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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对日本社会、历史、文化深入而专业的探讨：本书收录的17篇文章，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语言学等角度出发，深入浅出，以专业的视角、通俗易懂的语言带读者深入了解日本历史文化。
相关领域的前沿成果：本书收录诸多资深学者的前沿研究，展示了日本学领域的新成果。
开拓“日本学”研究的新篇章：日本早在20世纪就已经发展成熟了研究中国的“东方学”，而我国至今还尚未建立起完备的“日本学”研究。本书结合南京大学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国内“日本学”研究的建设，有助于开拓中国“日本学研究的新篇章。
权威专家审定：本书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提供学术支持，权威专家组成编委会，论文质量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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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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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组织筹备的论文集，以日本语言文学、社会文化为主，兼顾历史学、经济学等其他日本学研究领域。依托南京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在吸收每年承办或主办的各类学术会议论文基础上，广泛收入国内外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和学生的研究成果。本书预计收录15篇学术论文、2篇书评，由向全国征集而来的稿件和活跃在日本研究线的科研人员的优秀成果组成。作者中既有日本权威学者吉海直人、南京大学教授叶琳等资深学者，也有一部分刚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走上独立科研道路的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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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东波，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日本国立新潟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博士后，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秘书。曾任日本新潟大学博士研究员、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2021年获南京大学“魅力导师奖”。
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文学，日本敦煌学。主持并完成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基金等多项国内外科研项目。近年来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编著教材2部，学术专著2部，学术译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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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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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号“令和”出典考 ——“梅花宴”的双重结构
吉海直人、黄舒蕾（译
序言
2019 年 4 月 1 日，日本颁布了新年号“令和”，一时间新闻报道铺天盖地， 公布新年号的官房长官菅义伟（新首相）也随之被人们冠以“令和爷爷”的称 号。5 月 1 日，德仁皇太子即位，日本从平成三十一年进入令和元年，于是， 2019 年成了“平成”与“令和”并存的一年。
此次年号变更的特征在于，过去的年号均出自中国典籍，如“明治” 和“大正”出自《易经》，“昭和”和“平成”出自《书经》，而本次则是史上 首次选自日本的古典文献《万叶集》。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能听到安倍 首相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把“国书”二字挂在嘴边。当然，这种提法本身没有任 何问题，毕竟在日本写作、出版的书籍都是“国书”，但是，从中所表现出的 具有排他性的国粹主义立场并不妥当。因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在与中国文化的 融合中诞生的。
并且，本次年号的出典，虽称“国书”，但它来自汉语写成的序章部分，并 非完全引自日语所写的部分。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年号所用的词汇，原本就无 法从日语词汇中获得。另外，它引用自文学典籍，而非历史书，所以仅仅停留 在汉字的层面解释是不充分的。因此，我将站在日本文学的角度，再详细地论 述一下《万叶集》中的出典，并且以此为基础，就如何从文学的视角理解“令和”一词略陈拙见。
首先我将我的观点分列成以下几条。
作为出典的《万叶集》并非中国典籍，而是日本典籍。《万叶集》并非历史书或思想书，而是一部和歌集。“梅花歌”并非和歌，而是用汉语书写的序文的一部分。该序文借鉴了中国的古典作品，并且该作品是具有反社会性质的思想 性著作，对这一点的报道甚少。“梅花宴”的诗歌借鉴了中国的“梅花篇”，表达了“对京城的思念”。 （6）时代背景可推测为长屋王之变。据综合考究，“梅花歌”表达了大伴旅人复杂的心境。大伴家持的《万叶集》本身隐含着对藤原氏的反抗意识。
基于以上观点，我将对“令和”展开具体分析。
关于年号
首先，简单解释一下年号。年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年代久远的古代中国， 后来传入日本。一般认为，西汉的汉武帝开创了“建元”的年号，因此，历史 上年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当时，受到中国支配的周边各国（包括日本）， 作为中国的属国（册封国）派遣朝贡使，从中国引进了先进的历法和年号制度。 年号是历法的一部分，也被视作支配与被支配的象征。据史料（《日本书纪》）记载，日本首次使用自己的年号，始于大化改新（646 年），显示了作为独立国家的意识。之后，年号似乎还在断断续续地使用，自文 武天皇五年（701 年）定下“大宝”年号以来，时至今日，日本持续使用年号的 历史超过 1300 年。仔细算来，“令和”是第 232 个年号（如果加上北朝的话则 为第 248 个），仅这一数字，就十分了不起。
在此期间，年号的始发地——中国，经辛亥革命（1911 年）推翻清王朝从而废除了年号。由于韩国以及周边国家（汉字文化圈）也随着国家的独立废除了年号，现在依然使用年号的国家，居然仅剩日本一国。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的天皇制被废除的话，日本的年号恐怕也就自动废止了。之所以这 么说，是因为年号和君主制（天皇制）的关系密不可分。
当然，作为民主主义国家，日本也曾在战后的国会上讨论过废除年号的问题。当时，热烈宣扬日本年号的文化意义的是历史学家坂本太郎博士。终，日本于昭和五十四年（1979 年）制定了《年号法》，决定了年号的存续。在此期 间，惊魂不定的“昭和”年号，也作为天皇的象征得以继续使用。因此，日本 今天依然同时使用西方历法和年号（日本历法）。有人认为这样十分不便，主张 仅保留西方历法，笔者认为，年号已经成了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
各位读者是否了解明治时期日本曾经变更过年号制度的历史？在此之前， 无论天皇是否让位，年号都能随意更改。江户幕府末期，孝明天皇在位的 21 年 间，年号经过了 6 次更改，分别为：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应。 由于过于繁杂，明治政府颁布了“一世一元”的诏书。当时，这一规定与本来的年号多少出现了一些偏差，从结果上而言，“昭和”这一年号成了日本使用时 间久的年号（共 64 年）
年事已高的平成天皇曾将皇太子招到身边，传达了年逾 80 岁后让位的旨 意。这是明治以后次发生的天皇生前让位之事。随着皇太子（德仁亲王）的 即位（第 126 代），新的年号也随之产生了。与此同时，在位天皇让位后被称作 “上皇（陛下）”（太上皇）。
顺带一提，平成天皇经过漫长的皇太子时期，在 55 岁时即位，曾被认为是 日本史上第二高龄即位。这一次的令和天皇即位是在 59 岁，虽然更加高龄，但 仍不能排到。排在位的是第 49 代光仁天皇，即位时 61 岁。这一纪录 恐怕会在现皇储秋筱宫即位时被更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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