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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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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稿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交流视野中的琼学研究”的结项成果（课题编号：14BZX035）。全书共分八章，通过阐述汉晋、唐代、宋代、明代等不同时期海南与中原文化交流情况，探究“琼学”发展演进的过程，论证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及包容性。“琼学”是指在海南历史发展中诞生并对海南地区产生广泛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作为学术观念形态的琼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南的本土化和具体表现形式，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积淀和发展，并对当前的海南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是海南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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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守红，哲学博士，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海南省领军人才，南海名家，海南省琼学研究会会长，三亚学院琼学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研究、普及海南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海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出版《琼学源流》等专著五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社会主义》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刘霞，哲学硕士，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海南省琼学研究会理事，海南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持及参与完成省部级以上项目三项，出版学术著作一部，公开发表学术文章十余篇。
许永华，哲学硕士，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海南省琼学研究会秘书长，全国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会理事。参与编写教材一部、出版学术专著三部，主持及参与完成省部级以上项目七项，公开发表学术文章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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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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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 言 1
绪?论 1
第一章?汉晋时期海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20
第一节?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对海南的开发 21
第二节?汉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在海南的传播 36
第三节?冼夫人及其后代对海南的开发 43
第二章?唐代海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53
第一节?贬谪制度概述 53
第二节?海南贬谪历史发展概况 57
第三节?唐代至琼贬官述略 61
第四节?唐代贬谪文化与海南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04
第三章?宋代海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118
第一节?宋代中原与海南的文化交流概述 118
第二节?宋代贬官苏轼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贡献 135
第三节?宋代贬官胡铨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贡献 139
第四节?宋代贬官李光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贡献 148
第四章?明代海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160
第一节?明代中央政权对海南的重视 162
第二节?明代海南文化教育发展状况 178
第五章?明代琼学的形成与影响 210
第一节?明代海南名贤辈出 211
第二节?明代“紫贝名贤”邢宥 217
第三节?明代“理学名臣”丘濬 232
第四节?明代“岭海巨儒”钟芳 277
第五节?明代“南海青天”海瑞 296
第六节?明代“三朝硕士”王弘诲 304
后 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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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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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交往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社会行为，是个人以及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文化交流，究其本质而言，属于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文化在与中原文化长期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而形成具有丰富学术内涵与地域特征的琼学，成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小花。
简单地说，琼学就是关于从古到今海南社会、经济、文化的知识、学问、研究或学科。以地域命名的琼学，其研究对象当然是有关海南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因此，从广义上说，琼学是关于海南文化的学术总称，它不是海南某些学派之“学”，也不仅仅是海南学者之“学”，而是能够充分体现海南特色的传统人文精神，因其特色，故能成学。
一
中原文化与海南本土文化的交流始于秦代。自秦代至汉晋南北朝，中原文化都是陆陆续续进入海南。
先秦时期，人们对海南的了解只限于“雕题”“离耳”“贯匈奴”等一些词语。因此，先秦时期的中原文化与海南黎族原始文化并没有直接的交集。到秦王朝统一六国以后，随着象郡的建立和各种制度的推行，罪徙和戍防的汉人，特别是汉族商人开始进入海南，中原文化与海南本土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互碰撞和交流。这也是中原文化在海南传播的初始阶段。
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朝大军在伏波将军路博德等人率领下，平定南越，掀开了中央王朝对海南直辖统治的第一页。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朝大军自合浦、徐闻南部渡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南岛。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二郡，下辖16县。
西汉元丰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设置珠崖、儋耳二郡后，中央政权与海南的联系开始明显加强。至西汉末年，流徙而至的中原人与当地居民相互杂居，他们为海南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据《三国志》描述“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1]中原文化开始在语言、文字、礼仪、衣行及生活的其他方面影响海南黎族先民。随后，东汉“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2]在中央政权的推动下，中原文化中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衣着服饰以及文化习俗，开始在海南当地的农业耕作、文化教育、民风民俗等领域传播。
建武五年（29年）十二月，“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3]海南的风貌、物产也随之传到中原。随后，汉族官僚一般都会劝喻黎族先民接受中原文化，海南原本刀耕火种的农耕技术也随之发生改变。直至三国时期，海南黎族文化已在婚丧嫁娶等习俗和礼仪方面有所改变，只不过成效仍不显著。
建武十八年（42年），光武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征交阯平定叛乱。马援南征交阯促进了包括海南在内的大交阯地区与中原的各种交流。马援南征胜利后，还留下了一批将士在南疆戍边，自称“马留人”，即“马援南征时留下来的人”，这批“马留人”定居于南疆，促进了民族交流，也形成和传播了马援南征的军旅文化。此外，马援南征时主动教民田耕、奉行汉律等则是直接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和法律文化传播至大交阯地区（包括海南）。
自汉武帝建郡以来，海南多由交阯部或交州统辖。历任交阯刺史或交州牧都是由中原派遣而来的官员，汉晋以来正史可考的交阯刺史或交州牧有石戴、罗宏、邓让、张乔、樊演、夏方、朱俊、贾琮、葛祗、周敞、朱符、张津、吕岱、戴良等三四十人。这些地方政要所采用的中原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其下辖的海南地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当时的海南地区来说，中原文化最为直接的影响方式，莫过于汉族群众的到来。在汉晋时期，尤以汉朝官吏的登岛管辖影响为最。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郡后，二郡下辖的16县权力多为当地的雒人首领掌控，汉朝对海南地区的权力掌控主要通过任命郡太守来实现。这些郡太守都是自中原远道而来的人，其对海南的人文化成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汉晋时期儋耳、珠崖郡建置几经更迁，为数不多有史可考的几任郡太守有孙幸、孙豹、僮尹、聂友、陆凯。
孙幸和孙豹是父子俩。汉武帝时期，会稽（今浙江境内）人孙幸任珠崖太守，在珠崖任职期间，为献上求媚大肆搜刮黎族民众的广幅布，珠崖民众不堪其扰，最终叛乱攻破珠崖郡城，杀死太守孙幸。孙幸的儿子孙豹为报仇率领汉人收归郡城。几年后，珠崖郡基本安定。孙豹则派遣使者将汉武帝赐予其父亲孙幸的太守印绶归还汉朝，并陈述珠崖郡叛乱前后的详细情况。汉武帝得知后下诏任命孙豹继任珠崖太守。[4]
僮尹是东汉时期丹阳（今安徽宣城）人，因能孝顺亲长、廉能正直被推举入郎署为郎官，在京中候补职缺。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僮尹在张奋的引荐下，得以在便殿对答汉明帝。汉明帝发现僮尹很有才华，便任命他为儋耳太守。僮尹对海南最大的影响在于他戒敕官员不要贪吝残暴，要处理好与当地人的关系外，还劝导当地的黎族百姓改变纹面的习俗。这是以中原的文化习俗改变黎族民俗的最鲜明的记载。此后，海南“雕题之俗自是日变”。而汉章帝建初年间，僮尹因“能匡俗信民”被厚加赏赐，迁为武陵太守。这是中央政权对僮尹传播中原文化的肯定。[5]
汉献帝建安年间，著有《释名》和《孟子注》的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曾经为躲避战乱来到交州，在交州（海南岛属其管辖）地区教学授徒，传播儒家文化。虽然刘熙没到过海南岛，但他的学生薛琮却曾踏足珠崖。关于薛琮与海南的关联主要见于《三国志·薛琮传》的一段记载“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髲。”[6]可见薛琮不仅到过珠崖，而且对珠崖地区的民风民俗，珠崖郡政治统治存在的问题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因此，薛琮在任合浦郡守管辖珠崖期间，自会对珠崖地区政治、文化改善产生一定的影响。
聂友、陆凯均为三国时期吴国人。赤乌五年（242年）七月，孙权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领兵三万讨伐珠崖、儋耳。他们不仅实实在在地踏上了海南这片土地，而且还分别作为珠崖和儋耳太守治理海南，在海南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二人不仅武功赫赫，文采也是斐然。能被象数易学大家虞翻相中并举荐，说明聂友必定才气非凡。而陆凯也是手不释书，精通《太玄经》，著有《太玄经注》多卷，此外还有多篇谏文被文献学家严可均收录于《全三国文》中，多成为传世名篇。这样两个文采斐然、酷爱典书的太守在治理海南期间，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传播中原文化。
汉晋南北朝时期，路博德、马援两位伏波将军对早期海南的开发，任延、锡光等交阯刺史和其他各郡郡守对海南的影响，孙幸、孙豹、僮尹、聂友、陆凯等儋耳、珠崖郡守对海南地区政治文化的引导，加强了中原与海南的联系和交流。而虞翻、刘熙这样的大经学家、思想家南迁交阯、教学授徒更是直接促进了整个交阯地区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张禄、薛琮等人踏足珠崖，名姓不考的兵士、商人自中原远道来琼以及众多中原流民杂居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民族交流，改变了海南地区的民风民俗，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
在整个零星阶段，文化交流的高峰出现在冼夫人治理岭南时期。冼夫人虽侍三朝，但一心为国，致力于民族团结，她与丈夫冯宝一起奏请隋文帝批准在儋耳旧址上设置崖州，结束了汉元帝罢郡六百多年来海南不直接归属中央的历史。自此以后，海南地区的郡县设置不论如何变更，都基本保持着中央政权对它的直接管辖。冼夫人及其后人（如受过中原儒释道文化熏陶的冯智戴等）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中原的思想文化和习俗在海南传播，促进了中原与海南地区的交流。
二
唐宋是传统中原文化较为发达的时期之一。在完备的行政建置、大量的中原迁徙民众以及各种民族交流政策的影响下，中原文脉于唐宋时期进一步在海南延伸开。
整个唐宋时期，都是中原文化自发进入海南的重要时期。“自发”一词，主要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为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唐宋时期，统治者并未实施有意识地将中原文化大举进入海南的措施，而是通过贬谪戴罪之臣到海南，使得中原文化随之进入海南并在此开花结果。
贬谪，作为对罪臣的惩罚手段，自古就有。战国时期的屈原、西汉时期的贾谊，就被流放到远离当时文化中心的湖南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湖南地区却以“屈贾伤心地”而感到自豪，并将二人视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唐代，罪臣们被流放到距离文化中心更远的海南，这些被贬谪的官宦往往具有较强文化背景和较高文化品格，他们失去了在庙堂的话语权后，就把传承文化当作自己的人生抱负与精神依托，在偏远的海岛上传道授业解惑，客观上促进了海南文化的发展。海南本土居民对于中原文化心存向往，他们努力学习被贬谪者所带来的先进中原文化并且取得成效。
唐代，海南是朝廷高官贬谪流放之地之一。这些贬谪至琼的官宦往往曾是朝中肱骨重臣，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投荒承贬、举家移居海南后，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多数仍秉承儒家的道义名节，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从而成为海南中原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他们赋诗撰文章、走访山水亭阁，为海南留下大量的文化著作和文化史迹他们聚徒讲学，教育民众，在海南广泛传播了中原文化他们助民耕建，为海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生产技术。与此同时，部分贬官在量移、赦还后，还会将海南本土的特产、风情和文化传播至中原。例如，吉安县丞王义方，被贬琼后开班讲学，传授礼乐崖州司户参军韦执谊创办里学、兴修水利、教百姓牧羊，促进海南文化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李德裕赋诗著书，为海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吴贤秀耕读办学、兴建庙祠，积极促进儒家文化的传播辜玑修渠凿井灌溉田地，协助百姓抗旱等等。正是在他们积极努力下，海南本土居民才能接受并学习中原文化。
两宋时期，海南地方官学的正式建立，中原民众的大量涌入以及众多被贬官员来到海南，使得海南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南宋著名宰相李光曾写文章记载“（海南）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风渐盛。”[7]
北宋中后期，朝廷进行了三次兴学运动，前后历经七八十年，三次兴学运动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对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兴学运动后，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定型，并且在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观念诸方面，为之后的封建王朝提供了范本。海南也正是在三次兴学运动中建立了正式的官学制度，据《宣统琼山县志》卷四记载“宋庆历四年，始建于郡城东南隅，诏立殿堂、御书阁，郡守宋守之建尊儒亭，躬自讲授，置学田。”海南就在这一年创办了琼州学，这是海南最早的官办学府。除了琼州学，海南还设立了儋州学、崖州学和文昌县学、临高县学。而琼山、澄迈、文昌、万州、陵水、崖州、感恩等州县学，也在宋代兴建。自北宋开始，海南有人考取进士等功名，培养出了本土的文化人，并为海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两宋时期是汉人移居海南岛的重要时期。据记载，南宋时期海南的汉人有十万人。[8]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各式人等，因不同的原因迁移到海南岛。在汉族与黎族各自的传统文化的磨合的过程中，海南岛原有的文化生态逐渐在转化，两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衍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苏轼所谓“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然矣。”[9]
据统计，被流贬到海南的官员在宋朝高达八十人以上，[10]这些贬谪到海南的官员多是饱学之士，具有很强的文化造诣和影响。他们到海南后，或著书立说，或传道授业，客观上促进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
宋代第一位被贬海南的官员是宋太宗时的宰相卢多逊。卢多逊对海南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对水南村的深情吟咏与赞颂，他创作的《水南村为黎伯淳题》七律二首传诵至今，对水南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之功。卢多逊不仅和当地人友好往来，还以传播中原文化为己任，积极兴教助学，他的子孙后代也大多是饱读诗书之人。后来，朝廷录用他的儿子卢雍为公安主簿。他的另一个出生于水南村的儿子卢察在景德二年（1005年）考中进士，并为州簿尉。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家人将卢多逊归葬于襄阳。但是由于路途遥远，卢家有部分家属仍散居于崖州，卢多逊因此被称为崖州乃至海南卢氏入琼始祖。
北宋贬谪到崖州的还有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丁谓为海南沉香创作的《天香传》，从儒家之礼、道家经典、释家典籍等方面谈论用香历史，产沉香之地区，香材之优劣，是中国古代对沉香品质进行评价与鉴定的第一部文献，肯定了海南岛所产沉香的地位。除了为沉香立传，丁谓还积极致力于移风易俗，讲学明道，并创作出大量诗文。宋代历史学家朱弁说“公谪崖州，日赋一诗，皆一字题，每成集即寄归洛阳家中”“居崖未尝废笔砚也”“在贬所，专事浮屠因果之说，其所著诗并文亦数万言。”[11]欧阳修曾说丁谓“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吟咏尤多”[12]，“公自迁谪，日赋一诗，号《知命集》”[13]。丁谓现存诗也以谪居海南之作为压卷，这些诗文不仅丰富了海南优秀的贬谪文化，而且对后人了解海南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被贬到海南的北宋官员，大文学家苏轼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作为饱读诗书的一代文豪，苏轼来到海南，给文化相对落后的海南人民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可能。虽然苏轼是戴罪之身，但淳朴的海南人不但热忱地接待了他，还虚心向苏轼父子请教。而苏轼父子也竭尽所能在海南传播文化，他在这里办学堂，传授知识，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自我国实行科举考试至苏轼来琼的漫长历史时期，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苏轼北归不久，其学生符确就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在这里积极传授知识文化淳朴善良的海南人们也从来没有忘记他，至今在东坡书院尚贴有这样一对楹联“灵秀毓峨眉，纵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李纲从被贬海南到接旨被赦，其实只有三天，而他在海南待的时间也不过十多天，因此只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宋史》李纲本传中都没有提及，但是他因坚持抗金而被流贬海南的这种爱国情怀，在海南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此外，还有他的一些诗文，描写了海南当时的情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他的《南渡次琼管并序》是一首非常优秀的记游诗，“南渡次琼管，江山风物，与海外不殊。民居皆在槟榔木间，黎人出市交易，蛮衣椎髻，语音兜离，不可晓也”。这段文字写出了海南独特的风土人情李纲在赴海南贬所以及北还路途中，不仅追和苏轼的诗作，还追怀先前贬官如李德裕、丁谓等人，使海南贬官文学的创作题材更为丰富多彩。
在南宋贬琼四大名臣（李纲、赵影、李光、胡铨）中，赵鼎的宦海生涯颇为曲折，际遇也极为悲壮。赵鼎受命与金和谈中，在岁币、划界以及礼节等诸多问题上与金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使急于求和成功的宋高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再加上秦桧大力排挤，赵鼎最终被流放三亚水南村。赵鼎以死明志，他给自己书写了墓志铭“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不久，赵鼎绝食而死，天下为之悲痛。赵鼎卓越的政治才干、忠贞的爱国情怀以及悲壮的人生际遇一直感召着海南百姓，不仅为他设置衣冠冢，每逢清明时节，当地百姓纷纷到墓地缅怀“赵鼎公”。同为南宋四大名臣的胡铨曾动情地写下一首《哭赵公鼎》诗来缅怀这个让自己非常佩服的前辈“以身去国故求死，抗疏犯颜公独难。阁下特书三姓世，海南惟见两翁还。一丘孤冢留琼岛，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明朝临高才子王佐也有诗《赵忠简公鼎》“身骑箕尾壮山河，气壮中原胜概多。立赞建康开左纛，坐挥羯虏倒前戈。孤忠惟有皇天在，万口莫如国是何？直待崖州沧海涸，英雄遗恨始消磨。”这些诗作都对赵鼎卓越的政治才干、忠贞的爱国情怀以及悲壮的人生结局进行了咏叹。
宋代贬谪海南的文人中，谪居时间最长的是李光。李光在海南招徒办学，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在谪居琼州时，他在其《庄简集》中，经常提到该地“书馆”“书会所”“会友堂”之类的教学场所，他还曾给当时谪居吉阳军的胡铨的书信中说“近黄舜杨秀才已到书馆，相近得此一士，少慰孤寂。……吉阳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时士类之幸也。”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琼州私学不少，甚至李光也去私学课考诸生作诗赋。从《昌化肉不常得并序》的序文中说“则招一二友生同饭”，我们可以看出，李光在儋州时有招徒讲学，或者说当时有不少人拜李光为师，并且他与朋友和学生的关系很亲密。如1148年冬，他曾到“吴由道书会所，课诸生作梅花诗”。[14]年过80的李光仍积极为海南士子传授知识，为海南的教育作贡献，海南人民为纪念这位忠贤，立“五公祠”于府城祀之。而《宋史》记载李光谪居海南期间，“论文考史，怡然自得，年逾八十，笔力雄健”[15]。他的论文考古和诗歌写作成为他在海南传播中原文化的又一种方式。据统计，李光今存诗词总数为486首，海南所作238首，海南作品占其全部作品的49％。特别是《琼州双泉记》《昌化军学记》《儋耳庙碑》等文章，详细记载了海南当时的教育、民风民俗等，他的这些文学作品是研究海南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与李光前后被贬谪到海南的还有胡铨，也是在海南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在朝为官期间，胡铨坚决反对与金议和，因此触怒秦桧，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一月被贬海南吉阳。胡铨在吉阳居住了八年有余，是继李光之后贬谪官员中在海南生活时间最长的人。他在被贬期间，除了跟前人一样赋诗作文，移风易俗，还积极推广农业技术，改善当地落后的农业方式。胡铨最重视的还是当地的文化教育，为了改变当地儒学教育落后的状况，他不仅四处筹措资金，兴办书院，编印经传，招收贫困子弟入学并减免学费，还亲自授课讲学，传授《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琼山县志》中记载“（胡铨）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闻之，遣子入学。”[16]胡铨与李光还共同参与了昌化军学的重修及纪念活动，李光作一记，胡铨题字。当地受到胡铨教育的人士，都成为正直之人，所谓“吉阳士多执经受业者，凡经坯冶，皆为良士”。[17]李光曾在信中表扬胡铨“吉阳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时士类之幸也”。[18]
按照传播学理论来讲，传播者和接受者，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同样，对于海南文化与中原文化而言，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虽然相对于中原文化，海南文化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但它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最明显的就是对贬谪文人的影响。人们通过阅读贬谪文人在海南的作品，开始对海南有了一些了解。苏轼去世后，他在海南的作品，得到人们的追捧，史书中记载“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此外，这些贬谪文人的交友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着海南文化。例如，苏轼被贬谪海南时，就有吴复古、郑清叟、葛延之、李彦威等许多人前往探视。这种经历，使他们能够接触到海南的自然人文风情，返回之后的讲述，是另一种方式的传播。
三
中原文化进入海南的第三个阶段是明朝时期的自觉阶段。“自觉”当指主体有所认识而主动为之。之所以将它称为“自觉”阶段，是基于以下史实
其一，统治者改变了对海南的传统看法，并彻底否定了以往朝代将海南作为罪臣流放地的做法。《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吏部官员对太祖建议，将罪臣们流放到儋耳、崖州等地，可是太祖明确反对“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不仅如此，明太祖还不断称赞海南，在《洪武二年十一月宣谕海南》中说“海南、海北之地，自汉以来列为郡县，习礼仪之教，有华夏之风。”又在《劳海南卫指挥》中说“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数千里。”“南溟奇甸”因而得名。众所周知，一个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除了其先天的自然地理条件外，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持。明朝执政者能够如此高度评价海南，不谓“自觉”而何？当然，令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他这鼓舞戍边兵将士气的夸赞措辞却在实际中得以应验。对于朱元璋的“神谕”，丘濬曾夸赞为“圣人之心与天通，物之美恶，必豫有以知其后之所必然于千百载之前”[19]。尽管朱元璋并非如丘濬所说的能预测未来的圣人，但他对海南“南溟奇甸”的夸赞之词，却成了对明代海南文化的最佳诠释。
其二，在行政上提高海南的地位，加强对海南的管理。明洪武二年（1369年，海南从少数民族众多、经济水平较低的广西行省，改隶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较好的广东行省。此后明朝政府不断加强对海南的治理，设置各种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推行各种有利于海南文化发展的举措，大大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海南的发展。
[1]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25页。
[2]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25页。
[3]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纪三十三·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308页。
[4]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5页。
[5] 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琼州府》，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12页。
[6]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25页。
[7] 陈有济：《李光居琼集·儋耳庙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第172页。
[8] 陈铭枢：《海南岛志·人民·户口·海南历代丁口比较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9] 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卷十七·伏波将军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06页。
[10] 曾庆江，周泉根，陈圣燕：《海南历代贬官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11] 脱脱：《宋史·列传第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834页。
[12]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
[13]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丁晋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14] 陈有济：《李光居琼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第119页
[15] 脱脱：《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58页。
[16] 张嶲等编著，郭沫若点校：《崖州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
[17]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18] 陈有济：《李光居琼集·与胡邦衡书（十）》，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第145页。
[19] 丘濬著，周伟民、王瑞明校：《丘濬集·南溟奇甸赋（序）》，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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