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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明清之际,以钱谦益为中心,包括程嘉燧、李流芳、王志坚、毛晋、金圣叹、徐增、归庄等在内的文人,以传承宋濂至归有光一系的文人经学为己任;与此同时,佛学界兴起刊刻方册藏、以教疗禅和重视佛经古注疏等征实学风,诸人亦积极参与。文人经学与佛学征实风尚在思维方式上的相互激荡,为明清之际文学思想史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动力。本书试图通过考察明清之际文人经学与佛学征实风尚互动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关系,揭示这种互动对文学理论演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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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吴正岚,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韩国国际交流团访问学者、韩国汉阳大学东亚细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东洋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出版专著《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金圣叹评传》,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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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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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概论 001
钱谦益之诗文 “茁长于学问”与欧阳修经史之学的关系 050
“根本六经”与 “通释教”
———钱谦益论 “经经纬史”与苏轼文学的取法对象 073
金圣叹与钱谦益的思想渊源 090
金圣叹援佛释易的易学思想 130
金圣叹兼奉台禅的佛学思想 166
佛教 “因缘”说对金圣叹文学观念的多重影响 202
华严心本原说与金圣叹的文学思想 219
金圣叹以 《华严经》“唯心偈”论文艺对徐增的影响 239
金圣叹的文学命题与儒释道思想的离合关系 255
金圣叹 “大般涅槃经体”与明清之际江南佛学的征实倾向 270
论魏禧 “偏至”说对明代文论折衷倾向的超越 292
清初布衣士子邵长蘅的风土文学与钱谷财币之学 318
清顺康年间布衣士子与富民阶层的观念契合及其文学史意义 344
主要参考书目 369
后记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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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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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脉·清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丛书缘起
江南地区为清代中国的人文渊薮。 “江南”曾经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区域和概念,目前学界的江南研究,常采用周振鹤提出的 “中江南”概念,这一概念下的江南包括安徽、江苏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以及浙江和上海的全部。鉴于清代江苏、浙江、安徽东南三省以及后来的上海在文化、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本丛书既重视 “八府一州”界定的 “核心江南”,又兼顾学界常用的长江、钱塘江、太湖以及大运河沟通的 “中江南”,同时也注重在文化层面上 “从周边看江南”,将清代东南三省视为“宽泛的江南”,进而探求江浙皖文化多元一体的内涵。 江南的形成,有山水的赐予,也有人为的营造。山川江湖的位置与走向,皆有实实在在的呈现;而文化的脉络则如伏流和矿藏,要在开掘、梳理、缀合、疏通、烛照、叙说中揭示。依循形式多样、蕴涵丰富的文献,探求江南文化传衍的脉络与生成的肌理,应是稳妥的路径。脉络与肌理,是无数端点的延伸与端点间关联的交织。从清代文学与文献中再现江南的文脉,就是要在江南的山水中探寻文人的往来、书籍的流转、文风与学风的传播,考察文学家族姻亲网络的缔结、地域文化的形成、文学与学术流派的传衍、学术群落的生长。诸如此类,皆从人和物的流动、彼此之间的关联中展现 “生成过程”中的律动文脉,从而揭示文脉的 “江南性”。
江南是中国大版图中的江南,文献或文学中的江南是中国文化中的江南。“江南文脉”因为依循太湖、大运河、长江、钱塘江等大湖大河以及其他水网得以舒展,本丛书可顺势融入当下正在展开的大运河文化、长三角文化、长江文化研究,从而为理解近代中国乃至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找寻路径。
概论
所谓 “文人经学”,肇端于南宋朱熹 “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之说,是指以欧阳修 (1007—1072)、苏轼 (1037—1101)等文人为代表的经学传统。这一传统为明代宋濂 (1310—1381)、归有光 (1507— 1571)、唐顺之 (1507—1560)、焦竑 (1540—1620)等人所弘扬和发展。上述古文家为了纠正模拟之风和科举之学的弊端,主要从欧苏经学中汲取思想资源,提倡自得之见、文献实证和形声训诂,主张亲子之情不受礼制束缚,对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之际,以钱谦益 (1582—1664)为中心,包括程嘉燧 (1565— 1644)、李流芳 (1575—1629)、王志坚 (1576—1633)、毛晋 (1599— 1659)、金圣叹 (1608—1661)、徐增 (1612—?)、归庄 (1613—1673) 等在内的文人,以传承宋濂至归有光一系的文人经学为己任;与此同时,佛学界兴起刊刻方册藏、以教疗禅和重视佛经古注疏等征实学风, 诸人亦积极参与。
本文拟以上述文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认为明清之际古文理论的变革不仅仅是由于钱谦益等人对明中后期空疏浮泛之学风的反动以及对嘉定学风的继承,还与明清之际佛学征实风尚与文人经学的互动有关,因而着重考察明清之际文学界的通经汲古与佛学界的征实风尚之互动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关系。
一、 反经正学的新任务
正如钱谦益在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和 《答山阴徐伯调书》中指出的,钱谦益在其三十七八岁即1618年之后,建立通经汲古之学,确立归有光文学的典范意义,于是天启、崇祯年间,天下靡然向风。比如,钱氏 《答山阴徐伯调书》云: 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浮湛里居又数年,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临川汤若士寄语相商曰: “本朝勿漫视宋景濂。”于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学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诸家,少得知古学所从来,与为文之阡陌次第。……仆以孤生讠叟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 海内惊噪,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
关于钱谦益提倡反经正学的背景和意图,以往的研究②已有深入分析,不过,学界尚未注意到,作为明代中后期归有光 “通经学古”之学的嗣响,明清之际钱谦益提出的反经正学增添了反对裁割经史和师心自用等新内涵。
众所周知,归有光所提倡的通经学古,是作为救治科举剽窃之学和讲道之风的良方出现的,与此同时,归氏大力抨击文学模拟之风。迄于钱谦益,他多次针砭当世学术和文学的五种弊端,包括被科举败坏、道学流弊、模拟文风、裁割经史以及经学上的凿空杜撰。将钱氏的关注点与归有光的相对照,可以发现,钱氏所谓反经正学自有其新内涵:在钱氏针砭嘉靖以降学术之弊端的22篇文章④中, 《新刻十三经注疏序》《苏州府重修学志序》 《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 《于氏日钞序》《嘉定四君集序》 《赠别方子玄进士序》 《颐志堂记》 《王淑士墓志铭》 《答唐训导论文书》《与卓去病论经学书》 《颜子疏解序》 《琅嬛类纂序》 《赖古堂文选序》《李贯之先生存余稿序》《答徐巨源书》等15篇皆涉及裁割经史和师心自用,这两点是钱谦益讨论得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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