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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面、系统收录了黄文弼西域考察时所获文书
☆还原黄文弼文书应有的综合体面貌
☆全书分为上、下2册，收录文书128件（组）、图片230余幅，图、文可对照阅读
☆部分文书为首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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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系统收录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先生（1893－1966）于1928—1930年间在吐鲁番盆地和环塔里木盆地发掘、搜集的中古胡语、汉语文书。分汉文文献、胡语文献两部分。汉文文献包括经、小学、子、集、文书等内容；胡语文献则包括历书、经济文书等内容。所有文献均刊布相关图版并转录文献文字，胡语文书的部分先作拉丁转写，再进行翻译。
本书收录的文献分藏不同的公藏机构，这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搜集的珍贵材料，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诸如“斯坦因文书”“伯希和文库”这样的评价与利用。对这些文献进行收集整理，统一编号，整合出版，有助于恢复“黄文弼文书”原本的综合体面貌，更为学界进一步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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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唐宋于阗史探研》等；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龟兹石窟题记》《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
朱玉麒，江苏宜兴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献、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版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等专著，古籍整理著作《西域水道记》获200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新疆图志》获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2019年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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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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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上册）
前言
凡例
汉文文书
一、经
二、小学
三、子
四、集
五、佛教文献
六、文书
七、附录
胡语文书
一、回鹘文文书
二、龟兹语文书
三、据史德语文书
四、梵语文书
五、粟特语文书
六、摩尼文文书
七、藏文文书
八、蒙古文文书
九、阿拉伯文文书
十、未比定语言的文书
参考文献暨缩略语
索引一：黄文弼文书编号索引
索引二：中国国家博物馆今藏黄文弼文书编号索引
索引三：黄文弼文书图片新旧编号索引
图版目录（下册）
汉文文书
一、经
二、小学
三、子
四、集
五、佛教文献
六、文书
七、附录
胡语文书
一、回鹘文文书
二、龟兹语文书
三、据史德语文书
四、梵语文书
五、粟特语文书
六、摩尼文文书
七、藏文文书
八、蒙古文文书
九、阿拉伯文文书
十、未比定语言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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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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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黄文弼所獲西域文書》是黄文弼先生（1893—1966）在1927 年以來的西北科學考察活動中所獲西域文書的第一次完整結集。
一
黄文弼是20 世紀著名的考古學家、西北史地學家。他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門，於1918 年畢業留校，任職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致力於宋 明理學和目録學的研究。1924 年，北京大學成立考古學會，他是最早的會員之一，學術興趣也轉向新興的考古研究。1927 年以後，他的學術人生與中國西北地區， 特别是新疆的考古活動聯繫在一起，他一生四次到新疆考察，成爲新疆考古事業的先驅者和奠基人。
1927 年，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合組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成立，黄文弼作爲首批中方考查團成員中唯一的考古工作者，隨團由北京出發，赴内蒙古、新疆考察，歷時三年餘。他在新疆的吐魯番和塔里木盆地、羅布淖爾地區做了許多考古工作。此後的1933—1934 年間，黄文弼又以特派員之職，隨斯文?赫定的“綏 新公路查勘隊”再次西行，到内蒙古和新疆考察教育和古代文化，在羅布淖爾地區從事進一步的考古工作。1943—1944 年間，他受西北大學委托，隨“國父實業計劃西北考察團”第三次赴西北考察，沿河西走廊進入新疆，在天山南北，尤其是之前未曾經歷的巴里坤、奇台、吉木薩爾、伊犁、塔城、阿勒泰一綫進行考察。新中國成立後，他成爲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曾以六十四歲的高齡，於1957—1958 年間，第四次到新疆，在哈密、伊犁、焉耆、庫車等地進行考古調查工作。
黄文弼不但在西北地區做了重要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從1930 年起，還撰寫了大量考古報告和研究論著，其成果在中國考古學的許多領域具有首創性和開拓性。他早年的幾部新疆考古報告，以“三記兩集”爲代表，即《高昌磚集》、《高昌陶集》、《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 記述其在新疆各地考古調查、發掘的經過，并對所收集的文物資料做了儘可能詳細的考釋。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這些具有開創性的考古調查報告，成爲中國學者在新疆考古工作中的奠基之作。在《高昌陶集》出版之初，外國學者就曾對於黄文弼突破中國古器物學研究模式的這一標誌性成果，對中國考古學的進步表示慶賀，認爲“隨著發掘的進行，考古學漸漸被采用了其本來應有的面目形式”。事實也的確如此，除了“兩集”的專題性報告外，“三記”圍繞著新疆考古的三個區域，就考古挖掘的遺址和采集的各種文物，都做了詳細的工作經過描述和考古學圖説；文物中，舉凡石器、壁畫、塑像、陶範、木雕、織品、錢幣、銅石、漆器、草器、簡紙文書等，均分門别類予以相當仔細的研究性記録，提供了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者參與西北科學考察最爲翔實的考古學範本。這一報告範式也一直延續到他晚年最後一次新疆考古活動，其遺著《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1958）》彙總了在新疆四個地區的考古調查，詳盡記録了遺址和文物的各種細節。
可以説，黄文弼的新疆考古實踐與研究成果擴大了傳統史學研究的範圍， 開啓了新疆考古史的新篇章，他被學界譽爲“新疆考古第一人”，當之無愧。
二
大量文字文物的出土與徵集，是黄文弼西北考古活動中的重要收穫，其中包括簡牘、碑誌、印章、錢幣和紙質寫本、印本等豐富的載體。對於精研中國典籍和目録學出身的黄文弼來説，處理這些文字材料，是最爲當行出色的。其中吐魯番的磚誌和羅布淖爾的簡牘，黄文弼確曾作爲專門的文物類别， 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如《高昌磚集》這一專題性的報告，以及《羅布淖爾考古記》中相對獨立的篇章《木簡考釋》。而其他的文字文物，考慮到考古發掘品記録的全面性，都被作爲考古報告的一個文物類别，均衡分布在某些章節之中。尤其是中古時期書寫在紙本上的漢文文書類别，反映了印刷術發明之前一個階段的文化傳承方式，更是西北考古學中最難得的載體形式，黄文弼只是將他的研究心得表述在考古報告的精審録文和著録中，没有來得及做出進一步的系統梳理。
以往，在許多外國探險家的中國西北收集品中，這些文書類别總是被專門收藏，并多以探險家及其團隊的名字命名，如“斯坦因文書”“伯希和文庫”“斯文?赫定文書”“馬達漢收集品”“大谷文書”等，在彰顯這些獲得者本身的采集之功外，也使得這批文書的歸類和研究具有了比較清晰的邊界。
但是，在中國西北考察獲得的這些文獻資料，作爲中國學者的黄文弼却没有享受到這樣的殊榮。戰亂年代的動蕩不安，使得黄文弼的西北考察采集品也飽經流離，甚至部分毁於戰火。長達三十多年的西北考察歷程所采集到的文物，其最後留存下來的部分，甚至分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宫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臺北“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地。不同的管理體制和命名方式，使得學者很難再次綜合利用這些原件，這不僅降低了這些文獻材料的價值，也遮掩了黄文弼原本應當擁有的榮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書主編之一在十年前提出了“黄文弼文書”的概念，希望以黄文弼的名義，將其歷次采集而分藏各處的文書予以統一編號，在學術得以推進的當下，再度釋讀，彙編成集；以此紀念黄文弼西北考古研究貢獻的同時，也將黄文弼采集文書作爲一個綜合體，方便於進一步的研究。十年一劍，在各方面的支持、幫助下，《黄文弼所獲西域文書》因此結集成書。
三
本書收録了目前所知的130 件黄文弼文書，它們以黄文弼所獲西域紙質文書爲主，也包括少量屬於龜兹、焉耆緑洲的胡語簡牘。
黄文弼在西北考察歸來之後，就以及時刊布所獲西北文物文獻爲己任。其中20 世纪30 年代的考察發現，歷經戰亂，最終在學術條件仍然非常艱苦的50 年代完成了考古報告的出版。爲了儘快使學界得以利用資料，除漢文文書之外，黄文弼也儘可能地刊布了收集到的胡語文書。他在50 年代最後一次新疆考察中獲得的新材料，在考察回來的當年，就曾以“新疆考古三個月”爲題，及時做了公布；在1966年他去世之前，這一次的報告《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 1958）》也基本完成，所惜賫志以殁，最終由考古研究所整理其遺稿，於1983 年出版。
因此，黄文弼所獲文書，大部分曾在《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1958）》中收録過，這些文書的保存單位，原本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9 年，屬於前兩種圖書中的大部分文書，曾經被調撥到即將成立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即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内。目前所知黄文弼所獲西域文書，主要分藏在以上兩家機構。
本書除悉數收録以上三種考古報告中刊布的文書之外，也收録有此前未刊布的一些文書，如1959 年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調撥到中國國家博物館内的19 件文書（H79、H113—130 的19 個編號），這些黄文弼在新疆考察所獲文書， 因爲過於殘破或難以確定性質等原因，在前此提及的《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没有能够刊印發布。此次得到合作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支持，我們首次影印了這些文書，并由整理小組進行了釋讀和録文工作。
未刊布的文書還包括原件不存而僅憑照片保留至今的兩件據史德語文書（H111、H112），它們是黄文弼於西北歸來後的1931 年，向當時的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匯報發現西域新語種文書時，作爲書信的附件保留下來的。珍貴的照片舊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胡適檔案”中，現藏中國歷史研究院圖書檔案館。雖然這兩件文書的真迹不知所在，這一文書圖片却爲我們釐清了黄文弼文書發現的學術史上曾經發生的疑誤，同時也提示我們，由於各種社會動亂散佚的那部分黄文弼所獲西域文書，在今後依舊有進一步出現的可能。
四
黄文弼文書的大部分在當年的考古報告中陸續刊布之後，就引起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從本書主編之一於十年前所編之《黄文弼所獲西域文獻論集》反映的黄文弼文書公布半個世紀的研究情况來看，它們推動了以文書爲核心的西域文史研究。我們在從事這部文書結集的過程中，也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黄文弼文書對於西域史地和絲綢之路研究的貢獻。
首先是這些文書的年代，從有紀年的《白雀元年（384）衣物疏》（H20、H21）到《元至元三年（1266）文書殘片》（H53），涵蓋了中古時代西域將近九百年的歷史，如在吐魯番盆地所發現的文書，從高昌郡、高昌國、唐代 西州、西州回鶻時期、察合台汗國到蒙古統治時期，幾乎都有體現。
其次是發現的地點，在環塔里木盆地的重要緑洲，從絲路北道的吐魯番、焉耆、庫車、拜城、圖木舒克，到絲路南道的麻札塔格、若羌古城遺址，黄文弼都采集到了相當有表現力的文書。其中有些文書在庫車獲得，而體現的却是關於吐魯番地區的地契（《回鶻文元朝某年某月某日都魯迷失?的斤賣高昌地契》，H69）；有些文書出自吐魯番，反映的却是來自黑水城的内容（《元楊真寶奴殘狀》，H50），由此可見絲綢之路上繁盛的交通狀况。
再次是語文的種類，包括漢文、回鶻文、龜兹語、據史德語、梵語、帕提亞語、粟特語、藏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不下十種語文種類，爲絲路語文的研究提供了多樣性的材料。其中類似回鶻文音寫漢語（H67v）、梵語（H54）等佛典文書，更體現了絲路多民族文化交融在語言上的特徵。而在主要以寫本方式體現中古時代的傳播形式之外，這些文書中還有出現在漢文和回鶻文佛典上的刻本材料，展現了印刷術自發明以來在西域地區的流行情况。
更重要的是，這些文書表現出歷史的豐富性。以數量最多的漢文文書而言，有傳統的經學、小學和子部、集部文獻，也有世俗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書，而大量的佛教殘片又將絲綢之路上宗派林立的信仰世界綴合在我們眼前。數量僅次於漢文文書的回鶻文文書，也將更爲多樣的佛教、摩尼教世界， 以及回鶻語社會的賣地契、兄弟分家書、借錢契、納糧抄、站赤文書等社會生活盡收眼底。即以文書留下的曆日記録而言，黄文弼文書就爲我們留下了絲路北道上行用貴霜曆（《龜兹語賣物文書（木簡）》，H106）、神龍曆（《唐神龍元年（705）曆日序》，H4va）和摩尼教徒曆日（《回鶻文摩尼教徒曆日》，H10v）等非常難得的文獻。
關於黄文弼文書的學術價值，主編之一在之前爲《黄文弼所獲西域文獻論集》所撰前言《黄文弼所獲西域文獻的學術價值》中，曾經做過系統的介紹，兹不贅書。這十年來，隨著整理的開展，我們也對這些文書的價值有更多的認識。如劉子凡發現了原本被黄文弼和研究者忽視的《唐神龍元年曆日序》殘片， 提示黄文弼 漢文文書的研究有著進一步深入的可能；又如豐富的回鶻文文書的内容，也得到進一步的揭示，如原本粗淺題名爲“回鶻文佛典”的文書，今可知其内容是解説佛所倡導的三個修行步驟，因而準確題作“回鶻文‘三預流支’解説”（H57r）。前述在“胡適檔案”中發現的據史德語文書照片，則不僅爲黄文弼發現的西域文書增添了新的品種，而且這一在九十多年前未能尋找到解人的新語種文書，也最終由段晴老師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不負衆望，成功破解。
五
如前所述，從十年前提出“黄文弼文書”這個概念開始，我們即在新疆師範大學黄文弼中心的邀約之下，啓動了《黄文弼所獲西域文書》這一工作。
在本書整理工作啓動之前，我們已經從事《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録》的工作有年，黄文弼所獲出自吐魯番盆地的最大宗西域文書，本來是其所獲西域文書中的一個部分。此後，這一部分的初稿從《散録》中分離出來，成爲《黄文弼所獲西域文書》的工作底本。在本書完成之際，我們首先應該感謝《散録》的早期工作者，他們的録文工作，爲本書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2014 年，劉子凡博士畢業，進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專門從事“黄文弼與中國早期西北考察”的研究，稍後即由他對之前黄文弼文書的録文做了進一步的統稿工作，并負責漢文文書的整理加工，直到本書完成。
黄文弼文書中的胡語部分，首先得益於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此次整理， 則由慶昭蓉、荻原裕敏兩位博士對龜兹語和部分胡語文書做了最新的録文和解題。數量最豐富的回鶻文部分，則由我們的青年同事付馬博士做了最艱苦的整理工作。此外，党寶海、沈琛、胡曉丹、袁勇，分别對其中的蒙古文、藏文、摩尼文、梵文進行了釋讀整理工作。我們也特别要向爲本書據史德語文書做出貢獻的、不幸早逝的段晴教授致以深切的懷念。
本書作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編號：19ZDA215）的階段性成果，項目部分成員參與了這一整理工作。
本書也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敦煌 吐魯番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號：21AZD126） 的階段性成果，特别感謝這一項目的申報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參與，使得入藏該館而未經公布的黄文弼文書，首次得以整理刊出；而部分在之前出版著作中并不清晰的圖版，此次也得以替换爲高清的照片。
感謝新疆師範大學黄文弼中心的信任，通過2019 年度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發展專項資金，將該書列爲“新疆師範大學黄文弼中心叢刊”，保障了這一成果的順利完成。
感謝中西書局，如之前扶持所有冷門學術的出版一樣，使這本書以最完美的形式奉獻給學界。
在黄文弼先生誕辰130 周年之際，我們願意將《黄文弼所獲西域文書》作爲一瓣心香，向這位在絲綢之路考察與研究中篳路藍縷的開創者，表達最崇高的敬意。
榮新江 朱玉麒
2023 年1 月1 日，北京大學朗潤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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