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辑录有清末民初著名文人辜鸿铭（1856—1928）的100通现存信函。辜鸿铭在西方享有“报界著名的中国撰稿人”的美誉，他是首位独自将《论语》《中庸》《大学》翻译为英文的中国人，其儒家经典译本较之以往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作品有了里程碑式的飞跃。他撰写的《中国牛津运动的故事》以及《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不但语言精练、表述地道、词意精达，而且在充满思辨的行文中加入大量阐释，其内容旁征博引、纵贯中西，其方法深入浅出、对比古今，其问题意识发人深省。他的引文内容常常来自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他常常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角度对历史事件、文化问题以及儒家经典注解作出创造性阐释，并形成了辜氏独特的文风和译风，这也是其作品被翻译为各国语言、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经久不衰的名著的原因。辜鸿铭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面对翔实可信史料的缺失，对于其生平和思想研究中的种种难题无法有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由于他精熟于多种西方语言，其主要文章和投书大都发表在欧美各国的报刊上，很难系统地搜寻，极易挂一漏万；另一方面，汉语界研究的材料也多困囿于其亲朋好友的回忆录和奇闻佚事等，致使研究结论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矛盾及疑点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结果让还原历史中真实辜鸿铭的工作难上加难。
本书集合了辜鸿铭现存100通信函，绝大部分为英文书写，包括私人信函和在报刊上发表的公共信函，由笔者编译为中文，其中大多为未刊资料，极具史料和文学价值。所集信函起始时段几乎涵盖从辜鸿铭留英回国后至逝世前6年的全过程。按照信函性质，本书可分为“私人信函”和“公共信函”两个部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两批新发现的私人信函。辜鸿铭曾与英租威海卫行政长官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通信长达34年之久，至少存有56通信函，原件现藏于英国乔治沃森大学（George Watsons College）和苏格兰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时间跨度从1887年7月15日至1921年12月2日之间，即骆任廷从香港任职到威海卫行政长官退休的全过程。另外，辜鸿铭也曾与德国卓越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交好，有21封信函收藏于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Archiv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时间跨度为1910年6月10日至1914年7月6日。辜、卫通信期间，身在青岛的卫礼贤作为德国同善会（AEPMV）派往中国的牧师，仍在从基督传教士到享誉世界的汉学家的转型过程中，而作为清政府外务部官员的辜鸿铭也正经历着清朝灭亡后国家命运跌宕起伏、个人生活艰难困苦的阶段。
全书通过手资料，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晚清传奇人物的事业、学术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辜鸿铭与张之洞、赵凤昌、盛宣怀、岑春煊、端方、袁世凯、张勋、梁敦彦、汪康年、唐绍仪、严复、孙中山等近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与西方各国汉学家、思想家、翻译家、文学家和外交家们的互动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所跨年代很长，著作中以政论见长的辜鸿铭，在信中阐发了大量且长篇论及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和意见、抑或是参与其间的种种记述，如义和团运动、长江教案、慈禧太后逝世、辛亥革命爆发、四川保路运动、新文化运动、“一战”、清室复辟运动等等。对于辜鸿铭本人的研究而言，本书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确凿证据，包括生辰问题，早年留学英伦情况，任职武昌自强学院及南京总督衙门的经历、上海黄浦江浚浦局、南洋公学和北京大学的聘任及教学始末的细节，与各大西文报刊杂志的关系，发表作品年代和内容的厘清与诸多佚作的辑定，翻译和出版事宜，家庭和个人经济状况等等，林林总总，大到为末代皇帝溥仪选择英文教师，小到辜鸿铭为儿子体检费用发愁，借款收据等，不一而足。通过本书可以得见一个历史上真正的辜鸿铭是如何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地傲然立世。
辜鸿铭私人书信是其文学和政治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了他对自己著作译作中观点和对历史事件论断的许多重要的解释说明，形成了辜鸿铭文学政论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以动态的形式还原了辜氏“尊王保皇”“抑西扬中”的独特保守思想形成的全过程以及与其他政界学界要人之间的互动。辜氏著作中很多重要的文章原本为演讲稿或信函，这使得这批信件中论政论学的长信显得尤为具有学术价值，仅以1887年致骆任廷的一通长篇累牍的信函为例，其中大量涉及“汉学”研究问题，在信末他甚至列出详细的书单供骆来研习，这为我们研究辜鸿铭早期研习汉学的经历提供了有益的线索。本书为辜鸿铭现存书信首次在国内发行的中文全本，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和史料信息，为解决辜鸿铭研究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佐证依据和线索，同时，对于中国近代史料研究而言也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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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年5月26日—1937年5月26日），又名骆壁、骆檄、骆克哈特。生于苏格兰的阿及尔郡，1868年入读国王威廉学院，1875年考入爱丁堡大学。1878年派驻香港，1882年加入香港政府工作。1902年5月，被英国殖民部派任威海卫租借地首任文职行政长官。1921年退休回国。1925年，接替朱尔典（John Jordan， 1852—1925）出任伦敦大学汉学教授，1932年开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直至1937年病逝于伦敦寓所。编著有《中国引语手册：成语考》（1893）、《中国的铜币》（1915）等，并写有关于中国民间传说的文章。
一
广州
1887年7月15日
我亲爱的骆任廷:
我一直以为您会致函来催我，因为之前曾答应过您要尽快写信。近来我稍得闲暇，也终于至少可以兑现一次我的承诺了由此可看出，在此之前辜鸿铭和骆任廷曾经有过多次通信，辜鸿铭或许之前承诺要和骆任廷谈谈有关学习汉语的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十分详尽的文章来讨论“中国学”，这篇文章也在上海的一家报纸刊载过。再次阅读此文之后发现，我对于这个主题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因此，我并不打算要回答您提出的“该如何着手研究某一朝代”那样具体的问题，我更愿意在这通信中谈一谈对“中国学”的一些看法。在信的末尾，我会附列出一些参考书目，并将其按照科目来分类。如果下文中您感到我的语气过于强势的话，那么就请您理解并原谅。我说的话无论您是否赞成，我都相信您将会很耐心地去聆听。
首先，我想说的是，要学习运用汉语来进行“流畅自如”地阅读，否则任何人对于研习中国学所做出的严肃而认真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矫饰和拙劣的模仿罢了。在我所认识的在华外国人之中，还没有发现谁能够达到上述我所谓的“流畅自如”的境界。若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就根本无法把握住所阅读书籍的主旨精神，更无法能够从一种相互关联的整体视角来理解某一国的文学作品了。然而，我认为，研习中国学的理想和目标则应更为高远：要研习体现在从古至今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之中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诚然，中国学里还有其他诸多层面的知识也是大有益处并且值得研习的。但除非一个学者立志达到上述的目标，否则称其为“中国学专家”则会是用词不当的表现：因为他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汉语言学家罢了。但是要毫无功利思想地去学习汉语，您必须要摆脱对于字典和督促者，即汉语老师的依赖。为了使您得到训练，以便能够流畅自如地阅读中文，我罗列出了一个书单——我称之为“高级语言课程”。当然，要学习这些课程，找一位普通的老师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其次，您要去熟悉一下中国传统思想的本源。如果您碰巧手头有一本文集，作者是成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那么在文集的前两页，您会找到他的家谱信息，他的一些亲属的职业就是所谓的业儒，可以翻译为“以研习儒家学说为业”。然而，您是否也曾思考过，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欧洲学习拉丁语仍然等同于对人文传统的研习呢？那么，研习中国的人文传统也可被成之为儒业。事实上，儒家学说就是中国的人文传统，就仿佛是欧洲的拉丁文学传统和罗马历史一样。因此，如果有人问我，欧洲的国教是什么，或者说在欧洲对应中国儒教的宗教是什么，我将会说是这种人文的传统，而非基督教。基督教与欧洲的关系就如同佛教与中国的关系一样。如果您仔细研究基督教会的历史和制度的话，尤其是天主教会，您就可以看到，在政策制度和组织结构方面，这些教会是怎样地受益于罗马的文化。如果没有对罗马文化的借鉴，基督教也一定会销声灭迹，就像任何一个在美国的异端宗教团体一样。
对此我就不再详述了，否则我可能会离题太远。我只不过想要强调，现在的欧洲其形成并不是由于《圣经》的存在，而是要归功于罗马人的人文传统。您一定还记得维吉尔的诗句：罗马人，你们要牢记，要用你们的力量来统治全世界！来自于欧洲文学史上部个人创作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第851行。创作者为维吉尔，诗人于公元前29年开始写作此诗，逝世前完成初稿。全诗12卷，1万余行，全诗情节生动，故事性强，语言凝练，取材于古罗马神话传说，叙述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军队攻陷后离开故土，历尽艰辛，到达意大利建立新的邦国的故事，以当地部落首领图尔努斯与埃涅阿斯决斗被杀结束。史诗借用神话传说歌颂罗马国家，歌颂奥古斯都统治的历史必然性。其情节结构模仿了以荷马史诗为范本，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功绩，歌颂罗马的光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是整个罗马文学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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