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观念在中国文学史，可谓源远流长。无论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班固的“抒下情而通讽谕”，或者骆宾王“贵抒情于咏歌”、杨万里“以尺纸之敬，抒中情之勤”、李梦阳“歌以咏言，言以阐义，因义抒情”，以至由李商隐到朱彝尊、洪亮吉的“述德抒情”诗，在在说明这个观念之“知”与“行”，并非罕觏。
至于正式宣告“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者，众所周知，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任教的陈世骧。不少人就据此说 ：这是北美汉学家的发明。然而，“抒情传统”作为一个诠释中国文学的切入点，实渊源有自 ：早自王国维1906年发表的《文学小言》已有“抒情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之分，而前者为“东方古文学之国”之所擅。以下如胡适、郑振铎、朱光潜、郭绍虞、傅东华等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者，都有类似的思考。我们再细考“抒情传统论”以前的陈世骧，会发现其说本就是承接晚清到民国的文学思潮而来。陈世骧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卞之琳的同学好友，曾经是朱光潜在慈慧殿3号主持的“读诗会”中一位年轻参与者，《大公报 · 文艺版》《新诗》等文学报刊的发表人。1948年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写成《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寄给胡适校长，为母校五十周年纪念志庆。1971年去世前不久，陈世骧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一文，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
作为“抒情论”重心人物的陈世骧，其学术因缘尚有许多可说之 处。他与北京大学老师艾克敦（Harold Acton）合作完成中国现代诗的 第一本英译选集（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6）。当中入选数量最多的诗人是陈世骧的学友，也是朱光潜“读诗会”的常客——林庚。林 庚是朱自清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闻一多的教学助理、王瑶的同窗。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实在与陈世骧声气相通 ；他认定中国就是“诗的国度”。1947年林庚出版了诗意洋溢的《中国文学史》，1985 年接受访谈时，也总括中国文学史为“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 统”。林庚的诗学穿梭古今，在他活跃的时世可谓别具一格，只可惜未有适切的社会气候让他的诗学思想尽量发挥。陈、林各自的学术与 人生命途，很值得细味。
陈世骧于1941年得到机会出国赴美，1945年开始在伯克利谋得 教职，从此任教至1971年逝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偶尔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客串讲课 ；课堂内其中一位听众，是该校的汉语讲师高友工。这位尚在赶写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年轻老师，在留学美国之前，曾先后就读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受到废名、台静农、戴君仁、郑骞、方东美等的文学熏陶。博士毕业后，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学思历程，结晶成论述精密、体貌庄严的“中国抒情美典论”。随着文章中译的流布，以及几次在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客座与系列演讲，高友工大半生发展成形的“美典说”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四十年撼动了不同地区许许多多的华人文学思想。
1964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ek）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陈世骧以东亚系文学教授的身份主持了他的三场演讲，分别是 ：《鲁迅的艺术方法》《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运动》， 以及《中世纪传奇故事的抒情精神与写实主义》；从题目可见出他的布拉格结构主义与左翼文学思想的一体混沌。普实克和夏志清的一场笔战（1962—1963）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欧美学界的历史事件。前者的学术影响原在欧陆 ；其后他在哈佛大学客座时的学生李欧梵把他散落在不同学刊的论文编成《抒情的与史诗的》（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80）一书，影响就更为深远。尤其他以“抒情精神”串联起中国新旧文学，从此“抒情传统论”就不限于古典诗学的研究 ；从李欧梵、王德威、黄锦树，到梁秉钧、陈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都见到“抒情精神”的发扬。
文学的意义本来就存乎文字语言在传与受之间的不息生发 ；中国文化思想每每究义于心与物、人与我的互动。“情，动乎遇者也”；当个我与外界相触动所产生之经验，经历反复内省，而赋予某种生活或者生命价值时，其感受以一定形式之媒介（例如文字、音声、色彩、线条、姿势）呈现，那就是“抒情”。“情”，其关涉不仅限于个人私有领域，人事伦理、社会秩序，无不缘情而形构成各种状态，而各种世态亦转化为人情而为个人所感所思，这就是“道始于情”的真义。创作或者诠释文学而用心于“抒情”，并不是说眼里只有风云月露，反而是现实世界与浩瀚心灵的深层对话。正如国难当前的徐迟，于流离飘荡之际，思考“抒情”与时世的关系，就引起战时文坛的激烈反响（《抒情的放逐》，1939）。“情动乎遇”的更鲜明例证，可以举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未来派诗人鸥外鸥。他的感官诗学，将桂林的夺目山形镕融铸成现代文明的善恶之省思（《被开垦的处女地》，1942）。鼎革废兴，家国情迷。吴兴华与宋淇遥递高山流水之音、司马长风寓怀于无何有之乡、刘以鬯寄存诗心于天涯 ；离散南来还有如马朗、如华盖（蔡广），他们又在历史的催促之下，与本地养成的文艺青年李英豪、鲸鲸（叶辉）、也斯（梁秉钧）、陈灭（陈智德）等，先后汇聚于天际一座浮城之上。他们或则在现代主义灯火下映照出孤愤身影，或者跨境越界、求索四方，却不脱焦虑彷徨 ；诸般哀乐忧喜，为浮城抛下人情盛满的文字重锚。由是一个物理“空间”转化为可亲可恨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升降浮沉、幽明异路，或者值得笔之于史，叶叶关情的文学史。
以上粗疏的几笔勾勒，算是本书内容的素描 ；书稿各篇，是个人多年来对文学与人情、地方、世变的一些思考记录。在这漫漫而修远的路途上，难免有不少进退颠簸 ；集稿的时候，又遇上人生旅程一大转角。无论是回想往昔、体味当下，还是想象未来，我心存感恩之情。旅途上我得到许多朋友的扶助与提点，或则打气加油，或则匡谬諟正；临纸未及言尽，谨铭刻内中。本书之结集成编，有赖李浴洋博士热心推动与襄助，编辑刘盟赟先生更提供了非常专业而有效率的 支援，志此以表谢忱。
2020年8月16日于相思湖畔
导论
“抒情”的传统
——一个文学观念的流转
一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中国文学究竟有何特质？”
“经历数千年发展的中国文学，是否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传统？”
打从“中国文学”成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以后，类似的问题就不断被提出。当然，中国的诗词歌赋或者骈体散行诸种篇什，以至志怪演义、杂剧传奇等作品，本就纷陈于历史轨道之上 ；集部之学，亦古已有之。然而，以诗歌、小说、戏剧等崭新的门类重新组合排序，以“文学”作为新组合的统称，可说是现代的概念。亦只有在这个“现代”的视野下，与“西方”并置相对的此一“中国”之意义才能生成。于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就在“西方文学传统”的映照下得到体认，或者说得以“建构”。197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方语文学系教授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的比较文学小组致开幕词时，宣称 ：
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s a whole is a lyrical tradition.）
其立说的语境，显而易见 ；解说的方向，也呼应了现代学术思考的需要。这篇原题“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论中国抒情传统》）的英文发言被译成中文后，广为流播 ；“中国抒情传统”之说，不胫而走。加上长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高友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抒情美典”的论文——其总合性的论述见于2002年的长篇论文《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 ，对台湾和香港以至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造成深远影响。数十年来，有不少著述认同“抒情传统”之说，甚至以之为不辩自明的论述前提。事实上，这个论述系统也显示出强大的诠释能力，于中国文学史或比较文学研究，贡献良多。及至晚近，此说之潜力续有发挥，应用范围更由古典文学延伸至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然而，学界也开始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此说只照应诗歌体类及其精神，未能周到解释中国文学其他重要面向 ；也有认为“抒情”一语本自西洋，“抒情传统”之说仅为海外汉学家的权宜，不足为中国本土文学研究的基石。对于绵延数十载而深具影响的一个论说传统，作出反思检讨，自是应有之义。我们尝试汇集相关的主要文献，释名章义，原其始表其末，以了解这个论述系统的变化轨迹及其文化意义，并思考其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或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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