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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用天赋写作的作家，货真价实的魔法师。”
《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五部经典作品全新结集
纳博科夫如何成为纳博科夫
“文字魔法师”从青年到暮年的天才见证
《洛丽塔》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其作品对英文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纳博科夫精选集IV”精选五部纳博科夫代表作，完整呈现这位文字魔法师从青年到暮年的创作历程。
五部作品创作于纳博科夫人生的不同阶段，风格各异。《荣耀》是早年以俄语写作的浪漫化成长小说，书写探索未知国度的意外惊喜。《庶出的标志》是纳博科夫中年移居美国后部长篇小说，被誉为精妙的“低声部的《哈姆莱特》”。《爱达或爱欲》是纳博科夫晚年“烧脑神作”，构建出丰饶而幽深、永无止尽的人生故事，集纳式创作风格之大成。《劳拉的原型》是纳博科夫要求焚毁的后一部手稿，记在138张索引卡片上，呈现出灵感如何在大师脑中生成和演变。《独抒己见》是纳博科夫妙语连珠的访谈录、信件及随笔，江湖上流传的独具纳式风格的“毒舌”经典语录大多出自此书，读者可以从中看见一个更为真实立体的纳博科夫。
“自莎士比亚之后，没有第二个作家对语言的浇铸与运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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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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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纳博科夫精选集IV”精选五部纳博科夫代表作，完整呈现这位“文字魔法师”从青年到暮年的创作历程。《荣耀》是早年以俄语写作的浪漫化成长小说，书写探索未知国度的意外惊喜。《庶出的标志》是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部长篇小说，被誉为精妙的“低声部的《哈姆莱特》”。《爱达或爱欲》是纳博科夫晚年“烧脑神作”，构建出丰饶而幽深、永无止尽的人生故事，集纳式创作风格之大成。《劳拉的原型》是纳博科夫要求焚毁的后一部手稿，展现了灵感如何在大师脑中生成和演变。《独抒己见》是纳博科夫妙语连珠的访谈录、信件及随笔，江湖上流传的独具纳式风格的“毒舌”经典语录大多出自此书。五部作品风格各异，又具备一以贯之的精妙、敏锐、绚烂，是纳博科夫天才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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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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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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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抒己见》
序 言 弗拉基米尔 ? 纳博科夫
访 谈
刊名不详（1962）
BBC电视台（1962）
《花花公子》（1964）
《生活》（1964）
纽约电视台13频道（1965）
《威斯康星研究》（1967）
《巴黎评论》（1967）
《纽约时报书评》（1968）
BBC—2台（1968）
《时代》（1969）
《纽约时报》（1969）
《星期天时报》（1969）
BBC—2台（1969）
《时尚》（1969）
《小说》（1970）
《纽约时报》（1971）
《纽约时报书评》（1972）
“瑞士广播”（1972？）
“巴伐利亚广播”（1971—1972）
刊名不详
《时尚》（1972）
刊名不详
致编辑的信
《花花公子》（1961）
《伦敦时报》（1962）
《交锋》（1966）
《星期天时报》（1967）
《交锋》（1967）
《新政治家》（1967）
《时尚先生》（1969）
《纽约时报》（1969）
《时代》（1971）
《纽约时报书评》（1971）
《纽约时报书评》（1972）
文 选
论霍达谢维奇（1939）
萨特的尝试（1949）
弹奏古钢琴（1963）
对批评家的回答（1966）
《洛丽塔》和吉罗迪亚先生（1967）
论改写（1969）
周年日记（1970）
罗威的象征（1971）
灵感（1972）
鳞翅目昆虫学文选（存目）
雌性小灰蝶（1952）
谈克洛茨《野外指南》的一些失实（1952）
1952年在怀俄明捉蝴蝶（1953）
奥杜邦的蝴蝶、蛾及其他研究（1952）
L.C.希金斯和N.D.莱利（1970）
译后记
附 录
《劳拉的原型》
导言 I
鸣谢 XIII
关于文本的注解 XIV
劳拉的原型 1
译后记 279
《爱达或爱欲》
部 1
第二部 315
第三部 429
第四部 507
第五部 535
作者注 559
跋 布赖恩? 博伊德 576
译后记 韦清琦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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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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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抒己见》序言
弗拉基米尔 ? 纳博科夫
我思考时像一个天才，书写时像一个优秀作家，说起话来却像一个不善言辞的孩子。我在美国的学院生涯中，从一个不起眼的讲师到堂堂正教授，从未不事先准备好打印稿就对众宣讲，在灯光明亮的讲台上眼睛也从不离开讲稿。我接听电话时的语无伦次会让打来长途的人从流利的英语改用可怜的法语。在聚会时，要是我想讲个有趣的故事来让朋友开心，那必定讲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就是在早餐桌上对我妻子描述的隔夜梦也只是一份初稿。
因而，人们不应请我做什么访谈，如果“访谈”意味着两个正常人之间的一种闲聊。先前至少试过两次，有一次，还用了一台录音机，但当磁带倒回去时，我赶紧收住笑声，我明白，此后我再也不会重演这类角色了。现在，我小心翼翼，以确保做访谈时气定神闲，悠然自得。采访者的问题必须书面递交给我，我进行书面回答，发表时一字不差保持原样。这就是我接受采访的三个先决条件。
然而，采访者希望拜访我。他们希望看到我摆在稿纸上的铅笔、彩绘灯罩、书架和躺在我脚边的白色老牧羊犬。他们觉得需要有助于营造轻松气氛的背景音乐，需要能够被记住的丰富多彩的细节，即使并不是真的草草记下（“呐，灌一口伏特加，咧嘴讥讽道——”）。我是否想取消这种故作轻松的笔调？是的，我想。
护发用的某种优质洗发液，实际上是一种难看的乳化剂。制造商通过添加绿色素使之变得诱人——在传统美容业，绿色会让人联想到春天的清新，联想到松树林、翡翠、树蛙，等等。然而，你必须把瓶子用力晃动，里面的溶液才会呈现绿色；而如果不晃动瓶子，那我们所看到的，上面是一英寸厚的绿色，而底下则是未变化的、天然的乳白色液体。在我看来，使用前不晃动瓶子是一个原则问题。
同样，涉及印刷后的访谈效果，我并不在意表面文章，而只看重实质的东西。我的文件中存有约四十份好几种语言的访谈录。本书只收了一些英美人士所做的访谈。有几份访谈不予收录，是因为它们出于一种糟糕的炼金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晃动；我诚实的应答与炮制者添加的人情世故的虚假色彩搅和在一起，以致根本无从分辨。另有几份我轻而易举地撤去了那些不无好意的小摆设（还有那些花哨的新闻噱头），这样，就逐步剔除了每一种自发性因素，以及所有与现场交谈相似的东西。访谈终就变成差不多是一篇段落分明的文章了，这也正是书面访谈应有的理想形式。
我的小说很少给我机会来表达我的私见，因而，我偶尔也欢迎迷人的、彬彬有礼而又聪明的来访者提出一大堆的问题。本书中，在访谈录之后是几封给编辑的信，它们就像律师行话所说，“不言自明”。后是一组短文，除了一篇，其余都是在美国和瑞士写的。
斯文朋对“一伙蜕变为拙劣批评家的恶意而又丑陋的蹩脚诗人”有过敏锐的评价。一九三○年前后，这种奇怪的现象也是巴黎俄国侨民文学小圈子里的典型状态，那时，蒲宁、霍达谢维奇，以及其他一两位杰出作家的美学思想尤其受到来自以不同方式“介入”的痞评家（criticules）的恶毒攻击。在那些年里，我巧妙地嘲讽那些艺术的诋毁者，为我的文字激起那个帮派的恼怒而欣喜不已；但是，今天要把我那些为数不少的旧文从艰涩的俄语译成迂腐的英语，再对文中那些旁敲侧击和行文策略的妙处做一番解释，无论对我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一件提不起兴趣的苦差事。让我自己有个例外的是 《论霍达谢维奇》那篇文章。
因此，眼下这本我偶尔为之的英语文选，剪去了它长长的俄语影子，似乎反映了一个远比“弗? 西林（注：纳博科夫早期写作的笔名。）”更讨人喜欢的形象，而提起西林，会在侨居的回忆录作者、政客、诗人和神秘主义者那里引发复杂的感情，他们仍记得我们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巴黎的遭遇战。如今一种更温和平易的性情渗透在我对自己观点的表述中，尽管这些观点十分强硬。理应如此。
1973年于蒙特勒
《劳拉的原型》导言
by德米特里? 纳博科夫
一九七七年，瑞士湖区进入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从国外被召回到父亲的病床前。父亲当时正住在洛桑市的一个诊所，他在这里接受了一个普通手术后，显然是在康复期内感染了医院的杆菌，从而导致身体抵抗力大大减弱。他体内钠元素和钾元素含量骤降，这表明病情已恶化，却全然没有引起院方的注意。要想保住他的生命就得赶紧采取措施。
我们迅速将他转到洛桑市的沃州大学医院，为了找到可恶的病因，医生们展开了一场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检查。
父亲闲暇时笃爱昆虫学，有一次在达沃斯采集捕捉蝴蝶时，不小心跌倒，被卡在陡峭山坡上的一个险要处，他一边摇着捕蝶网，一边喊救命，坐在电缆车里的游客误以为是节假期间特意安排的恶作剧，都报以阵阵狂笑。官僚作风有时真让人感觉到世态炎凉。父亲好不容易由两位侍者搀扶着回到旅馆大厅时，又因走路不稳、衣冠不整而遭到旅馆工作人员的呵斥。
也许没有必然联系，但似乎就是一九七五年的这次意外使他病倒了一段时间，病情一直没有真正好转，直到后来在洛桑住院又发生了那次可怕的感染。不少人自作聪明地讲述父亲早期在蒙特勒皇宫酒店的生活，其中某部蹩脚的电子版传记更是勾起我无限的回忆，记得《洛丽塔》的成功并没有冲昏父亲的头脑，他继续住在一家简陋的瑞士旅馆。（变体是我所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纳博科夫年轻时的强健体魄确实开始丧失。他那六英尺高的身躯不再挺拔，他沿湖散布的步履不再矫健和稳重。
但他并没有停止他的文学创作。他在赶一部一九七五年就着手创作的小说。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关键年度，天才大脑酝酿已久的一部杰作逐渐成形，他的这些卡片也由此产生并保留至今。他几乎不提及他的创作细节，但也许他已预感到机会不多了，他开始向母亲和我详细讲述他的某些创作细节。我们家庭的饭后聊天时间变短了，也变得不规律了，他一吃完饭即回到自己房间，好像急于要完成他的作品。
很快到了父亲后一次被送进医院的时候。父亲的病情加重了。一次接一次的检查，一轮又一轮的诊断，站在病床边医生们流露出一副束手无策的表情，可见他们已回天无力了。雪上加霜的是，一个打着喷嚏的年轻护士离开时忘记关窗户，吹进来的风让父亲临终前受凉。我和母亲坐在他身边，眼睁睁地看着他喘了三口粗气后，因充血性支气管炎而停止了呼吸，我劝他吃的食物还堵在喉咙里。
医生几乎没有透露夺去父亲生命的病因。这伟大的辞世似乎神秘地笼罩在尴尬的沉默中。多年过去后，我为了给父亲写传记，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通往他死亡细节的所有渠道依然不明朗。
直到父亲生命的后一段岁月里，我才了解到某些极为隐秘的家事。其中包括父亲曾经明确交代，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完成《劳拉的原型》，务必将其手稿销毁。对于这部未竟之作的种种猜想有如洪水泛滥，想象力贫乏的人也来凑热闹，急于发表其主观谬论：一个大限将至的艺术家首先会决定销毁自己的某部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不是让它活得比自己长久。
一个作家会病情严重，甚至危在旦夕，可他仍然会孤注一掷地与命运赛跑，直到终点线，他想战胜命运，但还是失败了。他也有可能会受到某种突发事件的干扰，或人为的阻止，纳博科夫早年就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已经走到了火炉边，要不是他妻子出手及时，《洛丽塔》的手稿早已烧成灰烬了。
对于海滨城镇圣纳泽尔令人难忘的物体颜色，父亲的记忆和我的有出入，当时我还只是个六岁的孩子，竟能从圣纳泽尔迷宫般纵横错综的建筑群中将它辨认出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那便是我们即将乘坐的“尚普兰”号巨大烟囱的颜色，我们就是要乘坐这艘船前往纽约。我记得烟囱呈淡黄色，而父亲在他的自传《说吧，记忆》结尾处的几行字中说它是白色的。
无论研究人员从法国海运公司色标的历史记录中翻阅到何种证据，我始终坚持我对烟囱颜色的初记忆。我对于我们到达美国时，后像做梦一样地在船上看到的各种颜色相当确定：纽约并非父母承诺的那样，到处是令人激动的摩天大厦，留在我梦幻般记忆中的是令人沮丧、深浅不同的灰色，到处坑坑洼洼、破败不堪。下船后，我们看到的美国也有两番不同的景象：海关检查时，一长颈瓶科涅克白兰地酒从行李箱中不翼而飞；另一方面，当父亲（还是母亲？—记忆经常会混淆他俩）拿出一张当时对我们来说也很新鲜的一百美元钞票给出租车司机时—诚实的的哥带着善意的笑容谢绝了。
在我们离开欧洲前那几年里，父亲具体在“忙”些什么，我不甚了解。我甚至对“作家”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后来回想起父亲偶尔在我睡觉前给我讲的语言优美的短小故事，我才意识到我对他进行中的小说已先听为快了。在我父母朋友家书房的书架顶层，摆放着很多我喜欢的红皮革封面的巨著，我对书的理解与崇拜即来源于此。用俄语来表述，就是那些书对我来说“太吊胃口”了。然而，我次“读书”是听妈妈诵读爸爸翻译成俄语的英文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我们去过里维埃拉的阳光沙滩旅游，而后终乘船到了纽约。在那儿，当我天从现已不复存在的沃尔特? 惠特曼小学放学回到家时，我向妈妈宣布我今天学英语了。我的确是踏踏实实、循序渐进地学习英语，英语也从此成了我喜爱、灵活的表达工具。然而，让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是这个世界上跟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学习过基础俄语的人，教材词典一应俱全。
父亲当时正处于由使用俄语向使用英语转变的时期。父亲自小就是“能自如地使用三种语言的孩子”，可他发现，要为了一种新的语言而舍弃那“意蕴丰富、自由奔放的俄语”是个极大的挑战。这种新语言不是他与他那位以英语为母语的父亲在家里说的英语，而是一种如他运用熟稔的母语般富有表达力和诗意且能自如驾驭的工具。父亲在创作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 奈特的真实生活》时，由于缺乏信心而倍受痛苦煎熬，毕竟他得放弃他钟爱的俄语，这一“世界上温柔的语言”，他曾以此为标题写了一首英文诗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的《大西洋月刊》。在他向一门新的语言过渡、也是我们即将启程来美国的这段时期，父亲完成了他后一部用俄文创作的独立的重要抒情作品（换言之，它既非未完成的片断之作，也不是已有作品的俄文版），它就是《魔法师》，该作品有似《洛丽塔》的前奏。他原以为这个短小作品的手稿已被他销毁，或已丢失，以为这部作品的创作精华已完全为《洛丽塔》所吸收。父亲后来回忆起巴黎的一个深夜，在以无声的语言抗议纳粹的轰炸威胁时，他曾将这部小说读给一群朋友听过。这份手稿终失而复得，父亲在一九五九年与他的妻子仔细翻阅后作出了一个决定，如果“由纳博科夫夫妇把它翻译成英语”出版会更具艺术感染力。
那个决定直到父亲去世十年后才付诸实施，连《洛丽塔》都比它的前身《魔法师》问世得早。有几家美国出版社因担心《洛丽塔》的敏感主题会产生的负面反响而放弃了它。纳博科夫确信该作品将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理解，便决定将手稿付之一炬，两次都是在薇拉? 纳博科夫的竭力阻拦下，手稿才免于被扔进伊萨卡火炉烧为灰烬。
终，在对莫里斯? 吉罗迪亚的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可疑声誉尚不知情的情况下，纳博科夫同意代理将书稿交给他们出版。多亏格雷厄姆? 格林对它褒奖有加，才使《洛丽塔》避免了《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遭遇的恶评，没被视为吉罗迪亚继承其父的丰碑，沿袭奥林匹亚出版社热衷于色情读物的老路推出的垃圾之作，而是广受赞誉，被有些人视为有史以来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父亲用纳博科夫特有的双关语和字谜，使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高速公路和汽车旅馆，还有无数地名，都在这部原初公路小说中得以永生。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一家入住瑞士蒙特勒皇宫酒店，刚住进去时的一个晚上，一位女服务员好心地将废纸篓中印有蝴蝶图案的东西倒空：那是一厚叠美国道路地图，父亲仔细地将他和母亲曾经去过的道路和城镇名称都标出来。父亲的即兴评论、蝴蝶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栖息地都记录在那上面。令人何其悲哀！尤其是在好几个大洲的学者都在研究所有这类细节的今天。同样令人痛心的是，上有给我的深情题献的《洛丽塔》版，被人从纽约的一个地下室里窃取，以两美元廉价卖给了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
焚烧书稿的话题还将继续追随我们。纳博科夫受邀去哈佛大学做一个关于《堂吉诃德》的讲座，在肯定塞万提斯的某些优点的同时，他指责这部作品“粗俗、残忍”。多年后，人们用“批驳得体无完肤”来形容父亲对该书的评价，后来“体无完肤”又被那些半文盲记者曲解。他们后来还画了一幅漫画，上面父亲站在教室前面，举着一本燃烧的《堂吉诃德》，还伴有不失礼节的说教。
我们后还是回到《劳拉的原型》，回到对焚书一事的思考。纳博科夫在生命中的后几个月住在洛桑医院，狂热地创作着这部作品。外界麻木不仁者的嘲弄、好心人的关切询问、好奇者的凭空推断，以及自己身体的病痛，他都通通不予理会。他的病痛还包括脚指甲下面及周围没完没了的发炎。有时，父亲觉得宁可把他的脚趾全部剁掉，也不愿意接受护士们总在他身上进行试验性足疗。他甚至想纠正护士的错误，想去戳自己的脚趾以减轻痛苦。我们在《劳拉的原型》的好几个地方都能发现那种痛苦的痕迹。
看着户外明媚的阳光，父亲轻轻地感慨有种蝴蝶该已翩翩起舞了。但他手里拿着捕蝶网、脑海中构思着小说漫游于山坡草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书还在继续写，但只能整天待在病房，都要憋出幽闭症了，纳博科夫开始担心他的创作灵感和精力会输给每况愈下的身体。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和母亲有了一次交谈，他明确交代，若临终前不能写完《劳拉的原型》，务必将其烧毁。
我曾收到过堆积如山的信件，其中有些心境狭窄的写信人声称，如果一个艺术家想销毁自认为不完美或不完整的作品，他理应提前考虑清楚并干净利落地处理好。然而，这些智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纳博科夫并不想无奈地销毁《劳拉的原型》，而是希望能活着将后一些卡片整理完，这样至少可以完成一份完整的初稿。我们还可以推定，弗朗茨? 卡夫卡故意将《变形记》的再版书，还有包括《城堡》与《审判》在内的其他已出版或尚未出版作品的销毁任务交给他的朋友马克斯? 布诺德，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布诺德无论如何也不会忍心把那些书烧掉。纳博科夫把销毁《劳拉的原型》一事委托给我的母亲时，也有过类似的推理。母亲是一个完美、英勇、值得信赖的受托人，她没能履行这一职责是源自拖延——由于年老体衰，还有无法估量的爱而造成的拖延。
就我来说，当这一重任落到我的肩上时，我确实想了很多很多。我曾不止一次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表示，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从未离世，他们依然活着，冥冥之中我感觉他们就站在我身后关注着我，并在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给我以智慧与忠告，从一个关键性的准确措词到一些更为寻常的事情。我不需要从时髦的低能儿的标题中借用“优雅”（从而混淆视听），而是从源头就掌握了它。如果这一说法能让大胆的评论者欣喜地将之视为某种神秘现象，那就悉听尊便吧！在这个当口，在假定的回想中，我断定纳博科夫不会希望我成为“来自波洛克的人”，也不会接受“小朱厄妮塔? 达克”——因为那是早期的洛丽塔的名字，注定要消亡，要像现代的“圣女贞德”一样被烧毁。
父亲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短，回家也越来越少，他每次回家，我们都会勇敢地继续着我们热闹的晚餐闲谈，但会对《劳拉的原型》的虚构世界只字不提。我想，那是因为我和妈妈对事态会如何发展已了然于心。
父亲去世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有勇气打开他装有索引卡片的箱子。在触摸这些父亲悉心整理的卡片之前，我的内心穿越了痛苦得令人窒息的障碍。几经尝试后，我终于在自己有一次住院时，首次阅读了这些用对纳博科夫来说已成为全新的“温柔的语言”的英语创作的卡片，尽管不完整，其结构和文体却堪称史无前例。我着手整理和准备这些卡片，然后将初稿口述给我忠实的秘书克里斯蒂安? 加利科。《劳拉的原型》在半明半昧中继续生存。只有在我鼓起勇气拿出来一点一点研读和编辑时，她才会浮出水面。她一边沉寂地躺在保险箱内，一边又萦绕于我心中，我逐渐习惯了这个似乎过着双重生活的令人不安的幽灵。我不再有烧毁《劳拉的原型》的想法了，我唯愿她能偶尔从幽暗中探出头来透透气。在那之后我提及这部作品的次数屈指可数，我能感觉到父亲并不反对。此外，从其他渠道也透露了些许消息，加上种种臆测，逐渐就出现了现在某家总在期待独家猛料的出版社关于《劳拉的原型》的一鳞半爪的溢美之词。
我说过，我不认为父亲，或者说父亲的在天之灵会反对《劳拉的原型》的问世，既然她已在纷纭嘈杂的议论声中幸存了这么长时间，或许是我促成了她的幸存，但我并非出于一时的兴致，也并非为了奇货可居，而是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其他力量的驱使。我是该被诅咒，还是被感谢？
可是为什么纳博科夫先生，你终决定让《劳拉的原型》问世？
哦，因为我是个好人，看到全世界这么多人将心比心地同情我进退维谷的处境，我应该善意地减轻他们的痛楚。
《庶出的标志》
他走进电梯，迎接他的是熟悉的声音，踩一下，晃动一下，然后电梯活了。他按了第三个键。这块脆弱的、细薄的、老式的空间闪了一下，但是没有反应。他又按了一下。同样，闪了一下，然后是不安的寂静，接下来是不可理喻地紧盯住那个不能运转的东西，心中明白它不会动。他走出电梯。电梯在一瞬间立即关上它闪亮的褐色的眼睛。他上了被人遗忘的但是尊严依旧的楼梯。
克鲁格，背驼着，把钥匙插进门锁，慢慢地旋转，开门，踏进他的房间，空洞无比的、嗡嗡的、隆隆的、滚动的、轰鸣的寂静。一幅达? 芬奇名画的铜版浮雕孤零零地搁在那儿—十三个人倚在一张狭窄的桌子上（从一个多米尼加僧人那里借来的陶器）。光线刺眼地打在她那把玳瑁柄短雨伞上，他自己的大雨伞斜在一边，不去管它。他脱下一只手上的手套，放下外套，挂上宽边檐的毡帽，这顶黑帽子在这个屋里有点不自在，从钩子上掉了下来，克鲁格没再理它。他走过长长的走道，墙上挂着一幅又一幅黑色的油画，一直延伸到他的书房，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些油画像是一个个窟窿。一个橙子大小的橡皮球在地板上静静地躺着。他走进餐厅。一盘冷牛舌配黄瓜丝和一块用过的奶酪在默默地等着他。
《劳拉的原型》
她是个极为苗条的女孩，肋骨历历可数。髋骨的明显突起令腹部呈凹陷状，平得真让人以为那不是肚子。她那精致的骨架顷刻间融入一部小说，事实上成为那部小说的神秘框架，还可以成为许多诗歌的素材。经过二十四年的成长，已经迫不及待地粲然怒放的两只杯口大小的乳房光滑坚挺，浅色的乳头微微探向一边，似乎比她还年轻十几岁。
这就是弗洛拉，两只深蓝色的眼睛紧挨着，嘴显得有些冷峻，在自己二十几岁时回忆着零星往事，有的细节丢失了，还有些细节顺序颠三倒四。那些鸡零狗碎的男女苟合，在落满灰尘的昏暗书架上，这就是她。有关她的一切注定都是扑朔迷离的，就连她的名字也不例外，似乎有个极为幸运的艺术家明显地效仿了她。对艺术、对爱、对梦与醒之间的差别，她都一无所知，但假如你质疑她，她会像一条蓝色扁头毒蛇一样扎向你。
我开始研究这条象征我自己的垂直线至今已有数月—不过并未每天或长时间地耗在这里头。很快，用我意念中的大拇指，我可以抹掉“I”的底部，就是对应我连着的双脚的部分。在自我删除这一全新的过程中，我将去除我的脚趾所获得的莫大快慰（我擦掉表示脚趾的白色残端时感觉比手淫还要爽）归因于一个事实，那就是自从孩提时穿的凉鞋被时髦漂亮、折射出痛苦与毒害的亮闪闪的鞋取代后，我的脚趾就一直受折磨。因此，切断我那小小的双脚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啊！
迄今为止，我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死去了约五十次，死亡的感觉一直延伸到肚脐眼。五十次死而复生的经历显示，当我及时从昏睡状态中挣脱出来时，身体器官都完好无损。昨天，我一开始研究我的躯体，删除的行为就立即引发了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狂喜。尽管我也注意到，伴随着这种狂喜的还有一种新的焦虑，甚至恐慌。
《爱达或爱欲》
在他俩的爱情故事中，祝福的话语以及抒情的灵感次降临到了这个粗野的少年身上，他低语着，呻吟着，用畅快温软的语言吻她的脸，用三种语言—世界上伟大的三种语言—呼唤着各种昵称，这将汇集成一本秘密爱称词典，并且要经过多次修订，直到得出一九六七年的终版。当他动静过大时，她便发出嘘声，并将嘘声吐入他的嘴里，此时她的四肢缠绕着他，仿佛她在我们所有的梦境里已经做爱多年了——然而急躁而年轻的激情经不起头几回盲目的推挤，在那幽兰的唇缘附近喷薄而出。一只蓝鸫发出警示性的鸣啭，晨光开始在冷峻的黎明中悄然潜回，萤火虫的信号灯围绕着水库，马车灯的点点微光变得如星辰一般明亮……我们这两个一丝不挂的孩子，抓着围毯和睡衣，轻轻拍一下表示分别，各自秉烛回到了一无所知的卧房。
吊床与甜蜜： 八十年后，他仍能怀着青涩的痛楚回忆起爱上爱达时初的欢喜。记忆在少年懵懂的吊床的半空中与想象相会了。如今在九十四岁高龄，他喜欢追溯那个爱意融融的夏天，并非视之为刚做的梦，而是一种对意识的再现，如此还能在午夜之后、在浅轻的睡眠与清晨粒药丸之间支撑自己。你接着说，亲爱的，就只一会儿。药丸、枕头、巨浪、亿万。就请从这里继续吧，爱达。
天也无情，也漆黑，她的躯体、头，尤其是该死的拼命吸水的长裤，都充溢着俄刻阿诺斯和诺克斯。一有冰冷暴虐的咸水拍击过来，她便泛出茴芹味的恶心，而脖颈和胳膊的麻木感觉不断地滋长。在她就要失去对自己的控制时，她想应该要告知这一系列正在消退的卢塞特—让她们在踏上复归的路上不断地传递—就是，死亡不过是孤寂的无限碎片的一个较为完满的形式而已。
她并没有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看见自己整个一生在眼前闪现；她喜爱的那个红色橡胶玩具娃娃虽肢体不全，但仍然躺在一条深不可测的溪水之岸的勿忘我丛里；不过当她在短暂的恐慌与浑厚的麻木感觉轮番交替下像一艘半吊子“托鲍克夫号”般游弋时，她的确看到了一些零碎物什。她看见一副崭新的灰鼠皮卧室拖鞋，那是布丽吉特忘了收的；她看见凡在答话之前擦着嘴，接着，当他们起身时，他未及回答便将餐巾扔在桌上；她还看见一个有一头乌黑长发的女孩顺道飞快地拐进来，朝着一只戴破花环的达克犬拍着手。
《荣耀》
一张窄小的婴儿床，两侧是用白绳编织起来的护网，床头有一幅小圣像，床上方的浅色墙壁上挂着一幅水彩画，画中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和一条消失在树林深处的蜿蜒小径。索菲娅经常为马丁朗读一些英语读物，其中有篇故事就讲到了一幅绘着林中小路的画，挂在一个小男孩的床头上方。在一个美好的夜晚，这位像他一样穿着衬衫式睡衣和其他衣物的小男孩从床上走进那幅画里，走上了那条消失在密林中的小路。有一个念头使马丁很不安：母亲可能会发现墙上那幅水彩画和书中插画的相似之处。据他估计，她会为此放心不下，会把画拿走，以防儿子也踏上那条夜间迷途。于是，每次他在临睡前都要在床上祈祷，一边快速地喃喃低语，一边努力跪在枕头上，向上帝祈求别让母亲发觉那条诱人的小径正好在他的头顶上方。后来，青年时代的马丁回首往事，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天夜里从床上跳进了画中，这段经历是不是他那充满幸福和痛苦的人生旅途的起点。他仿佛记得大地冰冷的寒意，森林幽绿的微光，蜿蜒曲折的小径，自己赤脚奔跑时从身边一闪而过的树干，以及那充满童话般无机遇的奇怪而黑暗的夜空。
每到夜里，他便久久无法入眠，想象着无数次的艳遇，想象着在黎明时分的城市中等待他的所有那些姑娘，偶尔他还会反复叫出某个女人的名字——伊莎贝拉，尼娜，玛加丽塔——一个依旧冰冷、无人认领的名字，就像一座女主人迟迟不来入住、充满回音的空房。他揣度着，这些名字中哪一个会突然获得生命，变得异常鲜活熟悉，他将永远不能像现在这样神秘地叫出它。
一颗星滑落了：像往常一样讨厌的是，坠落时它并不在他的视野中，而是在侧面，因此他的眼睛捕捉到的只是天空中一点转瞬即逝的无声变化。
马丁属于这样一种人，对他们来说，睡前读本好书是件值得期待一整天的事情，他们在白天处理日常事务时，一旦偶然想起，在床头柜上有一本书正完好无损地等着他，心里便会涌上一种无法解释的幸福感。
难道索尼娅也会像现在这样隔着丝袜搔挠小腿，视线越过他，停在他所不知道的事物上？他想，大概他来得不巧，也许她在等别的什么人，和他在一起觉得不痛快。但是他不能离去，正如他不能想出什么引人入胜的话来一样，而索尼娅用她的沉默似乎故意竭力要把他引向。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失去控制，道出一切—他的探险，他的爱情，还有那将探险、爱情和普希金的《秋之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深藏于心的神秘事物。
但是马丁早晨不能不洗澡（不管是在海里，在池塘里，在淋浴间，或是用这个浴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防卫行为：这样可以击退泥土的顽固攻击，它仿佛忍不住要抢先侵犯人，用一层隐伏的灰尘发起进攻。
她有时说，她的人生不过是一缕轻烟，从散发着琥珀香气的列日牌香烟上燃起。
《独抒己见》
您如何面对生活的磨难？
每天上午洗澡和早餐前刮脸，以便随时远走高飞。
您追求何种文学美德？如何追求？
寻求用词，使用每一本可能找到的词典，借助联想和节奏，
尽可能确切地表达想要表达的。
您日后可能要承担责任的文学罪过是什么？您如何为自己辩护？
在我的书中宽恕太多的政治蠢人和文学骗子。选择抨击的目标
时过于挑剔。
您在世界文学界有何种位置？
这儿的视野就很好。
“自我”的存在会给您带来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语言学问题： 这一事实源于模仿性演变的行为。“自我”一词在俄语里意为“他的”、“他”。
这些日子您心驰神往的地方是哪儿？
草坪。俄国北方一块有着英雄珍眼蝶的草坪，南加州一块有格林内尔蓝蝶的草坪。诸如此类。
您如何看待人从泥泞中往上爬？
真正了不起的表现。虽然遗憾的是，麻木的大脑仍沾着一些泥巴。
对死亡我们应抱什么态度？
“让我一个人待着，阴郁的死神说。”（空墓上刻着虚假的文字。）
您赞赏哪种力量？反对哪种力量？
为稳妥起见，我倾向于只接受一种力量： 艺术战胜垃圾的力量，神奇战胜野蛮的力量。
什么样的大问题您不感兴趣？您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越大我越不感兴趣。我关注的问题是色彩的微观层面。
对难以捉摸的真理，我们能够（应该）怎么办？
人能够（及应该）找一个训练有素的校对，确保印刷错误和疏漏不会损害采访的真理，报社想方设法安排一次采访，而作者尤其关注他的话语能准确无误地刊出。
是否有太多的人在写小说？
我每年都读很多新出版的小说。出于某种奇特的理由，作者和出版商不断送给我的小说，大多是那种伪流浪汉小说，人物千篇一律，而且脏话连篇。
在小说《爱达》中，我想，您对诗人奥登作了戏仿。您为什么如此轻视他？
在《爱达》中我没有对奥登先生进行戏仿。我对他的诗歌并不是很熟悉。然而，我知道他的一些译诗——严厉批评过他掉以轻心所犯的错误。罗伯特 ? 洛威尔自然是个更糟糕的诗人。
《爱达》中有大量的文字游戏、双关语、戏仿——在您的文学训练过程中，您承认受到来自詹姆斯 ? 乔伊斯的影响吗？您钦佩他吗？
我在读《尤利西斯》之前就开始文字游戏了。我喜欢那本书，但我更欣赏的是文体的清晰和准确。真正的双关语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而这是一部失败之作，乏味至极。
关于卡夫卡和果戈理的作品，您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您的早期创作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每个俄国作家对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都应心怀感激。而有些俄国作家，如普希金和果戈理，则通过法语翻译受到了拜伦和斯特恩的影响。我不懂德语，在30年代前不能读卡夫卡，《新法兰西评论》刊登了他的《变形记》，而那时，我的一些所谓“卡夫卡式”短篇小说已经发表。唉，我不是一个能为追溯影响提供有趣材料的人。
有人说，托尔斯泰说过，生活就是一堆“臭大粪”，人有义务慢慢把它吃掉。您同意吗？
我从没有听过这个说法。那个老家伙有时相当讨厌，不是吗？我自己的生活则是涂着乡村奶油和阿尔卑斯山蜂蜜的新鲜面包。
人所能做出的坏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起您对残酷的抨击。）
发臭、欺骗、酷刑。
那好的事情呢？
善良、自尊、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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