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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改革开放以来，曾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形成笼罩性影响、堪称“精神导师”的人物，非李泽厚先生莫属。从“主体性哲学”到“情本体”，从“积淀学说”“西体中用”，到“告别革命”“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不仅是80年代“新启蒙”时期的大思想者，“文化热”“美学热”的灵魂人物；他晚年的各种思考和言说依然宏阔睿智，富有活力，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不可缺少的篇章。
三联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陆续出版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如《走我自己的路》（198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988）、《美学四讲》（1989）。2003年，在李泽厚先生的提议下，三联书店将其《历史本体论》和《己卯五说》合刊为一册出版，他曾拟总名为“跨世纪书”。此后，又陆续推出《论语今读》（2004）和《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5），前者累计销量十余万册。2008年，三联推出“李泽厚集”十种，包括《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历史本体沦?己卯五说(增订本)》《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杂著集》，第一次较为集中、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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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书对中国整个传统作某种鸟瞰式的追索、探寻和阐释，提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的天地境界”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观念，并以此贯穿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
着重论证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本书反对那准宗教式的伦理主义，揭示儒、道、墨等思想中的农业小生产的东西，并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作为本书前导。从后一方面说，比较起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等古文明来，中国文明毕竟又长久地生存延续下来，并形成了世罕其匹、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历史传统所积累成的文化形式又仍然含有值得珍视的心理积淀和相对独立性质；并且百年来以及今日许多仁人志士的奋斗精神与这文化传统也并非毫无干系。所以本书又仍然较高估计了作为理性凝聚和积淀的伦理、审美遗产。这实际也涉及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历史本就在这种悲剧性矛盾中行进。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啊！”
——李泽厚，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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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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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1930—2021），著名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伦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原创性思想系统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1930年6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2年客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席讲座教授等。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入选世界权威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主要论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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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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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孔子再评价
一 “礼”的特征
二 “仁”的结构
三 弱点和长处
四 附论孟子
墨家初探本
一 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典型
二 墨家思想并未消失
孙老韩合说
一 兵家辩证法特色
二 《老子》三层
三 所谓“益人神智”
荀易庸记要
一 人的族类特征
二 儒家世界观的建立
三 天、道、人
秦汉思想简议
一 道、法、阴阳、儒家的合流
二 天人宇宙论图式
三 阴阳五行的系统论
四 五行图式的历史影响
庄玄禅宗漫述
一 庄子的哲学是美学
二 人格本体论
三 瞬刻永恒的最高境界
宋明理学片论
一 由宇宙论到伦理学
二 理性本体的建立及其矛盾
三 “心”的超越与感性
四 遗产的两重性
五 《片论》补
经世观念随笔
一 “内圣”与“外王”
二 “治人”与“治法”
三 经学与史学
试谈中国的智慧
一 时代课题
二 血缘根基
三 实用理性
四 乐感文化
五 天人合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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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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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有些不好的习惯。例如，最近几年写文章时总有点心不在焉。有时由于想着“下一个节目”而不能集中全力。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集子时，心里想的是《美的历程》，写《历程》时，心里想的是这本书：写这本书时又想着别的……于是每本书便都是急于脱手，匆匆写完、编就、交出、了事。书出版后，自己又总是颇不满意：论证不充分，材料有错漏，文字未修饰，甚至有文法不通的句子。但又无可如何，不想再弄。就这样使自己陷在写书——意——再写——再不满意的可笑境地中。
与此相关联的近年写作的另一习惯，是尽写些提纲性的东西。从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文章，到《美的历程》，到这本书，都是极为粗略的宏观框架。特别是后两书，上下数千年，十万字就打发掉。而且，既无考证，又非专题：既无孤本秘度，僻书僻典，又非旁征博引，材料丰多。我想，这很可能要使某种专家不招头便叹气的。不过这一点，我倒是自甘如此，有意为之。我记得每次走进图书馆的书库时，几乎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望洋兴叹，僧然若失。再博览，书总是读不尽的，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书，我何必再来添-本？活着就是为了皓首穷经来写书么?我应该写什么样的书呢？……
种非常幼稚的感受和问题，对我却似乎是种严重的挑战。“百无一用是书生”，自误人文史领域之后，我是深感自己无用才来写书的。但是，中国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写，有那么多的重要问题和典籍需要研究，有那么多的荒地急待开垦，我到底搞什么写什么呢？我时常惶感着。五十年代，曾想穷二十年之力研究和写一本《从嘉靖到乾隆》的明清意识形态史；我也曾想结合上古史研究《三礼》；我也想编阮籍的年谱并搞些考证；我当然更想再深入索一下中国近代的戊戌辛亥时期；或一生守着康德；此外，美学方面还有好些很有意思的题目。就拿这本书来说，这本书讲了许多儒家，其实我的兴趣也许更在老庄玄禅；这本书都是提纲，其实我更想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如宋明理学的发展行程作些细致的分析。我常常想，只要在上述题目中选定一个，在我原有基础上，搞它十年八载，大概是可以搞出一两本“真正”的专著来的。如今垂垂老矣，却始终没能那样做。
有一次与两位年轻记者谈话时，我偶然说到，自己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这被记者们发表了，其实，人各有志，不必一样。我非常爱读那些功力深厚具有长久价值的专题著作，我也羡慕别人考证出几条材料，成为“绝对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远为人引用……据说这才是所谓“真学问”。大概这样便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但我却很难产生这种“不朽”打算，那个书库张着大口的嘲讽似乎总在我眼前荡漾着。这倒使我终于自暴自弃也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写这种大而无当的、我称之为“野狐禅”的空疏之作。我在另处介绍过，“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书林》，1984年第2期)。我只希望我这种尽管粗疏却打算“见林”的书，能对具有创造情怀的年轻一代有所启发或助益。在学术文化和非学术文化领域内，我仍坚持五年前说过的，“希望属于下一代”(拙文《读书与写文章》，《书林》1981年第2期)；他们将破旧立新，大展宏图，全面创造。我若能“为王先驱”，替他们效力服务，即于愿足矣，又何必他求？特别是当我的这种写作得到了许多青年同志和一些中老年学者的热情支持、鼓励和关怀后，我似乎更加快乐了。
这本书所想讲的便与我所接触的年轻大学生中的两种不同意见有关。一种意见要求彻底打碎传统，全盘输人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另一种希望在打碎中有所保存和继承。前者认为后者在客观上将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后者认为还应该看到后现代化，要注意高度现代化了的欧美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困扰。我没有参与这一争论。我仍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的信徒，深信当前中国的社会前进首先还是需要基础的变动，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改变相应的各种经济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要努力配合这一变化。同时也应该高瞻远瞩，为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探索某些东西。从前一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确是太老大了，肩背上到处都是沉重的历史尘垢，以致步履艰难，进步和改革极为不易，“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记得是鲁迅讲的)。在思想观念上，我们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五四时代还落后，消除农民革命带来的后遗症候的确还需要冲决网罗式的勇敢和自觉。所以本书反对那准宗教式的伦理主义，揭示儒、道、墨等思想中的农业小生产的东西，并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作为本书前导。从后一方面说，比较起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等古文明来，中国文明毕竟又长久地生存延续下来，并形成了世罕其匹、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历史传统所积累成的文化形式又仍然含有值得珍贵的心理积淀和相对独立性质：并且百年来以及今日许多仁人志士的奋斗精神与这文化传统也并非毫无干系。所以本书又仍然较高估计了作为理性凝聚和积淀的伦理、审美遗产。这实际也涉及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我有时总想起卢梭与启蒙主义的矛盾，浪漫派与理性主义的矛盾，康德与黑格尔的矛盾，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矛盾，油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中雄图大略的彼得大帝与忠诚的无畏勇士们的矛盾，也想起今天实证主义与马尔库塞的矛盾……历史本就在这种悲剧性矛盾中行进。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啊。
本书目标之一，就是想把这类问题(不止这一个)从中国思想史角度提出来，供年轻同志们参考、注意和研究。
目的达到了没有呢？不知道。所涉及那许多问题讲清楚没有呢？不知道。大概没有。怎么办呢？以后再说。而这，就算这本书的后记吧。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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