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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和历史教授山姆?温伯格对于美国历史教育沉疴困境的深入思考。山姆?温伯格认为美国历史教育已经陷入了这样的两难困境：或是让历史教育延续枯燥无味地死记硬背，或是轻易地把历史教育的权力交给互联网。通过大量的实例和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作者批评了当下的美国历史教育模式，并提供了一份他和他的同事是如何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进行历史教育的范例。
温伯格是一位真正的创新者，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学者都更深入地思考了历史与互联网的相关性。今天，任何对运用历史和滥用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有责任阅读这本书。
——尼尔·弗格森，《文明》《帝国》作者
本书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我们应该在历史课上达到什么目标，培养批判性思维模式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让历史课变得重要。温伯格令人信服地批评了常见的误解，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些问题通常始于学生不知道的一些事实，然后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事实知识的狭隘关注。他展示了历史学家知道什么，历史学家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为什么历史思考比历史知识对个人和社会更为有利。
——彭慕兰，《贸易打造的世界》《大分流》作者，美国历史协会前主席
要了解孩子们如何运用互联网来理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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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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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总是触手可及，历史老师该怎么做呢？首先，绝对不能再坚持过去几十年来让学生们接受“读完一章并回答问题”的学习状态。如果我们想要培育能够筛选大量信息并区分事实和假象的学生，我们必须明确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批判性思维工具。作者从一系列研究和教学实验中得出了令人惊讶的发现，即历史思维与备考式的记忆能力无关，只要细心关注历史信息和培养历史意识，我们就都可以拥有批判性的历史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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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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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玛格丽特·杰克斯教育与（荣誉）历史讲座教授，她的研究集中在历史学、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领域，她撰写的大量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时代》和《史密斯杂志》上。2002年，她的著作《历史思维和其他非自然行为:描绘过去教学的未来》获得了美国独立学院与大学协会颁发的弗雷德里克·W.内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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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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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当下困境
1 为历史疯狂
2 致悼十亿美元
3 鉴识津恩
第二部分 历史思维有别于超群记忆
4 颠覆布鲁姆分类学
5 乔治?华盛顿所思何意
第三部分 数字时代历史思考
6 逐间教室改变历史
7 为何谷歌无以拯救我们
第四部分 结论：历史之望
8 “美国名人”：美国名人堂嬗变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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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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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四年级课本“我们的弗吉尼亚：过去和现在”的报道。该作描述了非裔美国人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若各位读者为电影迷，看过《光荣战役》，知道马萨诸塞州第五十四志愿军步兵和18万为联邦效忠的非裔美国人的故事，就会知道战斗部队10%以上军力由其组成。你可能会认为这就是该作焦点。那么，你错了。《我们的弗吉尼亚：过去和现在》向弗吉尼亚四年级学生提供未必准确的历史信息：“数千名南部黑人参加了南方联盟战斗，其中包括“石墙”杰克逊指挥下的两个营队。”这一说法若属实，则此情形必然在南北战争爆发之时发生，因为“石墙”托马斯·杰克逊已于1863年5月10日丧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第18步兵团的友军炮火下。
长期以来，众所周知，南方军队强迫奴隶充当厨子和劳工，为全副武装的军队提供后援。很多这样的案例耳熟能详。我们甚至零零散散地存有奴隶身着制服坐在主人旁边的照片。但是，这并非我们所要说的。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仅在杰克逊领导之下，就有数千名黑人士兵正式集结，而在其他将军领导下，又有数千名黑人士兵接受武器训练、组织成营，并接受训教为南方而战。我们要说的，是被奴役的黑人自愿冒着生命危险，以便继续被奴役。
常识告诉我们上述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从南部联盟得到的唯一一份关于征召非裔美国士兵的文件撰写于战争末日。这是李将军在阿普马托克斯投降前不到三周时作出的最后努力。如果成千上万的黑人已经为南部联盟武装起来，那么南部就不必在1865年3月23日颁布14号令，试图把黑人士兵征召到南部战事中去。即使在战争后期，这项提议仍如此具有争议性，以至于其提出者被迫发布免责声明：“本法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授权改变上述奴隶应对其主人承担人的责任关系。”
《我们的弗吉尼亚：过去和现在》于何处可寻到史料支持？我们所能想到的每位内战研究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均否定了上述说法。没有任何文件支持这种违背常识的说法，笔者甚至想补充一句，这种说法简直违背人性。奴隶为何而战？为其被囚禁的权利而战吗？当被问及资料来源时，作者乔伊斯·马索夫（Joy Masoff）告诉《华盛顿邮报》，她是在互联网上开展的研究。她的出版商——五池出版社，将马索夫查阅过的链接发至《华盛顿邮报》。其中，一些链接关联了南方联盟退伍军人之子网站，“这是一个爱国、历史悠久，且具有教育意义的组织，成立于1896年，致力于缅怀南方联盟士兵和水手的牺牲，并保护南方文化。”
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对马索夫女士的粗心大意感到震惊。不幸的是，她的“断言”最终写入了供学生阅读的书本。不过，笔者倒想提出一己之见，想来我们和乔伊斯·马索夫也并无太大不同。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去图书馆意味着打开笔记本电脑，确保有无线网络可连接。上网搜索信息与上一代人学习研究的方式截然不同。彼时，图书馆和档案馆代表着宁静平和。11岁时，笔者在图书馆完成了第一份研究工作，一份由戴安·艾比老师布置的关于百慕大三角的报告。这是一位“无人可与其相比”的六年级老师。笔者乘坐城际巴士前往家乡纽约州尤蒂卡的一座宏伟建筑，内有科林斯柱。图书管理员语调平和，展示了卡片目录，给了一支没有橡皮擦的短铅笔，并教笔者记录下引人潜入书海的神秘数字串。显然，某物经由印刷并非意味着具有真实性。这是艾比夫人1969年教给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常常赋权给那些资深人士。我们仰仗他们确保所读之书具有准确性，在进入我们的视线之前，已经过评判。我们中只有少数人能著书立说，大多数人都在读取他人所造信息。
我们现在所处现实与以往截然不同。互联网赋予众人特权，创建网站无需许可。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无需认证；在Instagram上发布图片无需批准印章；在微博上随心发布——看看美国总统就知道了。去吧——当个作家！你是否能走红，取决于广大网民而非主流知识分子的认可。在这个谷歌无所不在的社会里，我们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并非如何获取信息。我们有好用的浏览器、无数的信息。但是，有了这些我们能做什么？网上“万灵油”推销员与来源可靠的销售者争夺着我们的忠诚。我们能分辨出真伪吗？最近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不能。
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笔者的研究团队测试了12个州的学生，分析了7804条作答。这些题目测试了网民的推理能力，学生判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中信息流的能力。初中、高中和大学中每个学段，研究者都遭遇了令人既吃惊又沮丧的相同情况。年轻人对网上信息的推理能力可用一词概括：不容乐观（Bleak）。
初中阶段，82%的学生无法分辨广告文字和新闻故事。近70%的受访者无法解释为何会质疑一位银行高管撰写的关于新生代需要财务建议的文章。尽管对社交媒体很在行，但3/4的高中生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脸谱”（Facebook）已用蓝色对号标记出了其已验证过的账户。相较已核实的新闻，30%以上的人更加相信假新闻。有张“核花”截图，据说拍摄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灾难现场附近。看过此图后，四成人认为这是破坏环境的“有力证据”。可是，照片中并无任何迹象表明这是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拍摄的——甚至是在日本拍摄的。
如果网站隐藏了其赞助商，大学生就会难以作出判断。我们让大学生浏览MinimumWage.com网站，这是就业政策研究所的项目，其自称为非营利组织，赞助的研究不受党派控制。只有不到10%的大学生能够说出就业政策研究所是华盛顿特区说客的台前群体，或者正如《沙龙》（Salon）头版头条所言，“产业公关公司摆出了智囊团的姿态！在“就业政策研究所”中搜索“资金”一词，会出现《沙龙》上刊发的文章，以及其他一系列言论。大多数学生的浏览足迹则从未超越过该网站。
问题不仅存在于学生，你我皆如此。如果你认为笔者是在危言耸听，想想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郊外里亚尔托的事。受到新颁布的共同核心国家标准启发，中学教师开发了一项考试。上述标准承蒙4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教育改革所付共同努力。八名教师上网挑选了一组他们认为论点“可信的”的文章。每篇都代表着对具有历史争议问题的不同立场。争论的问题是纳粹大屠杀。教师要求学生们阅读系列文章后撰文讨论大屠杀是真实的，还是犹太人世界为“政治和金钱利益”而编造的“宣传工具”。交给学生的“可信”文章之一来自bibleclients.com.au，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反犹网站。如果根据文章《大屠杀是一个骗局吗？》，那么，《安妮日记》（Diary of Anne Frank）就是假的；成堆尸体的照片实际上是“被谋杀的德国人，而非犹太人”；还有诸如《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佐证（为何）所谓的大屠杀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文章，许多学生认为此文最为令人信服。“没有事实证明有毒气室。”一名学生写道，句中甚至有拼写错误。另一位写道：“从我得到的证据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这么想。”第三位则断言：“我相信这事是假的，根据第二份资料，这件事是被夸大了的。我觉得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我这件事是个骗局。”最后一名学生的文章得到了30分中的23分。老师则评论说：“你很好地利用了证据来支持你的主张。”此事传出后，里亚尔托学校董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命令教师在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宽容博物馆接受“敏感度培训”。董事会推测此事源于涉事教师对犹太人的敌意，他们需要消除偏见。
笔者认为这是对该问题的严重误诊。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教师具有强烈种族主义、偏见或偏执。笔者猜想他们的敏感性训练需要“对症下药”。笔者认为他们错在沉浸于网络言论之中，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将虚假文字等同于正当的历史证据。笔者预感到，如果事件主题是黑人邦联，甚至是任何历史问题，只要虚假消息来源足以掩盖真实信息，他们就会设计出类似任务。
这些教师同其学生一样，像乔伊斯·马索夫一样，像我们大家一样，生活在一个我们已无力跟上信息制造和传播方式变化的时代。互联网上充斥着伪学者们按需炮制的历史，他们以补充信息和Photoshop图像佐证其充满欺诈的观点。世人踯躅此刻，为其发明的工具所操控，而非反之。此外，加之共同核心国家标准和实施过程中教师所获一星半点的专业发展，这些便是一场“灾难”的所有要素。里亚尔托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所有资料均由互联网提供。
欢迎来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在此学习过去！这里，不仅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和教科书作者都将成为虚假历史的牺牲品。在类石器时代，信息素养意味着破译《期刊文学读者指南》（Readers’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中的象形文字。当时的挑战是如何定位信息。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我们则面临着迥然不同的问题：应该相信什么信息？可悲的是，我们尚未准备好答案。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是教人如何驾驭此种免费数字化教育，而是重蹈覆辙，却期待着不同结果。不久前，想查阅乔治·华盛顿的通信，就必须飞到华盛顿特区，讨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管理员。如今，坐在厨房餐桌旁，12岁孩童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登陆华盛顿文件。但是，学校测试时，这些12岁孩童在苹果手机上检索答案的速度比从记忆中可要快得多。
夸大其词？削尖铅笔，找出加布里埃尔·普罗瑟和本杰明·吉特罗的成就吧。普罗瑟在1800年煽动了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奴隶起义。吉特罗发表了一份社会主义通讯，并于1920年根据《纽约无政府罪行法》被定罪。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就此睿智作答——已经全然忘记了睿智。然而，这两位主人公却都出现在全国教育发展测评高中生史实测试中。没错，教育发展测评。
我们采用了“阅读本章回答后续问题”教学法，这为学生提供了熟悉的舒适区，却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种教学法通过阅读教科书中去除模糊性的叙述，教授学生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这简直就像让一个从未冒险出过池塘的游泳者去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游一样。面对此起彼伏的论点和反诉（当然，来自校外世界），现有练习为学生做好了“淹死”的准备，而他们却如此这般趋之若鹜。里亚尔托报道发出后一周，笔者在一所大型州立大学发表演讲。演讲在一个老式圆形剧场里，教授站在乐池里，抬头看着一排排学生。笔者凝视着那片被打开的笔记本电脑遮住半边脸的人海。讲到上文那些否认大屠杀的中学教师时，学生们倒吸了一口气。然后，笔者直指希特勒历史博物馆网页，该馆竟声称是“非偏见、非盈利，致力于研究和保存世界历史的博物馆。”当笔者问及“你们中有多少人使用互联网开展研究？”时，所有人都举手了。“如果你能到前面来，点击一下，让我看到这个网站归谁所有，就继续举手。”就像体育赛事上的人潮一样，这些手放下了（包括前排那些心存困惑的教师）。听闻笔者此言之时，这些戴着棒球帽坐在后排的大学生们，可能浏览了Facebook、Twitter和ESPN，结果却没有点击。
科技之影响遍及现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然而，于这些变革之中，学校和我们所教之物却仍停留在过去。本著阐明了我们如何让自己陷入困境，以及应该如何摆脱困境。本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当下困境。第1章讲述了我们在年轻人身上所施花样。测试业在学生尚未来得及削尖铅笔之前，就装配好系统，让他们看起来呆若木鸡。第2章讲述了联邦政府在2001年至2012年间花费10亿美元将历史教学引入21世纪，投入却付之东流。第3章讲述了为削弱美国历史叙述中沙文主义色彩，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之作《美国人民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应运而生。笔者认为，该作闻之貌似批判，思辨却并非批判。
第二部分阐明历史思维为世界带来独特引领，在这个为数字操纵的时代，这正是人们迫切需要的。笔者听取了研究参与者的声音，他们是高中生和教师、科学工作者、神职人员和职业历史学家。他们打破了人们对历史研究的认识误区，即认为曲意逢迎之记忆是其最重要的属性。笔者认为历史所供动力如解药般，通过培养思维模式，使人免于仓促行事、过早判断。
第三部分转向自传体。第一则故事讲述了笔者如何转型，从精心设计的历史思维研究报告撰写者，转变为互联网企业家，制作免费、开源的数据资料。前者几乎完全由其他教授阅读，后者下载量却接近500万次。第7章则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撰写的，阐述了当世界为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送至人们面前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这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包括历史学家、大学生和专业信息核查者，坐在电脑屏幕前评估数字信息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旧有阅读方式已行不通，需要新方法应对日复一日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堆积如山的信息。
第四部分仅包含一篇文章，却提供了一线希望，即教育终将改变。一项针对4000名儿童和成年人开展的全国性调查要求参与者提名“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国人”（不包括总统和第一夫人）。调查结果与那些坚持认为历史课程仍由“已故白人男性”主导的专家意见相反。提名最多的三位人物均为非裔美国人：马丁·路德·金，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和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今日吸引美国人的英雄看起来已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尽管名单上还有少数发明家、企业家和艺人，但那些最能代表我们形象的人仍在付诸行动、扩大权利、减轻苦难，纠正不公正并促进自由。最后，本书以简短后记结尾，论述为何即使在面向未来的技术社会中，对过去的研究在课程中仍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这个时代，无人监管我们阅览的信息，分辨真理与谬误不再是额外功课。谷歌可以做很多事，却不能教人如何识别真伪。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信息触手可及，我们也从未如此缺乏应对能力。如果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言，民主与煽动区别在于公民的批判能力，那么我们则需有所为。行动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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