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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杨天石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2.参与编写1955级北大中文系集体编著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3.师从游国恩、林庚、冯钟芸、吴小如、季镇淮、王瑶、吴组缃、杨晦、吕德申、郑奠、萧雷南、魏建功、王力、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甘世福、梁东汉等名师。
4.写作多篇文学相关文章
5.作者杨天石后成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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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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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文史大家杨天石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读书札记，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执笔参与已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红皮本与黄皮本）的部分章节。他多年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专题研究，本书包括了作者从北大中文系开始至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对名著、诗歌、散文等多种研究，并对“近代诗歌”第一次做了完整、系统的叙述，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和见解，是作者一生研究中国文学的精华论选，也是文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文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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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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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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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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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寻求历史的谜底》序 金冲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杨天石文存》序 金冲及
《杨天石文集》序 刘梦溪
宽广的视野、深厚的功力 王奇生
——2023 年 4 月 19 日在香港三联书店读者见面会上的讲话
《中国古典文学论衡》自序
“城中好高髻”的联想 1
向西汉新贵族敲响的警钟 4
——读枚乘辞赋《七发》
一、“楚太子”的“病”源于生活“奢侈” 4
二、政治规劝 7
三、生活腐朽与政治变质 9
李白最佩服的南齐诗人谢朓 11
一、南齐的杰出诗人 11
二、山水诗的成就超过谢灵运 20
孕育了陈子昂的是上升发展的时代高潮吗？ 26
——与林庚先生商榷
说王维《终南山》诗中的“隔水”二字 30
两句唐诗的启示 32
唐诗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 34
元结（723—772）、顾况（727—815）和《箧中集》 34
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39
唐诗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理论基础 43
白居易诗歌的人民性 48
一、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揭露与鞭挞 48
二、边疆各族侵扰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 50
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 51
四、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关心妇女、寒士和穷苦农民 53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性 56
附论：《长恨歌》与《琵琶行》 62
白居易后期诗歌的消极倾向 66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 70
张籍（768—830）、王建（765—830）、
元稹（779—831）、李绅（772—846） 70
三说李商隐 76
王充以后又一人 76
古来情语爱迷离 78
牙旗玉帐真忧国 81
补说李商隐 84
——政治讽刺诗第一人
晚唐皮日休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潮再兴 91
杜牧的《清明》诗 96
朱熹的“变天”诗 98
南宋词述略 102
《水浒传》的伟大成就及其悲剧结局 106
农民革命风暴的产物 106
官逼民反 108
以暴抗暴的革命颂歌 110
人民英雄赞 113
受招安的悲剧结局 116
《水浒传》的艺术性 118
宋江与儒学 124
——旁门说《水浒传》之一
“隐恶扬善” 124
尊卑“有序” 125
“理合如此” 125
宋江之死与忠义之道 127
——旁门说《水浒传》之二
金圣叹砍《水浒传》和明末农民起义 131
金圣叹的“当世之忧” 131
明朝政府招安政策的破产 133
掩盖了宋江投降派的真面目 135
论《西游记》 138
一、从宗教故事向神话的演化 138
二、吴承恩的生平和思想 140
三、孙悟空 142
四、唐僧和猪八戒 146
五、“佛法无边”与其他 148
六、《西游记》的艺术性 149
《西游记》的情节衍变与主题虚化 154
一、《西游记》没有主题 154
二、无数民间说书人和戏曲艺人的创作 155
三、宗教故事的骨架与说书人敷施的血肉 155
四、神话中的世态与人间影子 156
论《杨家将传》 158
论《封神演义》 161
突出地表现“诛暴君”的思想 161
商纣王式的统治者可以推翻 162
论《金瓶梅》 166
略谈袁中郎的诗 170
为商民呼吁的袁中郎诗 182
从刘效祖的《挂枝儿》说到艺术的露与藏 185
晚明文学理论中的“情真”说 188
一、一个新的文学价值观的提出 188
二、尊“情”黜“性”，反对道学，反对封建说教 190
三、反对拟古主义，提倡表现自家真面目 196
四、历史功过 198
关于宣南诗社 200
一、成立始末与活动情况 201
二、“国家闲暇可清吟” 204
三、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和宣南诗社的关系 205
四、宣南诗社传说的产生 206
西郊落花何处寻 209
——读龚自珍《西郊落花歌》
风雷的召唤 213
——论龚自珍的诗
一、抨击专制，憧憬新时代、新人材 214
二、瑰玮奇异，汪洋恣肆，独辟新境界 224
三、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人和诗作 230
龚自珍的戒诗与学佛 233
一、“观心”与“戒诗” 233
二、第二次“戒诗” 236
三、“戒诗”与逃禅 237
四、先进思想家的痛苦与挣扎 240
鸦片战争时期诗人（上） 242
魏源 242
林则徐 245
? 附：青史毕竟有是非—读林则徐诗有感 248
张维屏 252
?附：读张维屏《新雷》诗 255
朱琦 257
林昌彝和《射鹰楼诗话》 258
鸦片战争时期诗人（下） 261
陆嵩 261
黄燮清 263
姚燮 265
贝青乔 267
无名氏的讽刺诗 269
黄遵宪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273
一、黄遵宪的生平与思想 273
二、黄遵宪的文学主张 277
三、黄遵宪的诗作 281
晚清的“诗界革命” 288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蒋智由、丘逢甲等新派诗人 294
康有为 294
梁启超 298
谭嗣同 301
?附：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 305
蒋智由 307
?附：《奴才好》不是邹容的作品 309
丘逢甲 310
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揭露和谴责 312
揭露和谴责了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方案？ 312
这是哪个阶级的揭露和谴责？从属于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怎样认识它
们的社会作用？ 317
批判几种对“谴责小说”的揭露与谴责的错误认识 320
歪曲晚清现实的《文明小史》 325
一、如何描写新的社会阶层 326
二、如何描写新的斗争 330
三、理想人物 331
从《庚子国变弹词》看李伯元作品的思想倾向 335
一、污蔑义和团，为中外反动派对义和团的血腥镇压拍手叫好 336
二、美化帝国主义，为侵略者开脱罪责 338
三、宣扬帝国主义的武力，鼓吹妥协求和 340
四、美化出卖民族利益的统治者，散播对清王朝的幻想 342
晚清小说中的复古主义思潮 345
一、宣扬旧道德 345
二、贬抑新思潮 348
三、对民主革命的恐惧和对抗 352
陈范与《红楼梦》研究 354
曾朴传 357
陈三立传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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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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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汉新贵族敲响的警钟
——读枚乘辞赋《七发》
在西汉前期的辞赋中，枚乘的《七发》是篇很有特色的作品。
《七发》属于骚体流派，但又有创新发展。它批判两汉新贵族的腐朽生活，含蓄地讽喻吴王刘濞的分裂、复辟行为，今天读起来还能给人不少启发。
一、“楚太子”的“病”源于生活“奢侈”
枚乘（约前 210—前 138 ？），字叔，淮阴人。生活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曾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下边做过文学侍从之臣。死于汉武帝初年。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七发》一开头就痛骂贵族的腐化，指出楚太子已经得了重病。正是：邪气侵犯，心烦意闷；耳聋目暗，神智昏昏；体衰力竭，百病齐生。文章向他们大喝，长此不治，“大命乃倾”，就要完蛋了。
枚乘认为，腐朽的生活方式乃是得病的根由。《七发》中，吴客向楚太子直率地指出，你的病，就是因为房子住得太好，饭菜吃得太油腻，衣服穿得过暖，伺候的美女太多，日夜纵欲享乐的结果。吴客说：放纵耳目的欲望，追求肢体的安逸，就会影响血脉的和畅，进进出出离不开车子，就是瘫痪的预兆。幽深清凉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砍伐生命的利斧，美酒佳肴是烂肠的毒药。吴客认为，迷恋腐朽的生活就等于是甘心吃毒药，在猛兽的爪牙下面戏耍，必将断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枚乘的这些思想，是值得人们永远记取的真理。
枚乘认为，要治疗纵欲享乐病必须首先治疗病人的思想。文章中，吴客曾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打猎、观涛等方面去启发楚太子。当吴客谈到打猎、观涛时，楚太子的面部有了喜色。最后，吴客表示要推荐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来，共同“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让楚太子听到世界上最精妙的理论—“要言妙道”，于是，楚太
子出了一身大汗，一场重病突然好了。
治病要治根。打猎固然可以活动筋骨，观涛可以新耳目，但是，关键在思想。当一个人能正确地认识“万物之是非”时，他必然能脱离低级趣味。志趣改变了，就会鄙弃腐朽的生活方式；真理的阳光晒到了，毒菌就会灭亡；思想境界提高了，精神就会振奋。对于一切迷恋腐朽生活的病者来说，枚乘所开出的都是一剂对症的良方。
西汉初期，新兴地主阶级曾经是革命的、生气勃勃的；限于长期战争以后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一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的生活也是比较俭朴的。据历史记载，当时连皇帝都准备不出四匹毛色纯一的马来驾车，有些将相则只能坐牛车。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没有大规模地增建过宫室园林，穿戴、车马、玩好等也不讲究。一次修建露台，约需费用百金，刘恒嫌花钱多，就没有建。他还要求自己的妃子衣服不得拖地，帏帐不得刺绣，用以提倡“敦朴”的社会风气。
对于工商奴隶主的腐朽生活，新兴地主阶级也曾试图从某些方面加以限制，例如刘邦曾经命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加重对商人的租税等。但是到了枚乘生活年代的后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工商奴隶主的生活已经奢侈得非常惊人，他们“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连墙壁都装饰着绣花丝绸。新兴地主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已经严重腐朽，皇族、公卿大夫等官僚们学着工商奴隶主的样子，“争于奢侈”，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越出了自己的等级，“僭于上，无限度”。这些新贵族们已经突破了地主阶级法律所划定的界限，“无限度”地扩大了自己的享受特权。他们有的人，老婆多到几百个，儿子生到一百二十多个，园林大到方广三百余里。有的则公开扬言，做了“王”，就应该
每天“听音乐，御声色”，任意胡搞。
生活上腐朽的程度增加一分，革命朝气就要减退十分。这些新贵族们虽然原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但是，他们的生活糜烂到了这种程度，哪里还会有什么革命朝气！哪里还会保持得住西汉初期的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在腐朽生活的臭泥塘里，他们已经被淹得奄奄一息，像“楚太子”一样得了重病，快完蛋了。
枚乘的时代，汉王朝北部还存在着匈奴奴隶主侵扰的严重威胁，中原、东南等地区的奴隶主复辟势力也正在磨刀霍霍，伺机蠢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亟待巩固。当时的先进思想人物都反对腐朽的生活，贾谊激烈地批判过那正在一天天发展的“淫侈之俗”，晁错也曾总结过赵高篡权后秦王朝“宫室过度，嗜欲无极”的经验教训。枚乘和贾谊、晁错的立场一致，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他不愿意看到本阶级分子的糜烂、堕落，期望他们能从臭泥塘里爬出来，关心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天下”大事。《七发》是枚乘投向腐败的新贵族们的一把批判的匕首，又是向他们敲起的一声洪亮的警钟。
二、政治规劝
《七发》还有着它的言外之意。
《七发》中，吴客曾经对楚太子说：“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从这一点看，它应该写作于吴王刘濞等发动叛乱之前，是给吴国贵族们看的。
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年轻时曾经参加过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的战斗。出于巩固东南地区的需要被刘邦封为吴王，统领三郡五十三城。分封制是奴隶制的残余痕迹，被分封的诸侯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很大的特权。刘濞利用这些特权，在封地内恢复奴隶制剥削，开矿冶铁，私铸钱币，煮海为盐，积聚了大量的商品和货币，“钱布天下”，生活上也日益腐朽。他修建了庞大的园林，搜罗了无数珍奇玩好，过着“富于天子”的奢侈生活。
政治上的反动和生活上的腐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一定腐朽；生活上腐朽，政治上也必然日趋反动。在财富增加的同时，刘濞政治上的野心和生活上的贪欲都无限制地膨胀起来。刘濞这个“暴发户”恨不得一下子把汉朝江山全部抢过来，化为自己皇座下面的私产。他长期装病不朝，暗中大搞阴谋，广泛招纳奴隶主、亡命徒和被汉王朝追捕的反革命，把刘邦对他的期望完全抛到脑后，秘密勾结北方的匈奴奴隶主，竭力反对西汉王朝限制和削弱诸侯王的特权，阴谋推翻中央政权。这样，刘濞这个新兴地主阶级的后代就堕落成为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
刘濞的蜕变不是个别的例子，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旧制度的残余只能滋生旧制度的政治代表，实行分封制的结果只能培养一茬又一茬的奴隶主复辟分子和分裂割据分子。刘邦时代，发动叛乱的有淮南王英布等一批新贵族，文帝刘恒时代，发动叛乱的有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等新贵族，而在景帝刘启时代，和刘濞串连在一起的又有楚王、赵王、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等又一批新贵族。他们在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后，正在揣时度力，待机求逞。
把《七发》放到这一政治斗争的背景中去考察，那么我们对它意义的认识就会更深一层。
《七发》中楚太子的病实际上是刘濞一类新贵族生活的写照。楚太子的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而且暗喻刘濞一类新贵族政治上的分裂病、复辟病。枚乘是在通过生活问题含蓄地对刘濞等进行政治上的规劝。《七发》中，吴客批评楚太子有“浩唐之心”，“浩唐”就是浩荡，它不是在隐约地批评刘濞之流正在膨胀的政治野心吗？《七发》中，吴客还曾建议楚太子，接触“世之君子”，“变度易意”。度就是计划，意就是念头，它不是在要求刘濞之流摆脱奴隶主势力的包围，亲近地主阶级，改变分裂、复辟的打算吗？“久执不废，大命乃倾”，这是妙语双关，警告刘濞之流，如固执不改，必然垮台完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这是在建议刘濞之流研究研究理论问题，搞清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了。
由于枚乘是刘濞手下的臣子，也由于刘濞反对革命的事业还处在弯弓待发阶段，“其事尚隐”，所以枚乘只能这样苦心地、隐约地做文章。
在《七发》之外，枚乘还写过《上书谏吴王》和《上书重谏吴王》两篇文章，它们是《七发》的补充性的阐发。在《上书谏吴王》中，话还是暗示性的。“危于累卵，难于上天”，枚乘暗示刘濞：发动叛乱不仅危险，而且办不到；人如果做了“弃义背理”的事，只能自取灭亡。
当然，刘濞这种野心家是不会接受任何正确意见的，枚乘不愿意再在他身边待下去，便和邹阳等人一起离开了他，跑到梁孝王刘武手下。
公元前 154 年，刘濞公开发动叛乱，枚乘于是又写了《上书重谏吴王》。枚乘不了解，刘濞这种人不可能劝回头，只有使用武器的批判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总是劝啊，劝啊，这是枚乘的局限。
在《上书重谏吴王》中，由于刘濞反革命的弓箭已经射出，所以枚乘的话也就说得清楚明朗了。他警告刘濞，发动吴国的士兵去反抗西汉中央政权，就像用烂肉去碰利剑，一定要失败。然而，利令智昏，刘濞正在自称“东帝”，热烈地做着皇帝梦。他自以为有了几十年的准备，“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军事上、物质上都已经有了相当基础，必胜无疑。
一切反动派总是错误估计了形势，刘濞起兵不到三个月，就被打得兵败军散。卅年准备，一朝垮台，结果仓皇夜遁，被别人砍下脑袋，装在盒子里，到处传观。
《七发》中楚太子的“病”是好了，这反映了枚乘的善良愿望；现实中楚太子—刘濞的“病”却一天天严重，最终送掉大命，彻底完蛋，这反映了历史的规律。
历史上，凡是搞分裂、搞复辟的头子，大都是改不过来的。
三、生活腐朽与政治变质
尽管《七发》对刘濞之流没有发生作用，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有意义的。在阶级社会中，生活腐朽，政治变质乃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枚乘生活的时期，地主阶级从总体看，还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正在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力图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专政，因此它才可能提出这一问题。但是腐朽生活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也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在《七发》中，枚乘提出以“要言妙道”来医治腐朽享乐病，这一思想有它的深刻性，但是剥削阶级不可能有这种真正的“要言妙道”。
彻底抵制腐朽的生活作风，永葆美妙的革命青春，这，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做到。
方志敏同志曾经说过：“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稀）罕闲逸，宁愿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
方志敏同志这段话所展示出来的乃是无产阶级最美好的精神境界，无产阶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精神境界，乃是因为它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劳动阶级，是肩负着解放全人类，彻底埋葬旧世界这一伟大任务的革命阶级，是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一“要言妙道”的阶级。
今天，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存在，有些人总想用尽一切办法来和我们较量，其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他们进攻和腐蚀我们的手段之一，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的蜕变也往往从生活作风开始。我们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列宁曾经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泽东由此指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种“一部分”，我们要建议他们读一读枚乘的《七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治一治自己的病。
录自杨天石未刊手稿。
三说李商隐
王充以后又一人
提起李商隐，人们大体都知道，他是晚唐的一位著名诗人，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具有强烈反传统思想的异端思想家，堪称王充以后又一人。李商隐有一篇《上崔华州书》，中云：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中国人过去有两大弊病，一是好尊崇古代，一是好制造偶像。人们爱将夏、商、周说成是好得不能再好的黄金时代，把周公、孔子说成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超级圣人。于是，一切以古为法，以周公、孔子之言为准，似乎只有这两位才有发现和掌握真理的资格，们的话，句句都是“道”的体现，人们只要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就可以了。然而，李商隐偏不信这个邪，说是：“道”并非周公、孔子“所独能”，我李商隐和周公、孔子同样是人，也都能发现和掌握“道”（俱身之耳）。因此，治国、平天下（行道）不必区分今古，写文章不必从经书、史书中找依据，也不必顾及当代忌讳。你看，李商隐的口气有多大，多么狂妄！幸亏唐代没有“四人帮”一类人物，否则必定被打翻在地，被定成什么“反周、孔分子”不可。
李商隐的上述思想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他还有一篇《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内称：
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耳。次山之书曰：三皇用真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书，可以无乎？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耶！
次山，就是元结，中唐时期的一位文学家。大概当时有人批评元结“不师孔子”，这当然是个极为严重的批评，严重得可以丢官、抄家、身败名裂，然而李商隐却不以为然，一句“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表露出对孔子的几分不敬；又一句“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就将孔子摆到了一个正常的系列中。真理的发展是一条既漫长又宽阔的历史大道，在这条路上，前有逝者，后有来人，谁也不能垄断真理，谁也不能终结真理，不会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列耶！”在李商隐看来，三皇五帝各有其治国、平天下之道，各不相师，各因所宜，自然孔子的那一套也不必师守不变。
自汉代儒学ding yu yi zun 后，孔子的地位就日渐升高，于是，有王充出而挑战。中唐以后，韩愈作《原道》，把周公、孔子作为尧、舜以后代代相传的“道统”重要环节，孔子的地位再次升高，于是有李商隐出而挑战。明乎此，就会明白《旧唐书》为什么批评李商隐“恃才诡激”了。
古来情语爱迷离
龚自珍《天仙子》词云：
古来情语爱迷离，恼煞王昌十五词，楚天云雨到今疑。铺玉版，捧红丝，删尽刘郎本事诗。
屈原的弟子宋玉写过一篇《高唐赋》，叙述楚襄王游高唐，梦中与巫山神女相遇，神女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后来李商隐作诗云：“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龚自珍词中的“楚天云雨到今疑”即从李商隐诗蜕化而来。
龚自珍本人写过不少爱情诗，自然他也读过不少古代的爱情诗。“古来情语爱迷离”，这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许多文人爱情诗词的共同特点。它们往往是“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这种情况，尤以李商隐最为突出。何以然？前人好以恋爱对象的神秘来解释。这当然有其道理，恋爱属于
私生活，谁愿意说得明明白白！但是也还有别的原因。
和民间文学比较起来，中国古代文人的爱情作品相当不发达。这一主题，在许多情况下被封建统治者和封建礼教扼杀了。陶渊明的《闲情赋》虽然自称目的在于“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但萧统还是认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元稹写过不少“古今艳体”诗，但他在给白居易写信时却要特别声明，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育。据他说，“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由此想到，今天的女士们可真幸福，她们在描眉画目、涂口红、着时装时不用担心挨批判了。
唐代的礼教不像宋以后那样严酷，但对李商隐也不是没有影响。他的有些诗，明明写爱情，却偏要盖上政治的纱幕。例如，他写过一篇《西溪》：
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色染妖
韶柳，光含窈窕萝。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凤女弹瑶瑟，龙孙
撼玉珂。京华他夜梦，好好寄云波。
据考证，此前李商隐死了妻子，本诗是悼亡兼怀念远在京都的儿女之作。然而就是这样一首诗，被传到他的上司节度使柳仲郢那里去了，幸而他的上司相当开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和了一首。于是，李商隐上书致谢，但是他对写作本诗的解释却是：“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阳，聊裁短什。盖以徘徊胜境，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就是不肯承认这是一首抒发个人感情的作品。
情发于中，不能不写，但是又不愿也不能写得显豁明白，于是，就只有让它“迷离”了。“迷离”的办法之一就是“无题”，不标题目，别人自然抓不着头脑。有些诗只以首二字为题，事实上也就等于无题。“迷离”的办法之二是托之于花鸟虫禽和神话人物，如萧史、桃叶、王昌、阮肇、刘阮妻、萼绿华、杜兰香、洛神、巫山神女、卓文君、牵
牛、织女等等。“迷离”的办法之三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反正不让你看明白。
李商隐的《无题》写的大都是一种艰难的、磨折重重的、无望的，但却又是一种真挚强烈、生死不渝的爱情。从诗中可知，相爱的男女主人公聚散离多，很难见面：
未容言语还分散，少得团圆足怨嗟。（《昨日》）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
不仅如此，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还可能是受压迫、受摧残的：
狂飙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深宫》）
为此，主人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
然而，越是痛苦，越是相爱：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相思，一种至死不改的爱情。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将爱情悲剧写得如此强烈，如此缠绵动人的，只有一个李商隐。
诗如其人，李商隐对妻子的感情相当诚挚。还是前述那位柳仲郢，大概是怜惜李商隐丧妻后生活孤寂，要送一位名叫张懿仙的歌伎给他，但李商隐不愿接受，上书谢绝说：“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
在唐代，家里有几个歌伎，本是很普通的事。韩愈、白居易，谁不是这样？但是李商隐不要。自妻子去世后，他思念旧情，忽忽不乐，于是，就一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这时，他 40 岁还不到。可见他对妻子很忠诚，忠诚得有点“迂”。李商隐出身贫寒，位不过“掌书记”（秘书），他的上司兼岳父王茂元则官为节度使，是方面大员。“结爱曾伤晚，端忧复至今”（《摇落》），可能他和妻子之间婚前有过艰难的相爱经历，有些《无题》诗或许就是他们之间感情生活的记录吧！
牙旗玉帐真忧国
李商隐的《无题》诸诗写得太好、太有名了，所以他留给世人的印象大抵是个风流才子和写爱情诗的能手，其实他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他还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清人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之一云：
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牙旗玉帐真忧国，莫向无
题觅瓣香。
姚莹的这首诗有两个缺点，一是论定李商隐的《锦瑟》是悼亡之作，过于武断，其实它也可能是一首追忆生平的自叙诗。另一缺点是否定李商隐的《无题》诗，显得道学气重了点。不过姚莹的这首诗的第三句：“牙旗玉帐真忧国”，以之论李商隐，却是很正确的。
李商隐《重有感》首二句云：“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全诗写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当时宦官仇士良专权，皇帝被挟制，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合谋，以石榴树上有甘露为名，引诱仇士良等前往观看，准备乘机加以诛杀，但不料事机不密，反为所害。仇士良因之大杀朝官，株连千人。李商隐此诗表达了对宦官专权的愤恨，并期待在外手握兵权的将军们能够兴兵除害。《重有感》之前，李商隐还写了《有感》二首，也是为“甘露之变”而发。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李商隐一而再、再而三地作诗议政，说明诗人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强烈。
姚莹之外，林则徐也有诗论李商隐道：
江湖天地两沦虚，党事钩连有谤书。偶被乘鸾秦赘误，讵因罗雀翟门疏。郎君东阁骄行马，后辈西昆学祭鱼。毕竟浣花真髓在，论诗休道八叉如。
——《河内吊玉溪生》
李商隐是有安邦定国之志的人，其《安定城楼》诗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表明他曾经想先做一番事业，回转天地，然后归隐江湖。林则徐此诗，首论李商隐的用世（天地）和退隐（江湖）之志双双落空，其原因在于他不幸做了王茂元的女婿，被牵连到晚唐的牛李党争中，因此成了牺牲品。继论李商隐的诗虽然后来发展为滥用典故的西昆派，但是李诗得到杜甫的“真髓”，不是温庭筠一流所可以相比的。
把李商隐说成杜甫的继承人，有没有道理呢？有。除了上述为姚莹所肯定的《有感》《重有感》之外，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灞岸》《寿安公主出降》等诗，或抨击藩镇割据，或哀叹民生凋敝，都恰有与杜甫诗相通之处。他的大量政治讽刺诗在风格上虽与杜诗有异，但在关心国事民瘼这一层次上又并无二致。
在近代中国，认为李商隐继承了杜甫的并不只是林则徐一人。有位姜白贞，写了一部《玉溪生诗解》，姚燮为它作过一篇序，中云：“夫义山之遇，贾生也，而其心则杜老也。”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也曾说过：“二樊忠爱有遗篇（樊川、樊南）”，以“忠爱”二字评价李商隐和杜牧，也是意在和杜甫相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凋敝，杜甫、李商隐的诗都曾流行过。有一阵子，杜甫的《诸将》成为众多诗人模拟的榜样。又有一阵子，李商隐的《有感》《重有感》成了众多诗人模拟的对象。翻开清人鲁一同、顾复初、陈玉树等人的诗集，都可见模拟李商隐之作，有的干脆标明《甲午冬日拟李义山〈重有感〉》，那是甲午战争中国人被日本人打败的
时候了。
录自杨天石《横生斜长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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