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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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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谜之旅！通过古代典籍记述与人类遗存相互参照，诸多关于“中国”起源的传说成为了信史，原本一片混沌的东亚大陆上古景观呈现出了条理，历史中的“中国”从典籍中清晰地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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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第一次将人类遗存的空间分析与中国古代典籍关于夏、商、西周三代的文献记述相互参照，通过阐述“中国”的辨识与确认、以特定形式为基础的实体“中国”的实现与坚持、“中国”的再生与转型，深入探讨了东周以前东亚大陆腹地大型权力的出现，尤其是在郑洛一线设置祭祀中心的大型权力被古人视作神圣的“中国”的空间完整性的维持和拓展的历程，揭示了“塑造中国”的历史进程自旧石器时代早期已经展开。
深圳大学王鲁民教授是空间考古领域的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权威学者，《塑造中国---东亚大陆腹地早期聚落组织与空间架构》一书是作者对“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在空间考古领域的一次开创性尝试。通过将人类遗存和中国古代典籍关于夏、商、西周三代的文献记述相互参照，作者创建了三项开创性研究成果：一是制作了以《今本竹书纪年》为基础的夏、商、西周年表，详细记录了各王在位时间和在位年数。二是将文献所载夏代以前历史事件与空间考古迹象对应举例。三是将文献所载夏、商、西周重要史迹与空间考古迹象对应举例。经过研究，作者认为距今 5400 年左右，以郑洛一线为中心的、涉及范围可达 300 万平方千米的仰韶文化圈的存在意味着实质性“中国”的产生。实质性中国的产生当与黄帝时代对应。随后，颛顼、帝喾、尧、舜等上古帝王进行了持续的“中国”的维护与拓展活动，为后世新的权力格局出现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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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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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民，博士，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祭祀与疆域：中国上古空间考古六题》《营国：东汉以前华夏聚落景观规制与秩序》《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纲》《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建构丽江：秩序、形态、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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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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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绪说
第二章 悠远的回响——“中国”的辨识与确认
一、古冥往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组织与地区互动
/ 037
二、鸿蒙初辟——设围基址 [1] 初现与大型空间组织单
元的创制 / 057
三、天造人作——东亚大陆腹地主导者的确认 /083
第三章 天命与正统——以特定形式为基础的实体
“中国”的实现与坚持
一、历履新境——实体“中国”的诞生 / 113
二、神圣绵延——实体“中国”的坚持与拓展 / 141
三、“五服”与“九州”——东亚大陆腹地的空间控
制要点组织与层级 / 180
第四章 秩序的重整——“中国”的再生与转型
一、茫茫禹迹——王湾三期、新砦与二里头诸考古学
文化之间的转换 / 209
二、汤德赫赫——为强势的中央、边缘结构的营造
与衰落 / 236
三、毋远天室——西周国土控制系统的嬗变 / 271
第五章 补议
附表
附表一：以《今本竹书纪年》为基础的夏、商、西周年
表 / 354
附表二：文献所载夏代以前历史事件与空间考古迹象对
应举例 / 360
附表三：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圈重要史亦与空间考古
迹象对应举例 / 36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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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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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将人类遗存的空间分析与古代典籍记述相互参照，探讨东周以前东亚大陆腹地大型权力的出现，尤其是在郑洛一线设置祭祀中心的大型权力对被古人视作神圣的“中国”的空间完整性的维持及拓展的历程。种种迹像表明，旧石器时代东亚大陆腹地的主导空间板块间一定水平的互动已经存在。距今 13000 年时，牵涉面积达 10 万平方千米的空间经营企图已经在东北出现。距今 7500 年时，裕民文化和兴隆洼文化联合而成的大型权力单位的出现，为东亚大陆腹地的权力建构奠定了全新的基础。距今 6500 年，仰韶文化早期遗址的分布状况表明了相应权力的管控范围可达 80 万平方千米以上。与文献对照，可以认为上述时段与古人所说的西王母——“三皇”时代对应。距今 5400 年左右，以郑洛一线为中心的、涉及范围可达 300 万平方千米的仰韶文化圈的存在意味着实质性“中国”的产生。实质性中国的产生当与黄帝时代对应。随后，颛顼、帝喾、尧、舜等上古帝王进行了持续的“中国”的维护与拓展活动，为后世新的权力格局出现提供了条件。
本书通过建立空间考古迹象与古代典籍提供的夏、商、西周诸代帝王事迹的对应系统，为有连续考古依据的夏王朝历史叙述提供基础，对商王朝的权力空间变迁框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在指出传统的对西周国土控制格局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对西周时期的空间、政治格局变迁进行了更真切的勾画。研究显示东亚大陆腹地特殊的山河格局和相应人群创造性的活动造成了这里超大型空间权力较早产生，在特定的条件下，对于超大型空间权力的控制和维护，在中国文化一系列特点的形成上起着关键性的启发作用。
章首图：绪说涉及的东亚大陆腹地环境构架及地理要点简图 [ 底图审图号：GS（2016）1609 号 ]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成王五年“何尊”上的铭文。铭文说：“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珷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乌呼！尔有唯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锡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1]铭文中的“中”意为“中央”，“国”意为“地域”。合起来，“中国”的意思是大地中央的部分。相关研究认为，铭文中的“中国”是指洛阳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2]。
指认一定地域为“中国”，前提是认为该地域周边存在着某种界限，该地域在各个方向上都与这些界限的距离大致相同。如果没有一个被一定时期的人们普遍认同的，大体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在各方向延展水平大体相同的位置上有明确界分的一体化空间单位，那么这种用“中国”来指称这一地域的做法就不会发生。人类赖以生活的地球大致为球形，从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在球体上很难指认哪一点为中央。不仅如此，“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东、南方为大海，海岸线与洛阳盆地间的距离有较大差异；西、北方为陆地，在地形上出现界限型标识的地点也明确与洛阳盆地的距离不同；所以，从直观的空间感受看，指认洛阳盆地为“中国”其实勉为其难。著名的山岳与河流可以被认为是明晰的空间标定物，我们稍加观察即可看到，在洛阳盆地周边，也不存在足以造成认定其为中央的山岳、河流格局。当然，人们可以通过营造构筑出居于中央的意象，但人工营造很难获得分居于各地的人们持久的、普遍的认同。一个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空间框架是怎样出现的，对于希望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值得追寻的问题。
认定洛阳盆地位于大地的中央，当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空间认知。一定空间认知的形成，有赖于一定人群在特定条件下与环境的互动。了解一定时期人类活动的模式与格局，是了解何以人们将洛阳盆地及其周边认作“中国”的重要途径。在通常情况下，文献记述是了解人们活动格局及空间认知的重要依据，可是，由“中国”一词出现在西周初年看，“中国”这一概念应该在西周之前就已经确立，而西周之前，文献记述相对匮乏，想要了解当时相应地区的人类活动的格局和空间认知，就得更为积极地依靠对考古发掘材料所呈现的空间态势的了解。
空间认识是人类活动的产物。遗址是过往人类活动造成的遗存。人类活动遗存的分布范围与格局能够在一定水平上表明其对应时期的人类活动的空间态势。所以，一定时期考古遗址的空间覆盖范围、关键遗址的分布格局以及遗址分布所呈现出来的组织特征等，都有可能成为了解当时人类空间把握与空间观念的基本线索，在窥探何以上古时期洛阳盆地及周边地区被视为“中国”，以及不同时期“中国”的存在状态上起到作用。
从“何尊”铭文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具有神圣意味的场域。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中”也是一个具有神圣意味的字眼 [3]。所以上古的统治者乐于用占据洛阳盆地一区来表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可是，以某种条件为基础的“中国”认定是一回事，而对“中国”进行实际的政治、军事的掌控又是一回事。一定权力对一定地域控制的实现要以占据者的实力和具体的政治军事情势为条件，不同的条件可能实现的实际控制范围与格局会有所不同，这不仅会导致“中国”尺寸与组织的变化，并且会造成形式的“中国”与疆域的“中国”、政体的“中国”乃至文化的“中国”之间的转换。
开展上古“中国”塑造讨论的基础之一是一定地区的具体的地理形势，从地理上看，这一讨论主要涉及东亚大陆腹地和东亚大陆腹地核心区两个空间层次。东亚大陆腹地大略指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这一地区海拔多在 2000 米以下，西高东低，西部与青藏高原及欧亚大草原相连，东部与大海相接，南起大海，北至黑龙江。东亚大陆腹地核心区则大致为北起辽河一线，南至南岭、东至大海、西到甘肃中部及岷江一线。东亚大陆腹地核心区最为突出的地理要素是辽阔的东亚大平原，东亚大平原指南起钱塘江、北至滦河入海口、东至大海、西至洛阳一带的地面平坦的大型区域。该区域南北距离约 1200 千米，东西最深处 1000 千米。东亚大平原北部通过辽西走廊与东北平原联络，南部通过汉江、长江和赣江与两湖平原及鄱阳湖平原勾连，从而构成了一个以其为主导的范围巨大、层次丰富的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联合体。在东亚大平原南北方向的大致中央部位，屹立着泰沂山系，它与洛阳盆地及关中地区遥相呼应，在渭河及济水的支持下形成了纵深达 1400 千米勾连大海与青藏高原的东西轴线。在东亚大平原的南北两端，为钱塘江流域和西辽河—滦河流域，它们与尺寸适中，外部干扰较少，防御系统较易形成的条件相结合，构成了适宜作为进入东亚大平原起步地的环境条件。在黄河占用济水河道入海以前，东亚大陆腹地核心区由北向南，有直通大海的辽河、滦河、桑干河、黄河、济水、淮河、长江、钱塘江把这一地区由西向东地串在一起；由西向东，则有岷江、葫芦河、嘉陵江、泾河、黄河、丹江、汾河、汉江、沅江、湘江、颍河、涡河、赣江等把这一地区由北向南连接为一体。不同流向的河流交织，形成了一个涉及多种资源条件的网络系统，为实现和促成相关地区的人群的联络、沟通及空间拓展提供了基本的交通框架。胡焕庸线以西，不仅气候相对干旱，并且有引人注目的青藏高原、浩瀚的沙漠和连绵的欧亚大草原，这些条件，使得东亚大陆腹地与其他大型文明相对隔离，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对独立地发展。上述的条件与这里总体上气候温和、降水量充沛、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以及诸多地段易于开垦等情况相结合，使得东亚大陆腹地，尤其是东亚大陆腹地核心区成为了人类文明产生与发展不同人群竞相角逐的特殊场域（见章首图）。
依托对考古发掘材料的分析能够得到一定水平的对古人空间认知的了解，可是要想获得更为具体和详细的知识这是不够的，对塑造“中国”历程及上古中国空间架构的相对完整和真切的了解，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适当利用。
因为文献自身的原因和后人对历史状况的隔膜，导致了宋代以后疑古之思风起，近现代西方历史观念的输入，更是使得中国古代典籍提供的东周以前的历史叙述系统全面解体。“东周以上无史”[24]的说法，正是这种解体的标志性表达。虽然近年有所改观，但事实上的对宏富的中国古典文献资源的相当水平的搁置仍在持续。
说到与上古历史相关的中国古典文献，下列著作很难回避，一是《今本竹书纪年》（以下称《竹书纪年》），
一是《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和《周本纪》。上列著作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自黄帝起的连续性极强的历史叙述系统，这使得它们很自然地成为探讨塑造“中国”的历程的主要依托。
总体地看，《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对历史过程的记述相对简略，将其与考古材料细加对照时困难较多。《竹书纪年》提供了大禹以后各王的具体在位时间，对于历史过程和事件的记述更为详细，理当得到更多的注意。可长期以来，对于许多人来说，《竹书纪年》只是该书作者依着自己的想象杂糅多种材料不具多少可信度的拼盘 [25]。这种认知，极大地限制了对于《竹书纪年》的细致发掘。可是，只要人们把相关记述与考古材料进行相对系统的比照，就不仅可以看到相应记述与考古材料所显示的空间态势与逻辑完全一致，并且还可以看到诸多记述与考古发掘成果准确对应。因而，更多地利用《竹书纪年》就成了本书展开的特点之一。
司马迁针对《五帝本纪》的写作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26]《史记》的记述是严肃的、认真的，可在当时已经“难为浅见寡闻道”。可见，《竹书纪年》的遭遇也属自然。在本书看来，这些著作的可信，是以优良的历史书写传统为根据的，中国历史书写优良传统的存在，鼓励我们更加积极地利用其他的中国古代典籍。
《竹书纪年》和《史记》的历史叙述，都起自黄帝，可从这两部著作的具体叙述和考古材料看，“中国”的塑造可以推至更为遥远的过去。按照古代文献，在五帝时代之前，还有一个三皇时期。历来三皇有不同的说法，《尚书大传》说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春秋运斗枢》说三皇为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则主张三皇为伏羲、祝融与神农。在古人那里，女娲与祝融均为灶神，故都可以和燧人对应。考虑到古代画作中女娲和伏羲往往同框，按山东邹城郭里发现的《伏羲庙残碑》说神农之父少典奉祀伏羲，可见伏羲与神农之间另有一世，据此本书主张三皇为女娲与伏羲、祝融、神农三世，这一说法与武梁祠西壁石刻画像所表现的相同（图 1-8）。
图 1-8 武梁祠西壁上的上古帝王形象（《中国画像石全集·第 1 卷·山东汉画像石》）
有学者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炎帝时代对应起来 [27]，这就给将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更早的考古材料与女娲和伏羲、祝融乃至更遥远的时代联系起来提供了依据。古代典籍对于女娲、伏羲和祝融的记述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其所对应的时代对于完整的“中国”塑造历程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存在于距今 6000 多年的过去，《竹书纪年》排定的由禹到周平王统共历年为 1300载左右，即炎帝至舜六帝共历年 2000 载以上。把炎帝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对应，并且以《竹书纪年》和《史记》的相关叙述作为本书展开的基本依托，那就已经认定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的伏羲、女娲、祝融、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并不是单一的生命体，而是某一族群首领的名称。
认为古籍中的尧、舜及其以前的帝王名号为一个长时段的某一族群首领的名称，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通常认为是夏朝首位帝王名字的“禹”，也是一个相当长时期里的夏人首领的名称。因为如果《史记》对夏代的开创者夏禹的记述大体为真，那么夏朝成立以前，禹还有相当长的活跃时段，他不仅与尧有交集，并且和舜长期合作，这样的时间跨度，使得“禹”不可能是单一的生命体。据此，《史记》提及的与禹同时活动，与尧、舜有关，有的甚至与禹的后人启也有交集的契、稷、皋陶、伯益等也就不会是单一的生命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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