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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进入经典名著，才有机会真正生活在历史里，历史也才真正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未来也才向我们走来。这些生命美学经典名著是亘古以来的生命省察的继续。在它们问世和思想的年代，属于它们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到来。它们杀死了上帝，但却并非恶魔；它们阻击了理性，但也并非另类。它们都是偶像破坏者，但是破坏的目的却并不是希图让自己成为新的偶像。它们无非当时的最最真实的思想，也无非新时代的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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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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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林，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审美主义：从尼采到福柯》《审美形而上学研究》《个人完美与人类团结》《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乌托邦研究》（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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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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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版本的说明
导言
一、福柯简介
二、福柯思想的三个阶段
三、《疯癫与文明》简介
四、以生命哲学为视域
《疯癫与文明》导读
前言
第一章 “愚人船”
第二章 大禁闭
第三章 疯人
第四章 激情与谵妄
第五章 疯癫诸相
第六章 医生与病人
第七章 大恐惧
第八章 新的划分
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诞生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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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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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导言部分，力图对于福柯生平、著述及思想进行粗略的全景勾勒。思路如下：福柯生平与著作简介；福柯思想的几个阶段；《疯癫与文明》在福柯思想中的位置；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宏观背景，以及福柯对于尼采、弗洛伊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继承；最后以福柯生命政治思想为视域，反观《疯癫与文明》的现实意义。
一、 福柯简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在多个学科领域有很深造诣而且影响深远。福柯的生活和思想往往给人以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感觉，其形成原因既有法国文化传统影响，也与时代精神相关，更与其个性密不可分。本节主要根据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一书，来粗略梳理福柯的生平及著述。
（一） 生活经历
就生活经历而言，福柯可谓家境富裕、事业顺遂、人生道路平坦。相比同辈哲学家，福柯实属幸运，他既没有罗兰·巴特求学时的经济困境，没有加缪幼年丧父、阿尔及利亚工人住宅区艰难成长的经历，没有萨特战场被俘的经历，没有德里达少年时期作为犹太人被赶出学校的经历，更没有法兰克福学派被迫流亡海外的经历。
但是福柯也有自己的深渊经验。
首先，时代气氛影响。福柯如此谈论中学时代，“当我试图追忆我的印象时，最使我惊讶的是几乎我的所有情感回忆都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战争的威胁充斥我们的生存天地和空间……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或许就是我迷恋历史，迷恋个人体验和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的原因。我想这也是我的理论欲求的出发点。”所以福柯一直强调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当前、理解今天的我们是谁。福柯被一些正统的历史学家否定，认为他做的不是历史研究；福柯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视为左翼分子，又因为倾向美学被称作“保守主义”。如果把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福柯放到他自己的信条中，我们就好理解了。哲学既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非形而上学建构，怎么能要求哲学只有一副面孔？怎么能将哲学家限制在单一的研究领域？福柯对疯癫的研究、对监狱的关注、对精神病学的兴趣、对知识的考古，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哲学家对历史、现实和人自身的探索。
其次，家庭因素。福柯父母双方都出身医学世家，父亲是事业成功、受人尊重的外科大夫，家庭“底色”使福柯对于医学有一定了解，也有一定兴趣。但是父亲也给他造成心理压力，比如希望他学习医学，甚至为了激发他的勇气而逼迫他去参观外科手术，这种来自家庭的规训与惩罚或许使他最早觉知到权力的无所不在，也使得父子关系紧张。尤其是福柯加入共产党一事，使得保守的父亲怒不可遏。当福柯论及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比如父母对于孩子的精神控制和肉体惩罚，他应该是有切身体会的。
再次，个人因素。福柯的同性恋倾向，使他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承受着心灵屈辱，使他对于正常与反常、疯癫与文明有着独特的领悟。福柯与同学关系紧张，他孤僻而病态，甚至为自杀念头所困扰。“福柯难以适应这种集体生活，也难以屈从这种寄宿学校的群居方式……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他被视为半疯。”因此，他不得不求助于圣·安娜医院的精神病医生。“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精神病机构，也是他第一次接近这条他反复逾越的界限，这条划分‘正常人’与‘疯狂’、心理健全与精神病的界限或许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准确。”从福柯的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自传”并非夸大其词，《疯癫与文明》的写作不仅与他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专业背景有关，更与他自己“半疯”的经历有关。他亦师亦友的恩师阿尔都塞也是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居然在发作期间扼杀了妻子。
另外，对于尼采的热爱也并非偶然，福柯对于生命的悲剧性有同样深刻的领会。“在福柯身上存在着‘古代睿智’，这是真的，但他身上还存在着希腊伟大悲剧才具有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他从罪犯、疯子们身上感受的，正是生命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而这力量在“正常人”身上被抑制甚至被一劳永逸地消灭了。
以福柯热爱的诗人波德莱尔作为对照，福柯的确与波德莱尔一样叛逆：巴黎高师毕业后，他抱着终身不教哲学的想法远赴突尼斯；作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他却热衷于为正统学界忽视乃至鄙视的领域；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同性恋行为。对此，最好以他喜欢的话作为回答：“发展你合法的怪癖吧！”
在生命的终点，福柯除了对恩师杜梅泽尔透露病情之外，对其他人几乎守口如瓶，他保持了外表的平静。生命应当有自身的界限，这至少是实践中得出的“真理”之一吧。这位喜欢躲在面具下的哲人，在生命后期委婉地坦白——坦白他的冒险、他的激情、他的地狱。他在坦白，不是在忏悔，忏悔是承认自己有罪和希望得到宽恕，这些对于福柯毫无意义。作为自我创造的模式，福柯的一生短促而绚烂。这一模式对福柯而言不是唯一的，对我们而言更不是。福柯的“纨绔风格”作为个人风格无可厚非；他的同性恋作为个人“怪癖”也不便多谈，但是由此引发的艾滋病夺走了他的生命，就未免遗憾。从人与自我的关系上讲，无论如何这不是最好的模式。赴日访问期间，福柯一度迷恋京都寺庙内的生活方式。“最使我感兴趣的是禅寺中的生活，比如修禅、训练方法及其戒律。”如果福柯遵循了类似生活方式，那么生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当然，还有很多可能的模式。就我们的态度来说，应该做的是探讨通向美好生活方式的可能途径，而不是将福柯的生活方式作为讨论的重点。
在对波德莱尔的分析中，福柯非常强调人与自己、时代的关系，但这不等于说，福柯要求每个人都来做波德莱尔式的自我创造者。在一次访谈中，福柯甚至说过下面的话：“寻找一种为每个人接受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每个人不得不屈从的道德形式，对我而言是种灾难。”体现在伦理学上，他的观点可能是“道德相对主义”，但与人们指责的“虚无主义”是两回事。如果这是一条可能的路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福柯所提的一些问题。自我主体性的建构或曰生存美学实践，或许是虚无中的希望，反乌托邦理论的乌托邦前景。
1984年也即福柯去世那年，他写了《什么是启蒙？》一文，是针对康德两百多年前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写。按说，康德此文在他的三大批判面前毫不起眼，但福柯看重的，是康德对待“现时”的态度。“但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一个哲学家用如此贴近的、从内部进行的方式把他的工作的意义与对知识的尊重、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特定时刻的独特分析联系起来。”福柯一再强调，哲学的任务应当是理解现在，而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就是对时代的独特反思和理解。福柯的《什么是启蒙？》一文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却未曾展开，需要后人的继续探讨和实践。它的里程碑性，不亚于康德的同题短文。福柯说：“如果康德的问题是了解什么是知识不得不放弃超越的界限，对我来说，……问题是把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实施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实践的批判，它采取一种可能越界的形式。”当统治西方两千年的基督教信仰已经丧失，当普遍性道德规范不再有效，什么是界限？什么是可以跨越的界限？什么是不得跨越的界限？在当代，界定道德与“怪癖”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怎样处理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无论对于我们的思想还是行为，这些都是回避不了的问题，福柯启发我们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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