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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传统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国内史学中坚学者联合打造，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
※史学大家为大众撰写的诚意力作，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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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宋朝上承五代十国，下接元朝，论文别开生面，论武却无力自保。有人说，盛唐之后，尚有隆宋，也有人说，两宋已无汉唐雄风。其实，这正是宋朝的一体两面。
宋朝结束割据，实现统一，力图拨乱世、反归正，自此祖宗家法立定，收兵权，重文治，从此武人跋扈局面不再。开国时制定的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治国之策，使宋朝治文成风，被誉为“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商业繁荣，被称为“现代的拂晓时辰”，也令宋朝面对外族侵扰时无力抵抗，节节败退，被贬为“中国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宋朝：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矛盾重重、反差强烈的时代。在国力衰颓的阴影中，宋朝文化科技与商品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社会安定，人民各安其所，培育出近代的萌芽。在外族侵扰的威胁下，宋朝创新规制，多行变革，教育大兴，文化摆脱世家大族的垄断，普及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群，华夏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开放、文明、腐败、弱势、传统、革新，复杂的关键词描绘出矛盾的时代。时光荏苒，这个不同凡响的朝代距今已经千年之远，然而它留下的精神遗产、时代印记和重重疑问，仍为今人铭记和探求。
未局限在传统面面俱到的断代史，本书是一部崭新的宋代史，将看似无序却又存在内在联系的史事串联，可见作者的匠心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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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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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1965年出生，四川简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宋代特殊群体研究》《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主要论文有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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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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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v
前 言 vii
第一章 两宋政局之演进 1
第二章 祖宗家法与传统国策 17
第三章 北宋的社会变革运动 49
第四章 宋代的政治制度 77
第五章 法制体系 125
第六章 社会经济 159
第七章 国计民生与货币金融 213
第八章 繁荣的城镇与城市化进程 265
第九章 宋代的社会结构 307
第十章 宋人的社会生活及习俗 327
第十一章 教育与科举 383
第十二章 文化的昌盛 413
第十三章 宋朝与周边民族 497
第十四章 宋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 565
附 录 587
大事年表 588
帝系表 613
注 释 614
参考书目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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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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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断代史的写作，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左右，其间甘苦自知。编写大学生使用的教材，笔者首先要考虑的有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如学术著作一样过于专业，以免学生难以理解，因而要尽可能地以平实的语言进行客观描述。二是必须尝试一些新思维，以前出版过几部宋朝的断代史，内容大同小异，其最大的优点在于知识的系统性，基本上是将重点放在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层面。本书试图突破这种结构的束缚，除了用少数章节叙述宋朝的制度以外，更多地侧重于宋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在公权力方面，则是关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的统治“术”等。这些都是不同于以往的，或许上述思路尚不成熟，但毕竟呈现了某种新模式供人参考。三是切忌面面俱到，而是凸显某些“点”，以免流于对两宋历史的浮光掠影。为达成这一目的，本书主要是通过外围的分进合击，力争将以前为人所忽略的史实写得更清楚、更透彻一些。其中城市化进程问题，笔者并无把握，于是邀请云南大学吴晓亮教授代为执笔。之所以做如此处理，实际上是为了使本书具有适当的深度和广度，避免过于浅显。四是要尽可能吸取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反映迄今为止宋代史研究的新进展。
诚然，以笔者的学识和能力，几乎无望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但朝着这些方向努力则是完全有必要的。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还需要等待读者的评判。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出版社编辑部的大力协助，在此，对出版社的编辑诸君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对研究生石俊英、孙健、侯贝贝、刘雅萍为本书付出的艰辛劳动也一并致谢。
第二章 祖宗家法与传统国策 第二节 治国之策
四、守内虚外
宋初面对强大的契丹政权，宋太祖被迫采取守势，但并没有放弃收复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他一方面积极整顿边防，训练军队，准备以武力解决；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做了充分准备，从每年国家财政中提留部分钱物，另设封桩库，希望用所储备的财物与契丹人做交易，从他们手中将十六州之地赎回来，如果契丹人不同意，那么就用这些钱招募勇士，武力攻占。
宋太宗继位后，在灭掉契丹保护下的北汉以后，太平兴国四年（979），他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决定向燕京进军，很快便将燕京城围了起来。但辽朝派大将耶律休哥增援，在高梁河与宋军大战，宋军抵挡不住，溃不成军，宋太宗逃到涿州，乘驴车回到开封府。太平兴国七年（982），辽景宗耶律贤去世，辽圣宗耶律隆绪继位，其母萧太后执掌朝政。宋廷上下不少人认为是绝好的机会，于是宋太宗派三路大军伐辽，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经过这两次巨大挫折以后，宋太宗锐气尽失。尤其是高梁河战败后，太宗逃跑路上一度与朝廷失去联系，朝中一部分官员准备另立赵匡胤之子德昭为帝，这给他以惨痛的教训；加上四川地区王小波、李顺的起义等因素，迫使宋太宗调整内外策略。淳化二年（991），他向朝中大臣谈了自己的想法：“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24可见宋太宗晚年，“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在他看来，外忧仅仅是“边事”而已，不会构成对赵宋王朝的根本威胁，而只有“内患”才是心腹大患，实际上是要重点防范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人物”和被压迫者的反抗。本来，太宗的这一策略存在莫大的疑问，但他的子孙们将其视为祖宗家法，始终恪守不渝，将它作为维持政权的灵丹妙药加以继承，终于使北宋为金朝所灭。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赵宋最高统治者的对外方略彻底改变了。首先是调整了作战部队的部署，将大部分禁军分布在都城开封府及其周围地区，其中开封府就驻扎了禁军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而且基本上是挑选战斗力强的部队。而广大的南方地区却很少驻扎禁军，北方边境的兵力因此也明显不足。
其次是形成了消极防御政策。宋太宗几度与契丹人交手失败后，面对不断向南进攻的辽朝军队，宋廷不是考虑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歼灭其作战部队，而是命令士兵在宋辽边境的平原地区开挖塘泊，利用河渠湖泊筑堤蓄水，形成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海边长达九百里的防线，以防止契丹骑兵的冲击。再如与西夏的战争过程，本来西夏国土面积小，人口少，财力不足，从实力上很难与强大的宋朝相抗衡。宋朝在宋夏边境地区有军队三十万左右，但分兵四路，由四名文官主持军务。相反，西夏军队却集中十万左右骑兵，选择宋军防御的弱点或战略要点从不同的区域重点突击，等宋军从相关地区调集军队后，西夏军队又很快撤了回去，从而使宋军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宋军基本上也是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使蒙古军队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从而招致了赵宋王朝的灭亡。
总体而言，宋朝无论是对辽朝、西夏，还是对金朝、蒙古，基本上都是采取分兵防御的政策。加之宋军以步兵为主，使宋军行动迟缓，战略战术呆板，战法极不灵活，机动作战能力极差，前线统军文官因而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以消灭敌方的作战部队。尽管宋朝很多士大夫意识到了分兵防御的严重危害，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朝皇帝并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很显然与宋朝的传统国策有着密切关系，其用意无非是为了防止文官武将权高位重，以便皇帝分而治之，使他们不至于危及皇帝的地位。
再次，“守内虚外”的重点是力争消灭政权内部威胁皇权的势力。在这种背景下，宋朝皇帝对在外统兵的将帅采取了极端的防范措施，尤其是对武将，几乎一直存在不信任和猜忌，这也是宋朝历代皇帝始终恪守不渝的家规。为了防止武将势力的膨胀，宋朝皇帝不仅不敢授武将以重兵，委武将以全权，而且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制约并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从中御”方略。所谓“将从中御”，就是皇帝和朝中大臣钳制和干预前线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剥夺前方将领的临机处置权。北宋太宗、真宗时期，皇帝居于深宫之中，将帅出征之际，几乎都要预先授以“阵图”，要求前方将领在何处用兵、如何排兵布阵等；同时派遣宦官随军监督将领执行朝廷阵图的情况，随时向皇帝汇报，不容有变通的余地。
这种不切实际、守株待兔的“锦囊妙计”在北宋前期盛行一时。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派数名将领领兵八万在满城（今河北满城）迎战辽军，宋太宗预先给他们的阵图要求分为八阵，统兵将领崔翰等人依图布阵，另一将领赵延进却发现宋军星罗棋布，容易被各个击破，主张改变阵形，但崔翰等人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来赵延进、李继隆等统兵将领表示愿意共同承担责任，于是才决定分为两阵。因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才有恃无恐，敢于承担责任，结果取得了胜利。“将从中御”政策实际上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完全不了解前线情况的瞎指挥，尤其在战场上，敌我双方形势瞬息万变，而宋军将领和士兵却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其结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很多庸将也欢迎皇帝的阵图和策略，只要他们严格按照皇帝的方略行事，即便失败，他们也能逃避责任，不受追究，从而助长了将领们不思进取之风，大大限制了他们军事才能的发挥。
自宋仁宗以后，尽管皇帝不再预先给阵图，但“将从中御”的政策并未改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南宋初年，宋高宗便是通过宰相和执政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御诏来指挥前线战事的。绍兴十年（1140），岳飞率领将士北伐中原，节节胜利，收复了洛阳、许昌等许多军事重镇。在这种大好局面下，宋高宗赵构以十二道用金字牌传递的手诏要求岳飞班师还朝，丧失了恢复中原的绝佳机会。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所有支持岳飞、主张抗击金兵入侵的官员几乎都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被贬逐。岳飞之死，既是宋初以来防范武将政策的延续，也是“将从中御”的绝妙注释。正因为如此，宋代前线将领几乎变成了由皇帝牵线控制的木偶，由皇帝操纵自如，这样的军队无疑是难以克敌制胜的，由此就不难理解宋代“积弱”局面的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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