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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原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辑)之一种,先经作者修订,仍名为《扶桑十旬记(外三种) 》,并加入了吴真教授的《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一文,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此日记的背景情况与其中的相关内容,作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典藏本”而重印。本书收录了1903—1907四位出使日本的清朝官员的见闻笔记:杨芾《扶桑十旬记》、王景禧《日游笔记》、许柄榛《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张维兰《乙巳东游日记》四种。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末中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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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杨早,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中山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览、当代文化研究等。译著《合肥四姐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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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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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国”游记
——1903—1907年中国官绅眼中的日本
扶桑十旬记
日游笔记
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
乙巳东游日记
附录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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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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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游记
——1903—1907年中国官绅眼中的日本
一
晚清官绅游历日本者,为数颇夥。现存早的或是广东人罗森的《日本日记》(1854),目击美国“黑船”逼迫日本开国的过程。位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则于1877年赴日,著有《使东述略》,算是份亲历日本的官方记录。跟着何如璋赴日的参赞黄遵宪,以十年工夫撰述出版《日本国志》,计四十卷,五十余万字,对日本历史记述颇详,用意却在为中华借镜。1879年,知名文士王韬访日四阅月,撰《扶桑游记》,王韬此前曾游泰西,其观感比较,又自不同。其后旅日人士撰述,尚有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1887)、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等李、傅、黄三人记述,曾与罗森《日本日记》、何如璋《使东述略》,合编为《早期日本游记五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总的来说,甲午之前,中国人游日的记录中,对铁路等“文明事物”,无不惊叹,如“大阪距神户六十里,铁道火轮四刻即至。烟云竹树,过眼如飞”(何如璋),“计程七十里,行半个时辰……车过时骤然视之,面目模糊,不辨老少”(李筱圃),傅云龙作《日本车表》,交代铁路通到了神户、长崎,黄庆澄则看到“日本铁路由东京起,东北达青森湾,西达神户”。铁路便利交通,有益国运,这是洋务运动初期大论战之后,已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观念。然而,除黄遵宪、王韬等特出之士外,余人对于日本学习西方的制度变革,虽多所涉及,却往往持怀疑甚或批评的态度,如“讵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耶”(何如璋《使东述略》),“当变而变,不当变亦变”(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他们的旅日感受,止于赞叹器物便利,事业盛大,制度层面则少有思谋,终不免落入驻日公使汪凤藻感慨的窠臼:“今日之谈洋务者,仅可著书而已。坐言起行,戛戛其难。”(黄庆澄《东游日记》)
甲午之后,情形为之一变。从1894年中日战争开始,中国官绅阶层经历了甲午战败、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三次冲击,他们看待日本的眼光,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甲午之败,举国震动,船坚炮利似乎犹胜东邻的北洋水师却在大东沟折戟沉沙,洋务一派上自恭亲王,下至李鸿章、张之洞等,都不得不承认洋务运动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当时中国各级官吏中,一批有志之士,一方面反对徐桐等人拒洋自守的锁国思路,另一方面,对洋务运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的“西化”策略,也颇为怀疑。思想较为进步的各级官吏,则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激进知识分子群体抱欣赏、支持的态度。
清末创办《京话日报》,推动北方启蒙运动的著名报人彭翼仲,其时官职是实授六品通判,记载当日社会情形是:“当强学会之盛也,举国若狂,群以得见康、梁为至荣。……迨四卿参预新政,朝旨奋发,雷厉风行,精神为之一振。设使阻力不生,则国家之进步安可限量?且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乱,亦何由而起?”《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等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第102页。
紧接着是庚子事变,对于官绅阶层的震动尤甚于甲午。当北京义和团盛之时,彭翼仲曾因不肯在家设坛,被拳民夜掷火把焚烧凉棚。《扶桑十旬记》的作者杨芾,时任兵部主事,则因反对义和团,差点丢了性命:“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第9页。
这些反对义和团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庚子之后,痛定思痛,对于中国的改革得失,有着比较彻底的反思。他们认为庚子之乱,发源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但庚子之乱的产生,并不完全是朝廷的失误所致,民众因缺乏教育导致的愚昧也是一大主因。民众,即便是义和团,总也是怀着爱国的热情,希望中国强大而能抵御外侮的,何以酿成如此大祸?如彭翼仲所言,“固由当轴者昏聩无知,亦由人民无教育,不明所以爱国之道”,才会弄到“国几不国”《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等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第113页。。
庚子之后,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尤其是1904年日俄开战,一个新兴的立宪国家,居然打败了老牌的专制强国。明治维新以来,短短三十年,日本即从同被西方侵略的落后国家,一跃变为与西方列强相颉颃的先进国家,更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君主立宪与国民教育的好处。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模仿对象。19、20世纪之交,中国掀起了留日热潮,正是这种反思与效仿的心态所致。此种心态,有一位留日学生的呼吁可为代表:
日本与中国同逼于泰西,中国狃于自是,不肯师人,以购置器械为无上之政策,而日本游学者,皆汲汲研究其政法与其切实科学。德相俾士麻克有言曰:“日本其强,中国其弱乎!”今日本已列于强国,而老大帝国者竟不能一洗甲午、庚子诸纪念之辱,而逗留于过渡时代之中者,则前鉴不远也。《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六期,1903年5月。
留学、考察日本的人员众多,亦不乏“日本密迩,往者较繁”(张元济)的缘故,正如上文所称,长沙搭轮至日本东京,不过十五日,较之“往云南二三月,往陕甘二三月”而为方便,每年所费,“不过三百两银足矣”。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留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回国后即转任两江总督。1907年春,杨芾接到端方咨文,赴日本考察。此时杨芾的职务是“记名军机章京、陆军部郎中”,与两江总督并无属辖关系,端方会请他赴日考察,应该与两人庚子前在京的交谊有关。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廿四日(1907年4月6日),杨芾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一百余日的东瀛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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