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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一代文学巨匠的“为人生” 与“不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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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他是新文学的巨匠，创作的《子夜》《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泽被后世；他是著名的编辑家，他主持的《小说月报》为新文学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文字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奉献与努力；他临终前，捐献自己的25万元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迄今仍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
作者钟桂松潜心研究茅盾四十余年，钩沉史料，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别样的《茅盾传》。书中写尽了茅盾的艰难经历和巨大贡献，在茅盾家族的史料挖掘、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史实记录、茅盾的革命活动与艰辛付出等诸多方面全面超越了以往的茅盾传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茅盾形象。
他（茅盾）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他不应该有遗憾。但是我呢？我多么想拉住他，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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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钟桂松，浙江桐乡人，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曾任浙江电视台台长，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茅盾、丰子恺等浙江现代文化名人研究。已出版《茅盾评传》《沈泽民传》《张琴秋传》等，另有《夜宿乌镇》《热海之夜》等散文集。主编有《茅盾全集》《茅盾文集》等，选编《茅盾家书》等。2022年2月，出版十卷本《钟桂松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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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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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满天，回归“五四”：最后的心愿
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即将召开，茅盾看到一些地方的代表中，还没有把一些应该来参加文代会的老作家列入代表名单，为此，2月6日茅盾又亲自出面给林默涵写信，认为：“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梏，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多年了！”还说，“由此我想到，应尽快为这些同志落实政策，使他们能以舒畅的心情来参加会议。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的省市为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上，动作缓慢。就以我的家乡浙江而言，像黄源、陈学昭这样的同志，五七年的错案至今尚未平反。因此，我建议是否向中组部反映，请他们催促各省抓紧此事，能在文代会前解决；还可以文联、作协的名义向各省市发出呼吁，请他们重视此事，早为这些老人落实政策。”茅盾的建议引起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准备采取措施来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4月26日，茅盾又为林焕平的平反问题以及参加文代会问题给阳翰笙写信，希望各省市尽快给“右派”公开平反。
茅盾不仅为文艺界的老作家蒙受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呼吁，而且还为瞿秋白、张闻天、黄慕兰等革命家的冤假错案奔走呼吁。1976年10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对瞿秋白的评价还是沿用那个年代的说法，到1979年，茅盾在给人写信时，直截了当说：“秋白同志无论如何总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早期的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并且亲自向中纪委写证明材料。所以，在瞿秋白的平反昭雪过程中，茅盾是重要推动者之一。在张闻天同志的平反过程中，茅盾也以过来人的身份，积极推动。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请茅盾写回忆张闻天的文章，茅盾爽快地答应了，及时写出了《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为推动张闻天同志的平反昭雪，做出了茅盾应有的贡献。
黄慕兰是茅盾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工作时的同事，也是我们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她为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后来却蒙受不白之冤几十年。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黄慕兰不断上访，要求平反。她也找到茅盾，希望茅盾为她呼吁，为此，茅盾联络在北京的黄慕兰熟悉的阳翰笙、夏衍、胡愈之、梅益、赵朴初等名人，联名上书给邓颖超。茅盾还亲自起草给邓颖超的信，认为：“黄慕兰同志坚持地下工作，为党做了许多事。‘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至今尚未平反昭雪。您是深知慕兰同志的一生情况的，因此我们恳请您敦促有关单位，早日予以昭雪，不胜盼祷之至。”希望邓颖超出面敦促有关单位，给以黄慕兰早日平反昭雪。后来因为邓颖超已经有态度和指示，茅盾这封已经写好的联名上书的信才没有送上去。
毕竟年龄不饶人，耄耋老人茅盾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依然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全部心血，但是，劳累之后，自己的精力再也恢复不起来，开会，接待来人，应付各种题词求字，约稿，而自己要写的回忆录，紧赶慢赶，还只是写到三十年代，按计划还有十多年的时间的人和事，没有写。1980年8月的一天，茅盾和儿子韦韬聊天，韦韬说起，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产生了信仰危机，对于入党也不感兴趣了。茅盾听了以后，感慨道：我们那一辈人，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对信仰的动摇，对党的认识，如果以偏概全，都是不对的。如果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倒要认真考虑我的入党问题了。当时聊天以后，气喘吁吁的茅盾又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中去了。1981年2月20日，茅盾再也支持不住了，只好离开交道口南三条13号的家，住进了北京医院119病房。住进医院以后，本来茅盾以为住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但是发现这次的情况与以往不一样，茅盾觉得这次异常的情况，有必要和儿子韦韬交代一些事情，一件事是他的党员身份问题，茅盾决定在他身后向党中央提出来；另一件事是关于文学奖问题，茅盾和儿子韦韬在1980年9月就曾经商量过，当时茅盾曾经问韦韬：“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韦韬表示有二三十万吧。茅盾说，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25万够不够？ 韦韬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最后茅盾和儿子韦韬商量，决定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茅盾表示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所以这件事，茅盾和韦韬都是考虑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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