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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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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太平洋联盟的研究中，本书创新性地将将组织生态学理论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为探究国际组织出现与消失、考察国际组织发展与变革搭建了新的框架。该理论是中观层面的理论，填补了宏观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微观的组织运行逻辑之间的空白。同时，该理论将太平洋联盟置于整个区域贸易协定演变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它与内外环境的互动，关注太平洋联盟的动态发展与对外关系。本书并非停留在介绍太平洋联盟发展情况、运行机制等的描述层面，而是深入探讨它成立的根本逻辑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展示了当代国际组织发展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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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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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介绍了太平洋联盟的发展历史、规则设置和对外关系，并通过组织生态学所构建的宏观框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进而将其置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总体“进化”进程中加以解释，指出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既促成了太平洋联盟的诞生，也是太平洋联盟未来对接的目标，而这两点也决定了太平洋联盟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特点。在此分析基础上，本书又论述了地区及相关国家政治经济局势，从而对太平洋联盟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本书是研究太平洋联盟的基础性书籍，同时也对组织生态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做出了理论创新，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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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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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放放，法学博士，文学硕士。先后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现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商务部国际商务官研修基地（上海）客座教授和央视西语频道特约时政评论员。主要研究方向：中拉关系、拉美地区一体化等。在《国际展望》等CSSCI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数篇学术论文，在内部参考刊物上发表若干政策调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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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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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太平洋联盟概述
第一节 太平洋联盟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成就
第二节 太平洋联盟的组织架构
第三节 区域安排的多样性与太平洋联盟的特点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太平洋联盟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一节 区域主义理论综述
第二节 社会科学基石性范式与既有地区主义理论的不足
第三节 组织生态学对地区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区域贸易协定的进化与太平洋联盟的建立
第一节 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的组织生态学解释
第二节 超大区域贸易协定的组织生态学解释
第三节 拉美地区贸易协定发展进程与太平洋联盟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太平洋联盟的主要经贸规则分析
第一节 太平洋联盟的货物贸易规则
第二节 太平洋联盟的服务贸易规则
第三节 太平洋联盟的其他经贸规则
第四节 太平洋联盟中尚在建构的规则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太平洋联盟的发展前景与对外关系
第一节 太平洋联盟的内外环境分析
第二节 太平洋联盟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的关系
本章小结
结论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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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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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非常独特的一年，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1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40周年。我们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点上抚今思昔，放眼未来，更深切地感受到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中融合的力量和分化的力量此起彼伏、相互激荡，世界正进入不稳定和不确定加剧的新时期。国际秩序何去何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和时代之困。其中，当前世界格局调整中的三个趋势最为显著，也最具破坏性。
第一，大国之间的战略不稳定正在加剧。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深。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大与俄罗斯在欧洲、中东等地区以及核导军控等领域的战略博弈，甚至局部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状态。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调整，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是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讲，通篇充斥着类似40年前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前总统里根对苏联的指责，令许多中国人震惊和困惑。人们不禁要问：美国难道已决意要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世界是否将因此而被拉进一场新的冷战？
另一方面，除了华盛顿同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外，近年来大西洋关系也因为在诸如伊朗核协议、北约军费分担、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龃龉不断而备受冲击，尽管尚未危及大西洋联盟的根本，但双方疏离感明显增加。大国关系历来是国际格局的基石，大国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正深刻影响着未来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走向。
第二，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正遭遇“失能和失势”的危机。以规则、协商和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及全球治理机制运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018 年初以来，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和它的一些传统盟友发起关税战，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冲突。美国特朗普政府坚持所谓“美国优先”原则，为获取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几乎肆无忌惮地对贸易伙伴采取包括关税战在内的霸凌政策，甚少顾及这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对国际贸易体制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破坏。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基于开放、规则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受到空前挑战，世界贸易组织自身也逼近“何去何从”的临界点。与此同时，自从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也面临严重阻碍。冷战结束以来，基于多边主义的规则和机制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曾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建设者和维护者，如今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最大的不稳定力量。
第三，认同政治的浪潮正扑面而来。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多年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重新勃兴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反全球化和反全球主义的认同意识，正深刻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这些反全球化和反全球主义指向的思潮和运动，都与当前世界经济以及各国国内经济社会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改革赤字密切相关。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这些思潮和认同政治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族群主义（neo-tribalism）认同的泛滥，其突出的政治理念是排斥外来移民、戒惧国际贸易、敌视所谓“外来者”对“自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包括外来的物流、人流以及思想流。这种认同政治的强化不仅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国家社会内部的分裂和政治极化的态势，还外溢到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里，加剧了世界政治中所谓“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认同的对立。
综合上述三大趋势，我们不禁要问:当今世界是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大分化?如何有效管理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融合的力量和分化的力量之间的张力？国际社会的各利益攸关方能否通过集体努力来共同遏制这种紧张的加剧甚至失控？对上述问题恐怕没有简单和既成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努力，通过构建新的国际共识和拓展共同利益，来缓解大分化的压力。
首先，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阻止冷战的幽灵从历史的废墟中死灰复燃。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对人类历史上无数次大国之间对抗冲突的案例进行了梳理，其中包括不少因决策者的战略失误而导致的悲剧，并总结出不少经验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彼此误判对方的战略意图;彼此错误处理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忽视国际关系中“自我实现预言”的效应，即一国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及转嫁国内矛盾，营造所谓“外部敌人意象”，从而导致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不断恶化。如今，美国及西方世界中的部分人士继续沉溺在赢得冷战的记忆中，甚至幻想着通过挑起又一场所谓对华新冷战从而使得美国重新强大。我们能否真正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拒绝冷战的诱惑，避免大国对抗的陷阱？
其次，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遏制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侵蚀，同时更积极地推动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全球治理。当前，对全球化的不满明显增加，对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的失望也日益增长。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包括经济发展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与共同推动有效的全球治理之间形成更可持续的平衡关系，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但同样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世界而言，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单边主义绝不是好兆头。实行单边主义对单个国家而言也许有其吸引力，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将远多于其想解决的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合作应对是唯一出路。
最后，国际社会需要创新思维，推动构建新的集体意识和认知共识。当前关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国际话语结构中，主流的叙事方式和分析框架依然是基于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逻辑和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逻辑。尽管上述叙事逻辑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但已经无法涵盖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演变方向。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分析框架，我暂且称之为“发展政治”（development politics）的逻辑，从而能更全面地把握世界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发展方向。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无论是全球化的发展还是国际秩序的演变，都将同当前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正在进行的后现代的再平衡进程的走势密切关联。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前一个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美国和欧洲等在后一个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就前一个进程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席卷了非西方世界。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初步阶段，即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根据世界银行报告的数据，在世界银行189个成员国中，有将近40个国家是发达经济体;在150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08个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即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总人口超过55亿人，约占全球GDP的1/3。这其中约有40个国家是中高收入国家。
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基础上集聚力量，开启向中高级现代化迈进的新征程。这一进程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新一轮现代化取得成功，意味着未来20—30年时间里，在西方世界之外的超过40亿的人口将成为中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作为一个现代化向后现代阶段转型的整体，在冷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浪潮的席卷下，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正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内部发展和治理的转型压力，进入了我所称的“后现代化的再平衡时期”。其中一个突出的表征是，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和竞争原则的全球主义、精英主义的力量，同基于保护和注重平等的地方主义、民粹主义的力量之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对立，他们分别代表了所谓“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受益者”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受害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加剧了西方内部的社会经济断层和政治极化的态势，并且正在加速反噬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启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作为一个整体，西方世界迫切需要同时对自身国内治理和推动国际（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就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等治理而言，西方世界应该通过自身的改革，提升其体制支持内部包容、普惠以及均衡发展的能力，以此保持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稳定，从而能够协调所谓全球主义和精英主义同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日益对立的关系。就其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而言，西方世界特别是其领导力量应该认识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群体崛起的历史意义，通过不断完善内部体制和扩大现有国际体系的包容程度，来推进整个世界现代化和世界和平繁荣的进程。
因此，当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转型进程相遇时，两者究竟是以包容、稳定、合作的方式互动，还是以排他、对抗、混乱的方式互动，将对世界政治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换言之，未来世界究竟走向大融合还是大分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的后现代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能否都取得成功，并且相互之间以何种方式互动。
因此，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新的共识，在未知的海洋中同舟共济。如何审视和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和发展趋势，对于研究者而言是挑战也是使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推出的“国际展望丛书”，正是为此目的。同时，也借此庆祝我院成立60周年。
陈东晓
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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