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研究生培训后，我们都开始了学术生涯，我在那里完成了精神病学住院医培训，而玛丽莲则获得了比较（法国和德国）文学的博士学位。我们一直是彼此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辑。在我写我的第一本书，一本关于团体治疗的教科书之后，我获得了意大利贝拉吉奥写作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写作研究员奖，资助我撰写我的下一本书《爱情刽子手》（Love’s Executioner）。
我们到达那里后不久，玛丽莲就跟我说她对撰写女性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忆越来越感兴趣，我赞同，她拥有了足够的好材料来写一本书了。所有洛克菲勒的学者都得到一套公寓和一间单独的写作室，我劝她去问问主任是否也有适合她的写作室。主任回复说，为学者的配偶提供写作室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而且，主楼中的所有工作室都已经分配好了。
不过，经过几分钟的思忖后，他给了玛丽莲一间未在使用中的树屋工作室。工作室在一个邻近的森林中，只需步行五分钟的路程。
玛丽莲对此感到高兴，她兴致勃勃地开始写她的第一本书《被迫见证：法国大革命的女性回忆录》（Compelled to Witness: Womens Memoi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她从未如此快乐。从那时起，我们便成了同伴作家，在她的余生中，尽管有四个孩子需要照顾，有全职教学和行政职位需要兼顾，但我写一本书，她也会跟着写一本。
2019年，玛丽莲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一种浆细胞癌（在骨髓中发现会产生抗体的白细胞）。她所用的化疗药瑞复美（Revlimid）引发了中风，以至于要去急诊室就诊并在医院住了四天。她回家两周后，我们在离家只有一个街区的公园里散步，玛丽莲宣布：“我心里有一本书，我们应该一起写。我想记录我们面前的艰难日子。也许我们的试验对别的其中一人面临致命疾病的夫妇会有些用处。”
玛丽莲经常为她或我应该写的书提主题，我回答说：“亲爱的，这是一个好主意，你应该投入其中。联合项目的想法很诱人，但如你所知，我已经开始写一本故事书了。”
“哦，不，不——你不要写那本书。你和我一起写这本！你会写你的章节，我会写我的章节，它们交替着来。这将是我们的书，一本跟任何别的书都不像的书，因为它需要两个头脑而不是一个，是一对结婚六十五年的夫妇的反思！一对走在通往最终的死亡道路上，非常幸运地彼此拥有的夫妇。你会带着你的三轮助行器走路，而我会用最多可以行走十五或二十分钟的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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