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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传统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国内史学中坚学者联合打造，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
※史学大家为大众撰写的诚意力作，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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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经过先秦时期漫长的积淀，中国历史进入秦汉时期。从秦始皇实现统一至曹丕代汉，这近四个半世纪的文明进程中，最显著的历史标记是帝国的成立和汉文化的繁荣。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的历史表演。这一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深刻影响着中国此后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
《秦汉史：帝国的成立》所关切的，正是这一时期突出的历史进步和辉煌的时代精神。全书以传世文献记载为基础，结合考古文物资料，叙说了帝王将相们政治军事的成败得失，也展现了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生产与生活。通过秦汉英雄、名士、农人、工匠的事迹，或可体验中国文化少年时代质朴刚健的社会精神。
《秦汉史：帝国的成立》全书六篇，描绘出秦汉曲折的历史走势和雄大的文化气象。前四篇分别描述秦史、西汉史、新莽史、东汉史的大致趋势。第五篇讨论秦汉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文化创造，兼及妇女地位与儿童生活。第六篇以“秦汉历史的转变”为主题，涉及儒风的流布与正统意识形态秩序的形成、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社会生活的节奏、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重心的东移。读者通过作者的叙述，既可把握基本历史脉络，又可体会帝制奠基时代的社会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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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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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称谓研究》《秦汉交通考古》《秦汉名物丛考》《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等学术专著4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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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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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前 言 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序 章 秦汉历史舞台的背景
第一章 秦的统一
第二章 秦政的风格
第三章 千古一帝
第四章 大泽乡暴动
第五章 楚汉春秋
第六章 汉并天下
第七章 文景无为而治
第八章 汉武帝与汉武帝时代
第九章 昭宣中兴
第十章 元成哀平时代
第十一章 从“居摄 ”到“始建国 ”
第十二章 新政的试验
第十三章 新莽王朝的覆灭
第十四章 刘秀的帝业
第十五章 经学普及的时代
第十六章 田庄生产与豪族经济
第十七章 东汉政治生态
第十八章 东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第十九章 东汉晚期政治危局与黄巾之乱
第二十章 秦汉人的物质生活
第二十一章 秦汉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十二章 秦汉人的文化创造
第二十三章 秦汉妇女的地位
第二十四章 秦汉儿童的生活
第二十五章 儒风的流布与正统意识形态秩序的形成
第二十六章 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
第二十七章 秦汉社会生活的节奏
第二十八章 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重心的东移
附 录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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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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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对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断代史的总体的描述，需要把握基本的历史线索，介绍主要的历史事件，说明突出的历史特征。至于重视新出考古资料的利用，也是必须注意的。总结整个历史过程，尤其要有适当处理详略、重轻、主次诸问题的考虑。而对显著的历史运动的走向的判断和对历史现象的规律性的分析，无疑对执笔者提出了可能是更高的要求，就是综合的功力的要求。
断代史的全面概括，应当以具有比较充备的专业知识、比较深厚的理论素养、比较敏锐的历史感觉为前提。而综合考察的学术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
回顾个人的学术道路，从西安到北京，从选择秦汉史作为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方向算起，至今从事秦汉史研究已经有二十六个年头了。得益于导师林剑鸣教授以及何兹全教授、史念海教授、方诗铭教授、林甘泉教授、李学勤教授等学者的教诲，在研究进程中蹒跚而行，先后有《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7 月）、《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10 月）、《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10 月）、《简牍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1 月）、《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2 月）、《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12 月）、《汉武英雄时代》（中华书局2005 年8 月）、《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 年12 月）、《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9 月）等几种以秦汉史为研究主题的小书出版，其中各有缺陷，自不待言，对于“ 秦汉史”研究完成一部体现出综合之功的断代史专著，始终以为难以胜任。虽然也曾经尝试着学习进行这样的工作，然而绝不敢自以为成功。其中有因为个人疏误导致的教训，内心深以为恨。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7 月版《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秦汉三国部分由我执笔，其中出现不少疏误，承北京大学刘华祝教授、西北大学田旭东教授指出。武汉大学何德章教授撰文《高教版“ 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大学教学》2003 年第8 期），亦多有指教。朋友们的教正，是值得深心感谢的。而自己因撰写过于匆促，心境未能从容，以致个人错误随教材印行，贻误甚广，至今痛心。
现在承三民书局之命，又大胆承担了这一部《秦汉史》的撰写任务，这有试图补过的意思，自然也暴露出在由“知天命”的岁数向“耳顺”的岁数迈进的时候期求将学力再提升一点点的野心。不过，交稿早已逾期，呈奉三民书局朋友的依然是仓促之作。
好在其中毕竟有笔者点滴的、片断的研究心得。拿来请读者指教，是研究者的义务，也是研究者的责任。热诚期望得到批评，特别是年轻的秦汉史研究者和关心秦汉历史文化的朋友们的批评。
我们在教学、研究和日常学术交往中已经发现，一些富有学术潜力的史学新人正在成长。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他们个人的光明的学术前景，预示着秦汉史研究进步的新的曙光。
王子今
2008 年10 月7 日
北京大有北里
中信出版集团新版承责任编辑张文华精心工作，纠正了许多错误，曾磊、曲柄睿、吕壮等青年学人也认真校读，提出了不少修订建议，使得一些疏失得以补救。谨此致谢。
王子今
2016 年12 月6 日补记
第十二章 新政的试验
面对西汉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深重的政治危局，王莽正式取得帝位之后，即附会古礼，托古改制，期求以社会改革的形式，调整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改善国家效能，希望恢复政局的稳定。王莽新政的试验没有成功。
第一节 王田私属
西汉末年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
汉哀帝时，师丹辅政，曾经建议以限田、限奴婢的形式缓和社会矛盾。汉哀帝发布诏书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聚集奴婢、田宅，没有限制，与民争利，百姓往往失业，重困不足。他指示朝臣制订予以限制的条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随即制订了限定的额度和限制的措施。规定贵族官僚及一般民众皆得名田，诸王、列侯得名田于国中，列侯在长安者及公主得名田于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的数额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限定数量，诸侯王为二百人，列侯、公主为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为三十人。以三年为期，“犯者没入官”，即违反这一规定的要受到严厉的惩处。然而这一设想遭到了当政的外戚、官僚的激烈反对，并没有能够真正实行。
王莽也认识到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是西汉末年社会问题的要害。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9）下令，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都严禁买卖。他又参照孟子曾经说到的“井田制”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原则，宣布凡男口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应当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中无田和少田的人。没有田的民户，则按照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
王莽的这一措施，意图在于缓和土地兼并造成的矛盾，同时防止农民奴隶化。但是诏书颁布之后，分田授田的规定并不能够真正落实，仅仅只是冻结了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地主、官僚和工商主当时违禁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致获罪的不可胜数，于是纷起反对。王莽无力坚持，只得在始建国四年（12）宣布买卖土地和奴婢不再治罪，承认了这项改革尝试的失败。
地皇三年（22），王莽在新朝政权崩溃的前夕，最后废除了关于王田、私属的法令。
第二节 五均六筦
在王莽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中，又有被称为“五均六筦”的城市经济政策。
“五均六筦”，即“五均赊贷”和“六筦”的制度。王莽曾经试图通过这一形式，改善对工商业和财政的管理。
“五均六筦”，即对六种经济活动实行管制，包括对盐、铁、酒实行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以及五均赊贷（即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管制，并办理官营贷款业务）等。
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简文：“……枚，缣素，上贾一匹直小泉七百枚，其马牛各且倍，平及诸万物可皆倍。牺和折威侯匡等所为平贾，夫贵者征贱，物皆集聚于常安城中，亦自为极贱矣。县官市买于民，民……”3简文中所谓“牺和折威侯匡”，可能就是《汉书·食货志下》中说到的主持“五均六筦”的“羲和鲁匡”。事实证明王莽时代推行的“五均赊贷”制度不仅限于“盐铁钱布帛”，可能也曾试图涉及物资，包括“马牛”，“及诸万物”。
当时实行“五均”的六个城市，称为“五均市”。“五均市”就是：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邯郸（今河北邯郸）、临菑（今山东淄博东）、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今四川成都）。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当时颁布诏令说，《周礼》有“赊贷”制度，《乐语》有“五均”形式，传记等诸种典籍又多说到“斡”，其作用在于使众庶得到平均，使兼并得到抑止。于是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其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分别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当时，新朝政府宣称希望通过类似的经济管理方式，限制商人对农民的残酷盘剥，制止高利贷者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以完备国家的经济制度，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但是，这些措施也多有不利于实行的成分，遭到了工商业者的联合反对，导致了明显的经济混乱。
王莽政权的最高决策集团，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时，没有经过成熟的理论思考；在推行改革的法令和措施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说明。他们只是简单地以传说中古代圣王的制度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分田授田的规定，是依照孟子所谓“井田制”一夫一妻授田百亩的原则制定的。“五均六筦”制度的名号，也是儒者刘歆以古文经《周礼》和《乐语》为依据提出来的。
耐人寻味的是，“五均”政策本来是以汉武帝“平准法”为基点制定的，而“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也都是承袭汉武帝旧制，酒的专卖在汉武帝时代也曾经实行，但是新法的宣布，并不对汉武帝时代制度的利弊与成败进行总结和说明，却只是以古制相标榜。
“五均六筦”法实行了十数年，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收效。到王莽地皇二年（21），设计和主持“五均六筦”的刘歆、鲁匡在朝廷议政时受到公开指责。王莽“以百姓怨非故”，考虑到“众意”的压力，将鲁匡降职，已经对“五均六筦”政策表露出否定的倾向。然而这一政策还没来得及正式废除，王莽的新朝政权就覆亡了。
第三节 分州定域
王莽据说素好鬼神，迷信符命，惊惧变怪，政治行为往往“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事事都要在圣王事迹和儒学经典中寻求根据。虽然王莽改制缺乏完备的改革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点表现出盲目复古的倾向，只是简单地“追监前代”，“专念稽古之事”，但是新朝所试图进行的政治文化区与经济文化区的重新划分，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文化地理观正逐步走向成熟。
王莽先据《尚书·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又据《禹贡》改为九州。他又曾经“以《周官》《王制》之文”更改地名和官名，将政治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计划也列入了日程。
汉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曾经因为“皇后有子孙瑞”，开筑了由长安翻越秦岭通达汉中的子午道。子午道的开通，是地理与人文相互印合的特殊的史例，反映了当时神秘主义观念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
《汉书·王莽传上》记载，王莽期望在处理四夷之事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以为当时“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外交在北方、东方和南方都多有创获，只是在西方并不理想，于是派人多持金币引诱塞外羌人献地内属。随即有羌人首领良愿等率其部族一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王莽说，当时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于是以所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期望奄有四海，透露出王莽地理观的政治文化基点。此后，又增置五十条新法令，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多以千万计，事实上开始了大规模充实西海的移民。
王莽又按照传说中先古圣王的行政区域规划，讨论确定州名及州界问题，以经义正十二州州名、分界。王莽始建国四年（12），又以“为万国主”的身份，宣布“分州定域，以美风俗”，再次讨论了十二州和九州的建置问题。这一次则确定按照《禹贡》中提出的制度，置定九州。
王莽的新朝建立之后，一时志欲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于是又以强制性的行政方式确定了所谓“天下”“四表”。《汉书·王莽传中》记载，其东出至玄菟（郡治在今辽宁新宾西南）、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南）、高句骊（在今辽宁东部）、夫余（在今吉林中部）；南出则逾徼外，历益州；西出则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庭。
西方和南方，为了追求“九族和睦”的虚名，“尽改其王为侯”，将边地少数部族领袖由“王”贬称为“侯”。又授匈奴单于印，变易文字，不再称“玺”而改称“章”。匈奴单于称谓也被改为“降奴服于”。王莽轻视边地少数部族的做法导致了边境的动乱，一时匈奴单于大怒，东北与西南夷发生变乱，西域地区也随即因此叛离。
王莽时代大规模更改地名，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笑柄。他在建立新朝之初，就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又更名长乐宫为常乐室，未央宫为寿成室，前殿为王路堂，长安为常安。郡县名称也纷纷更改。尤其引起行政烦乱和民间不便的，是地名的反复更改。《汉书·王莽传中》说，地名往往一年之内反复变更，有的郡名甚至先后五次变易，而最终又恢复原名。地名的频繁变化，使吏民不能明辨，于是每次颁布诏书涉及地方政策时，不得不在新地名之后说明原先地名。王莽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随意性很强。心血来潮，朝令夕改，“号令变易”，“数变改不信”的情形相当多见。
西汉末年经济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关东地区从非政治重心的基点出发，经过累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取得了其生产形势可以牵动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秦代及西汉前期实行“强干弱支”“强本弱末”的政策，以行政强制的方式剥夺关东地区，从而导致“东垂被虚耗之害”的做法，在当时已经被有识之士所否定，以为“非久长之策也”。
王莽专政时，最高执政集团已经看到了这一形势。当时所谓“分州定域”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基本观念的调整，已经表现出对东方地区经济文化优势的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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