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
下面讨论同盟结构对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影响。如上文所述同盟结构概念本身比较宽泛，而本文中只考虑同盟是双边还是多边。同盟结构首先会影响盟国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进而影响盟国反制的动机。根据同盟效用理论，同盟的维持与否取决于同盟对于其成员国来说是正效用还是负效用。当一个同盟对国家来说是生死攸关，即不但具有威慑效应而且还有安全余量效应时，那么即使做出战略牺牲承担更高的成本，同盟对国家也具有正效用或者正效用可能性更高，同盟不会解体或者解体可能性低。当一个同盟对国家来说不是生死攸关，即只具有安全余量效应或者甚至无安全收益时，国家愿意为维护同盟做出战略牺牲的可能性低，因为承担战略牺牲这样的高成本很可能使得同盟具有负效用，从而使得同盟解体。周建仁：《走向决裂：弱国退出同盟之谜》，第3章。
同样的逻辑可以用来解释同盟弱化行为，盟国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和盟国反制动机负相关，也就是说与同盟弱化程度负相关。当一个同盟对国家安全生死攸关且不可替代时，维持同盟对于盟国有较大的安全收益，承担更大的成本虽然会使同盟效用变低，但同盟仍然具有较大的正效用，因此国家容忍这种成本的可能性高，即采取妥协安抚的程度高，同盟弱化的程度低。当一个同盟对国家并非生死攸关或者国家拥有替代性的安全安排，虽然这种安排对其来说是一个次优选择，国家承担更大成本后，其同盟效用将会降低到接近于零甚至于负效用，因此国家容忍这种成本的可能性低，即采取对抗性补救措施的可能性高，同盟弱化的程度高。总之，国家对同盟安全依赖程度越高，对同盟成本的容忍程度越高，因此对盟主自损信誉行为所带来的成本采取妥协安抚的可能性越高，同盟弱化的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
当同盟是双边同盟时，同盟对其是生死攸关的，一旦同盟解体，则盟国只能通过自助寻求安全，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因此双边同盟中的国家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更高。另外，双边同盟中盟主和盟国的实力不对称更大，因此相对来说盟国对同盟的安全不对称依赖也更高。正因为安全依赖程度高，所以面对盟主不守信用所带来的损失时，国家采取反制的动机较弱，很可能采取妥协安抚的态度，同盟弱化的程度也就较低。实力不对称的同盟更不容易解体，参见Michael F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pp523-544; James D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pp904-933; DScott Bennett，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1816-1984，”pp846-878; Brett Ashley Leeds &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pp1118-1132。而当同盟是多边同盟时，一旦同盟解体，其他盟国可以抱团取暖，组成一个缩小版的同盟来继续为成员国提供安全，虽然这是次优的，但这种次优替代方案的存在也使得盟国对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已有同盟研究表明替代性同盟的存在会增大同盟解体的可能性，参见Brett Ashley Leeds &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pp1118-1132; 黄宇兴：《再结盟预期与履约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71—99页。另外，多边同盟中其他盟国联合起来之后和盟主的实力不对称更小，因此相对来说其他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不对称依赖也更低。因为安全依赖程度低，所以面对盟主不守信用带来的损失时，国家采取反制的动机就较强，很可能采取对抗性的反制行动，同盟弱化的程度也就较高。
当然，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高，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盟主对盟国的伤害能力高，因此盟主所作出的同样强度自损战略信誉行为对其伤害大，其利益受损程度大，反制动机也大。也就是说，安全依赖程度对于反制动机的影响是混合的，既有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带来的妥协效应，也有因为实际遭受的利益受损程度高带来的对抗效应。感谢杨原提出的批评意见让笔者意识到安全依赖程度高可能也存在对抗效应。到底哪个效应起作用，则要看条件。如果盟主仅仅把自损战略行为作为施压手段，这种行为是可逆的，则安全依赖程度高的盟国就会更有动机采取妥协行为，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而如果盟主的自损战略信誉行为不是施压手段而是其最终决定且不可逆，那么盟国无论怎么妥协也不会让盟主回心转意，这时盟国自然没有采取妥协的动机，而因为安全依赖程度高的盟国受损大，其采取反制的动机自然就大。因为特朗普自损信誉行为很多都是作为施压手段的，所以安全依赖程度高的妥协效应更可能起作用，盟国采取反制的动机更弱。
同盟结构还会影响到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方式，继而影响到其采取反制行动的能力和动机。如果是双边同盟，盟国只能依靠自己一方对盟主的行为作出反制，鉴于同盟的不对称性，单独应对显得势单力薄，其反制行动能力也相对较弱。而如果是多边同盟，盟国就可以联合所有利益受损的国家，以多对一联合反制盟主。如果盟国联合起来与盟主的实力不对称性没有那么大，那么对盟主的反制能力也会变强。
以多对一联合反制盟主的方式也会影响到盟国采取反制的动机。首先，这种群体性行动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合法性，因为在同盟内有更多成员支持，合法性越高，采取反制的动机就越强。其次，群体性行动还会带来心理上的风险效应，即所谓的小群体效应。已有的小群体决策研究表明，小群体内部互应机制经常导致人们做出比他们在单独决策时更加具有风险的决策，这一是因为群体当中情感联系可以降低焦虑感并且认为风险是分担的，从而带来一种责任分担的感觉，使得人们不害怕更具风险的决策。二是在群体当中，高风险倾向的成员更加自信，更有能力说服他人，因此在群体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把群体引向他自身偏好的更具风险的决策。三是人们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经常与自身的风险倾向正相关，从而使得人们在群体中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倾向，这也把群体引向更具风险的方向。Irving LJanis，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2nd ed(Boston，MA: Houghton Mifflin，1982); Michael AWallach，Nathan Kogan，and Daryl JBem， “Group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Risk Taking，”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5，No2(1962)，pp75-86; Michael AWallach，Nathan Kogan，Daryl JBem，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Level of Risk Taking in Groups，”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8，No3(March，1964)，pp263-274; Michael AWallach and Nathan Kogan，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Discussion，and Consensus in Group Risk Tak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1，No1(1965)，pp1-19;Barry ECollins，and Harold Steere Guetzkow，A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 Processes for Decision-making(New York: Wiley，1964); Roger Brown，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Free Press，1965); YRim， “Leadership Attitudes and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Personnel Psychology，Vol18，No4(1965)，pp423-430; George CHoyt and James AFStoner， “Leadership and Group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4，No3(1968)，pp275-284当然后续的研究发现群体更可能出现风险极化而非风险平移，即政策要么更具风险，要么更加谨慎，到底是更具风险还是更加谨慎则受主流价值观影响，参见James AFStoner， “Risky and Cautious Shifts in Group Decisions: The Influence of Widely Held Valu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4，No4(1968)，pp442-459。多边同盟中遭受盟主伤害的盟国在讨论应对方式时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个小群体，小群体中的这种风险倾向也很可能出现。如上文所说，反制盟主本身就是冒险的政策，反制越激烈，风险就越大。风险倾向越强，就越愿意冒险，其对盟主的反制行为也会越激烈。
（二）因果逻辑机制
在此简要总结一下从战略信誉、同盟结构到同盟弱化的因果逻辑机制。盟主战略信誉下降与否会影响到同盟是否弱化，但是这种同盟弱化的程度则由其战略信誉下降领域和下降方式以及同盟结构共同决定。盟主战略信誉下降领域和下降方式影响盟国利益受损程度，继而影响其被剥夺感高低，高位政治领域自损信誉对盟国利益损害高于低位政治领域，高位政治领域自损信誉给盟国带来的被剥夺感高，而盟主战略信誉下降方式若具有针对性，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会使被针对方既有一种绝对被剥夺感也有一种相对被剥夺感，进而会有一种更强烈的被剥夺感，而盟国被剥夺感程度则会影响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动机。
同盟结构即同盟是双边还是多边首先会影响到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双边同盟的盟国对盟主安全依赖程度比多边同盟高，而安全依赖程度则会影响到盟国对盟主自损声誉行为采取反制措施的动机。同盟结构还会影响到盟国反制方式，即是单打独斗还是联合反制，双边同盟单打独斗，多边同盟联合反制。盟国反制方式也会影响盟国采取反制的动机强弱，如果是单打独斗，盟国采取反制的动机弱，如果是联合反制，盟国采取反制的动机强，因此双边同盟反制动机弱，多边同盟反制动机强。盟国反制方式还会影响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能力，单打独斗的反制能力弱，而联合反制的能力强，因此双边同盟反制能力弱，多边同盟反制能力强。而盟国反制动机和反制能力共同决定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激烈程度，进而决定同盟弱化的程度。
图2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的因果机制图
（三）研究假设
沃尔兹认为，要检验一个理论，首先是陈述待检验的理论，然后从该理论中推导出可进行经验验证的研究假设。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3因此，下文即依据以上所构建的同盟弱化解释逻辑，引出如表1中四个研究假设：
H1：盟主战略信誉下降领域是高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方式为有针对性，同盟结构为多边时，同盟弱化程度最高；
H2：盟主战略信誉下降领域是高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方式为有针对性，同盟结构为双边时，同盟弱化程度较低；
H3：盟主战略信誉下降领域是低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方式为无针对性，同盟结构为多边时，同盟弱化程度也较低；
H4：盟主战略信誉下降领域是低位政治或战略信誉下降方式为无针对性，同盟结构为双边时，同盟弱化程度最低。
表1变量关系与研究假设
战略信誉下降领域/方式低位政治/无针对高位政治/有针对同盟结构双边同盟弱化程度最低同盟弱化程度较低多边同盟弱化程度较低同盟弱化程度最高四、对同盟弱化理论逻辑的经验验证更详实的经验事实请参见周建仁：《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27—48页。
下文将通过考察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自损信誉行为以及其盟国对此的反应来验证以上研究假设，从而对本文所构建的同盟弱化理论逻辑予以验证。只考察特朗普上台后的行为是因为竞选期间的言行很可能仅仅是竞选语言，并未转化成上台后的实际政策，也就不会有实际的政策效应。甚至于特朗普内部讨论时提出各种想法，如果未作为政策正式实施或者未在正式场合把有关想法传递给对象国，笔者也不会把它纳入考虑范围，虽然这种内部想法可能会影响到其战略信誉，但其具体效应很难确定。2016年11月8日，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被一些人称为“黑天鹅”事件。“The Black Swan President，”Politico，November 12，2016，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11/donald-trump-president-white-house-policy-black-swan-214450作为非正统总统，特朗普总统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退群”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在不同问题领域包括经济、安全以及全球治理方面，有一些仅仅是威胁退出，有一些则事实上退出，下文中笔者只关注与其盟友比较直接相关的“退群”或毁约行为。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动摇其盟友信心的行为包括退出或威胁退出已有协定，以及以国家安全名义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任意向盟友强加额外关税，另外把盟友当成经济敌人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自损信誉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威胁退出同盟或者不明确承诺履行盟约核心条款；二是不顾盟友反对退出重要军控协议。
表2特朗普政府自损信誉的行为
时间外交行为涉及领域核心影响对象反应2017年1月23日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经济日本日本自己组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7年4月26日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经济加拿大、墨西哥2018年10月1日达成美墨加三国协议，11月30日签署续表时间外交行为涉及领域核心影响对象反应2017年4月27日威胁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经济韩国2017年10月初同意正式启动条约修订谈判，2018年9月24日正式签署2017年5月18日威胁退出北约安全欧洲盟国2017年5月25日拒绝确认北约第五条款安全欧洲盟国2017年5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洲完全依靠别人保护的日子不再了，需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2018年3月1日对钢铝征税经济欧盟、韩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2018年5月8日退出伊核协议安全欧洲盟国2018年5月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欧洲不能再依靠美国保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不能让他国包括盟国决定欧洲外交安全；2018年6月法英等9国签订“欧洲干预倡议”意向书，承诺组建军事干预部队；2018年11月6日马克龙呼吁建立真正的“欧洲自己的军队”，11月13日，默克尔对此表示支持2018年6月22日威胁对欧盟汽车征税经济欧盟续表时间外交行为涉及领域核心影响对象反应2018年7月15日特朗普称欧盟是美国贸易敌人经济欧盟2018年9月6日暗示对日本展开贸易战经济日本2018年9月27日首脑会晤启动贸易谈判，2019年8月25日首脑会谈确认9月下旬联大期间签署协定，2019年9月26日在联大会期间初步达成协议，10月7日正式签署2019年1月8日悄悄降低欧盟使团级别政治欧盟2019年2月1日宣布8月2日生效退出《中导条约》安全欧洲盟国2019年10月6日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安全欧洲盟国2019年10月2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称北约已经“脑死亡”，怀疑美国能否履行北约第五条款，欧洲不能再依靠美国来防卫，欧洲要重获军事主权，美国背弃欧洲
虽然特朗普做出了许多自损信誉的行为，甚至于他私下也质疑过《美日安保条约》的不公平，因为只规定了美国保护日本，而没有规定日本保卫美国，Jennifer Jacobs， “Trump Muses Privately About Ending Postwar Japan Defense Pact，”Bloomberg，June 25，2019，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6-25/trump-muses-privately-about-ending-postwar-japan-defense-pact?utm_medium=social&utm_content=business&cmpid=socialflow-twitter-business&utm_source=twitter&utm_campaign=socialflow-organic但其政府仍然基本信守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第一，特朗普政府明确确认了《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第二，为韩国等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第三，特朗普政府甚至首次明确确认美菲条约适用于南海争端引起的冲突。第四，特朗普政府坚持了对中国台湾的战略支持。第五，强化南海“自由航行”行动。第六，推行“印太战略”。
日本和韩国对于美国自损信誉行为带来的利益冲突总体上采取的是妥协和安抚的态度。日韩与美国的主要分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问题；二是驻军费用分担问题。虽然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完全满足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但它们都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妥协。
日本政府在大选期间押错宝，在特朗普当选后非常紧张，安倍晋三不顾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不悦，打破常规在特朗普尚未就任时即去纽约访问他，试图与其重建信任，Tim Walker and David Usborne， “Donald Trump Meets with Japanese PM Shinzo Abe for First Foreign Meeting，”Independent，November 18，2016，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politics/donald-trump-election-latest-japanese-prime-minister-shinzo-abe-meeting-a7424106html; Rachel Mealey， “Japanese PM Shinzo Abe Meets with Donald Trump in First Foreign Leader Meeting，”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News，November 18，2016，https://www.abcnetau/news/2016-11-18/shinzo-abe-meets-donald-trump-in-new-york/8036408其后安倍也竭尽所能讨好特朗普，比如安排特朗普作为德仁天皇继位后的首个国宾等。Katie Rogers and Motoko Rich， “For Trumps Japan Trip，Abe Piles on the FlatteryBut to What End?”New York Times，May 24，2019，https://wwwnytimescom/2019/05/24/us/politics/trump-japan-abe-flatteryhtml针对美日的贸易争端，2018年9月26日，安倍晋三首相和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同意正式开始双边贸易谈判，改变了过去两年日本不和美国谈判双边贸易协定的立场。日本持这样的立场不是不愿意和美国讨论贸易问题，而是希望美国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处理双边贸易问题。作为对日本同意谈判的回报，美国暂不对日本汽车增加关税，同时接受日本对美国的农业和林业产品的进口承诺不超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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