低碳发展转型
7．3．3气候政策产生的多方面协同效应
7．4未来国家学习的方向: “后巴黎时期”中国气候政策展望
7．4．1“后巴黎时期”中国定位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
7．4．2“后巴黎时期”中国国内的减排进展与机构调整
7．4．3未来中国气候政策展望
7．5小结
第8章综合分析: 中国气候政策变化中的部分现象与趋势
8．1中国专家参与IPCC报告工作的情况
8．2中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情况
8．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的文本分析
8．4气候条约和气候变化法规的数量变化
8．5对专题研究的综合分析
8．6小结
第9章结论、讨论与展望
9．1结论与讨论
9．1．1主要研究发现
9．1．2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国家学习的讨论
9．2中国智慧与中国的国家学习
9．2．1“和”的思想与超越对立
9．2．2中国国家学习中的实践与试点
9．3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9．3．1研究引出的新问题
9．3．2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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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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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气候变化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问题的一部分。从人类历史长远发展来看，气候变化是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置身事外，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乃至每一个人都需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不仅事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事关文明的前途和命运。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理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事实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一直积极面对气候变化，沉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古典智慧，形成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祸福相依等智慧。然而，近代以来，面对欧风美雨的强力冲击，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了，不仅没有很好地将古老的智慧在现代条件下发扬光大，反而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艰难中奋起，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新文明，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展现出强起来的光明前景。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积极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2021年11月1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的书面致辞中指出，“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气候变化是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普遍行动，同时也需要大国发挥领导力、贡献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积极推动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并做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尤其是在整个世界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大国风范和大国担当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评价。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观察中国开展大国外交、参与全球治理立场与行动变化的重要议题领域。事实上，中国的气候政策经历了由谨慎到积极的变化过程，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并没有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重要问题，而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气象和科技问题。随着国际上对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关注，中国开始将气候问题作为气象和科技问题向作为发展问题转变，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越来越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不仅将其作为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宏观政策，而且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议程中的思想变化和战略转型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越对立： 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学习理论研究》一书从学习理论视角对中国气候政策变化及其原因进行讨论，并对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互动展开过程追踪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概括而言，本书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原创性成果:
一是实现了国家学习理论的创新。在综合学习理论以及国际机制内化、国家社会化理论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开放条件下国家行为体对全球性议题的学习框架，认为国家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存在效用层面上对特定议题的工具性学习，也存在价值层面上对特定议题学习内化的价值性学习，两者构成了国家学习的全过程。同时，国际社会围绕特定议题形成的治理体系存在着进化式的体系学习。体系学习与国家学习相互适应、彼此诱发，构成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
二是对国家学习进行了类型化划分，并对中国不同阶段的国家学习理论及其政策影响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本书认为国家学习可能被动追随体系学习，也可能主动引领体系学习。存在追随型工具性学习、追随型价值性学习、引领型工具性学习、引领型价值性学习四种国家学习的情况，会形成技术型、功能型、策略型、战略型四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政策。
三是对中国气候政策做了扎实细致的实证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对中国式学习做出了新的创造性研究。通过本书的讨论可以看出，只有理解了中国式学习过程，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在气候领域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更重要的是，本书发掘中国古典思想中“超越对立”的智慧，并以此破解了中国式治理的密码，这对于全球气候治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当然，任何一本书都有其不完美的地方，尽管本书着力推动中国气候治理的古典智慧和现代治理实践的对话融通，但两者之间的逻辑会通还存在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尤其是在对中国式治理和全球治理普遍性之间关系的分析上还略显不足，不同治理经验和治理方案之间的对话还不明显等。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作者在今后不断探索。
本书作者翟大宇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他本科和硕士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风严谨，基础扎实，是一位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学术新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硕士毕业后就职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这一令人羡慕的工作职位并没有动摇他矢志学术的初心，他毅然辞去待遇丰厚、风光体面的工作职位，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勤于思考，广阅博览，学术研究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本书作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校内外专家的一致高度评价，被评为清华大学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此次他的论文有幸入选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大宇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欣然应允，这不仅缘于他是我指导的优秀学生，更希望他能够在学术道路上行稳致远，鹏程万里！我和大宇亦师亦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直有着很好的学术交流和思想对话，看到他一路走来，成绩满满，很为他感到高兴。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很幸福，也期待有更多的读者加入，与大宇一起走向思想的诗与远方！
是为序。
赵可金
2022年3月7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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