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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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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汉学史》是国内首次以专题著作的形式对20世纪以来印度汉学研究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总结的书；对印度汉学研究来说是奠基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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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印度汉学史》主要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印度学者的汉学研究发展史，涉及印度学者对中国语言、哲学、文化、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印度的汉学研究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1918—1947）印度独立之前的汉学研究；第二阶段（1948—1964）局限于少数精英学者的汉学研究；第三阶段（1965—1988）侧重于现实问题研究（包含中印关系研究）的政治研究占主导，人文历史方面的汉学研究走入低谷；第四阶段（1989年至今）逐渐步入正轨，发展势头迅猛且硕果累累的汉学研究。综观全书，印度汉学研究呈现如下特点：①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依附式研究道路，它的依附对象和模仿内容，主要包括欧美汉学界的相关研究机构及其治学方法、理论体系。②研究基础薄弱，缺乏前现代的汉学研究传统，其开端远没有以法国汉学为代表的欧洲汉学早。③研究领域方面“重现实政治，轻人文历史”，且受中印两国政治关系影响比较大。
本书是国内首次以专题著作的形式对20世纪以来印度汉学研究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总结的书。这种系统研究将拓展中国的印度研究领域，弥补其中一些不足之处，同时也将丰富或促进国内对国外汉学的系统研究，对以后印度汉学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结合我国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海外传播和推广的文化政策，这本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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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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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南，土家族，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在德里大学等印度高校访学，主要研究印度汉学史、古典梵语文艺理论等。先后出版《印度的中国形象》《印度中国观演变研究》《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印度文论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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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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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汉学的内涵与外延
1
第二节 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6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9
第四节 本书结构
19
第一章
印度独立以前的汉学研究
24
第一节 印度为何缺乏汉学研究传统
24
第二节 印度现代汉学萌芽及其时代背景
34
第三节 师觉月
45
第四节 谭云山
80
第五节 S. 拉达克里希南
93
第六节 M. N. 罗易
108
第二章
1948 年至 1964 年的印度汉学研究
130
第一节 概述
130
第二节 拉古· 维拉
134
第三节 K. M. 潘尼迦
142
第四节 P. V. 巴帕特和 V. V. 郭克雷
150
第三章
1965 年至 1988 年的印度汉学研究
160
第一节 概述
161
第二节 谭中
178
第三节 泰无量
197
第四节 兰比尔· 婆诃罗
203
第五节 印度中国研究转型的时代背景
218
第六节 《中国述评》 简介
231
第四章
1989 年至 2021 年的汉学研究
253
第一节 印度中文教学机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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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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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印度汉学研究感兴趣要从1992年我与徐梵澄先生的交往说起，当时在任继愈先生的带领下，我来具体操办《国际汉学》第一期的出版 ，任先生让我去找徐梵澄先生约稿。当时我完全不知徐梵澄是何人，见面后才知道这是一位曾留学德国，应鲁迅先生之约，最早翻译了尼采的人，是一位在印度生活了三十多年后回国，翻译了《五十奥义书》的八十多岁的老学者。徐梵澄先生不仅给《国际汉学》第一期撰写了英文的《<易达传>-新儒家之入门》，也成了我了解印度汉学研究的启蒙老师，每次拜访徐先生，他都会给我讲述自己在印度的生活。先生是印度现代汉学研究的参与者，他在印度出版了一系列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这些后来都收入了孙波所编辑的《徐梵澄全集》中。
从国家图书馆调入北外工作以后，郝平校长让我当了几年亚非学院院长，我想起了徐梵澄先生给我讲过的印度汉学家师觉月教授（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1956）的事。于是在郁龙余教授等人的帮助下，2008年11月24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举办南亚研究暨纪念谭云山和师觉月诞辰110周年国际研讨会。当时我们邀请了谭云山先生的长子谭中教授和师觉月教授的后人参会。读了尹锡南的书我才知道，这次会议后第二年由印度进步出版社（Progress publishers）出版B.N.穆克吉主编的纪念师觉月文集《印度与亚洲：师觉月百年纪念集》（India and Asia: P.C. Bagchi Centenary Volume）。2008年北京会议还催生了另一本书的产生，这便是王邦维教授和沈丹森合编的英语文集《印度与中国的佛教与外交关系：师觉月教授论文集》，它收录了师觉月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研究的论文，其中包括师觉月的女儿之一R.辛哈（Ratna Sinha）英译的三篇孟加拉语论文：《印度文明在中国》、《印度音乐在远东的影响》、《印度的印度教文化与印度教在中国》。
2008年会议后，我们应印度国际大学之邀，又于2009年赴印度参加了中印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我们参观了泰戈尔的故居，访问了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当年谭云山先生为中国学院定下的宗旨就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合中印情感，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这个宗旨与泰戈尔的想法完全一致。这样，在国民政府和泰戈尔的支持下，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那天风清云淡，坐在菩提树下与中国学院的学生们座谈，而后参观了中国学院。当你站在谭云山先生的办公桌前，当你翻开谭云山先生留下了旧作的手稿，看着窗外一群群学习中文的学生们，心中感慨万千。这位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工作了整整四十年的“现代玄奘”，以华夏之心点燃天竺之灯，是中印友谊的伟大使者，是印度现代汉学研究的直接推动者。
从那次印度会议回来后，我就一直十分关注印度汉学的研究进展，发现四川大学的尹锡南教授对印度汉学多有关注，他已经出版的《印度的中国形象》、《印度中国观演变》、《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和《华梵汇流》等著作及系列论文的很多内容涉及印度的汉学研究。心有灵犀一点通，2021年初，尹锡南给我来信，希望我帮助他出版新著《印度汉学史》一书，因此我成了这本书的第一读者。
国内目前写国别汉学史的著作有几本，但水平参差不齐，真正有影响的就是已故的严绍璗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稿》。现在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学者百分之九十在从事欧美汉学、日韩汉学的研究，这些国家的汉学传统悠久，内容丰富，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印度作为文明古国，作为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一直没有见到专门研究其汉学实绩的著作出版。如作者所说“中国学者大多习惯美国汉学、日本汉学、英国汉学、德国汉学或法国汉学、俄罗斯汉学等的研究路径或论述逻辑，对于规模相对有限、历史不长的印度汉学则了解不多。鉴于此，学者们须带着‘学术同情’，尽量理解或还原印度汉学家在印度境内从事中国文史哲研究时面临资料局限的困窘、语言解读之难、孤军奋战之难、西方理论视角禁锢、国内舆论的不利以及政府财政支持的极度缺乏等。”
尹锡南站在“学术同情”的立场，经过十多年的资料积累和在对象国（印度）的“田野考察”，撰写了这部系统研究印度汉学的著作即《印度汉学史》，了却了我们长期的一个期盼。
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对印度汉学做了长时段、全方位的研究。全书从“印度独立以前的汉学研究”开始，按 照时间顺序，依次写了“1948至1964年的印度汉学研究”、“ 1965至1988年的印度汉学研究”和“ 1989至2021年的汉学研究”。因此，该书实际应是“印度汉学通史”研究。如书中所说，本书的整体框架围绕一个基本主题而设计：历史而系统地考察、分析20世纪以来印度的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它涉及印度汉学在各个主要学科上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学方面，作者选择谭中、邵葆丽（Sabaree Mitra）和谈玉妮（Ravni Thakur）等人的学术代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在中国历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方面，作者选择师觉月、K.M.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ar，1896~1963）、谭中、嘉玛西（Kamala Sheel）、玛妲玉（Madhavi Thampi）、狄伯杰（B.R. Deepak）、沈丹森（Tansen Sen）等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中国宗教、哲学方面，作者选择S.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krishnan）和洛克希·钱德拉（Lokesh Chandra，1927~）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现在我们也读到一些国别汉学史研究的著作，写得比较好的是侧重一个学科主题，象朱政惠先生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或者侧重一个时段，象胡优静的《英国19世纪汉学研究》，或者侧重一个人物，象陈开科的《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徐志啸的《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有些国别汉学史著作的一些章节也写得很精彩，但全书是一盘散珠，这样的书很难以国别汉学研究来冠名。国别汉学通史的研究对作者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作者要对国别汉学发展的整体有所关照，而不是局限于一些个案的研究。
国别汉学通史研究，首先要有对象国汉学发展史的整体思考，在叙述的展开上应有自己的逻辑。尹锡南这部书以时间为经，以学科为纬，这也是写通史惯用的写作逻辑。同时，通史的写作要有总体的史观把握，这点尹锡南也做得不错。他为此专列一章“第五章：印度汉学研究基本规律及相关思考”。其中包括三节文字：“第一节基本规律与发展趋势”、“第二节印度汉学与中国印度学比较”、“第三节中国学者如何与印度汉学界互动”。
国别汉学通史写作的另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把握宏观逻辑与知识重点细节的关系。目前出版的几部国别汉学史书如《英国汉学史》、《荷兰汉学史》等，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都不是很理想，因其整体逻辑很完美，但历史内容贫乏，这主要是作者对实际汉学著作和汉学家研究不够深入所致。
尹锡南这本书在历史细节上也较为丰富，例如对印度汉学的奠基人师觉月的介绍便是如此。师觉月曾经得到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的指导，曾陪同列维参观各地的佛教寺庙和遗迹，研究密教和佛教图像。列维精通梵、臧、吐火罗语，主要致力于翻译、研究印度、汉地和中国西藏地区宗教典籍。他曾游历中、日、印等东方各国，担任法兰西学院、印度国际大学教授。师觉月后又赴法国进行为期三年的高级研究，随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学习东方学。1927年，师觉月关于中国汉译佛经的两卷本法语博士论文《中国佛教藏经：译者与译文》（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 les traducteurs et les traductions）出版（计742页），尹锡南认为，这可视为现代印度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正式开端。“将1927年视为印度汉学研究或‘中印学’正式诞生或正式开端之年似不为过。”这也说明印度汉学与欧洲汉学之间的关联。师觉月是1947年后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的第一位印度学者，他同胡适、季羡林、金克木等中国学者有密切的交往。“在北京期间，他还与周达甫合作研究菩提伽耶出土的汉文碑铭，并撰写论文《对菩提伽耶汉文碑铭研究的新解读》，发表于《中印研究》。”
书中这样的个案研究很多，例如对谭云山和谭中的研究，对印度史学家高善必（D.D. Kosambi）的介绍，对印度大作家泰戈尔的曾侄孙泰无量（Amitendranath Tagore，1922~）汉学研究的介绍，对印度汉学家洛克希·钱德拉（Lokesh Chandra）的介绍，对汉学家M.N.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1954)的介绍等等便是如此。对于我这样对印度汉学所知甚少的人来说，书中的每个篇章都很吸引人。长期以来我们对欧美汉学家太熟悉了，张口可以说出几十个人，但我们对印度汉学所知太少，尹锡南这本书对印度汉学研究来说是奠基性的著作。
《印度汉学史》这本书的成功还在于作者长期以来对印度中国研究的耕耘。在这本书定稿以前，作者已先后出版了《印度中国观的演变》等书，在学术上有很好的积累。作者在书中展示了不少印度汉学的著作以及他与印度汉学家的交往，说明作者并非是坐在书斋里完成这本书的。看到他与多位印度汉学家的合影以及展示的多部印度汉学著作的书影，便知该书是作者多次访问印度，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后的成果。
好的汉学研究著作大都是这样完成的，严绍璗正是在日本各大图书馆查阅卡片，才写出三卷本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朱政惠正是在美国各地抄史华慈（Benjiamin I.Schwarzi）的档案才编写出《史华慈学谱》，那种仅仅靠外语能力，介绍一些汉学家的著作的研究文章，尽管也有些价值，但看似热闹，实终达不到学术的高度。
作者对印度汉学的特点分析也很有特色。
首先，对印度汉学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毫不掩饰。作者认为，“整体而言，近三十年来，印度学界的汉学研究规模十分有限，仅有的一些研究大多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这似乎与研究这一领域的语言门槛较低相关）。整体看，印度学界非常缺乏对中国古代历史、宗教、哲学、语言、艺术、考古、文学与文艺理论的系统了解或研究、翻译，这自然与上述领域要求学者通晓文言文相关，而印度目前尚缺全面系统而稳定持久的文言文教学机制与足够的师资力量。就中国现当代研究领域而言，印度学者太过关注中印关系、中国外交、西藏和新疆问题、南海局势、中国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新动向等，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研究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中国学者兴趣浓厚且成果已达‘汗牛充栋’的领域（这一点耐人寻味且值得中印两国学者深思），他们也缺乏对中国传统医学、政治学、古代哲学思想、天文地理等的系统研究和全面译介。”
肯定其成就，但不回避问题。这是汉学研究必须坚持的原则。每个国家汉学研究都有其自己的特点，有其长处和短处，作为中国的海外汉学研究者，应该从容、客观地指出各国汉学所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的国别汉学研究缺乏这一点，例如对日本东洋学的研究，缺乏对他们在其中国知识研究上的推进与日本近代脱亚入欧思想影响之间关联的分析，无论是对内藤湖南研究还是对宫崎市定的研究均是如此。在此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尹锡南的《印度汉学史》研究对整个海外汉学研究有其方法论上的贡献。
其次，作者认为，印度汉学是一种“依附性汉学”，即印度汉学的代表性人物大多是从欧美东方学专业毕业的，师觉月毕业于法国，郭克雷与巴帕特分别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汉语与汉学，拉古·维拉和钱德拉父子涵盖汉学与藏学的东方学研究值得关注。父子二人先后在欧洲汉学重镇之一荷兰攻读博士学位，均受到荷兰汉学的深刻影响。“中印冲突后在福特基金、富布莱特基金等美国基金资助下，许多印度学者选择留学美国，印度学界开始全面接受美国的学术影响，迅疾从欧洲传统汉学模式转入美国区域研究模式的依附式发展，传统汉学被挤压至边缘位置。”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的《中国述评》的例子模仿英国的中国研究杂志《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进行运作的。
这个分析对我们研究非西方国家的汉学研究具有普遍性意义。“东方在东方，东方学在西方”，这是东方之痛，让东方学回到东方是几代东方学者的理想。印度汉学的“依附性”对中国学术界是有启发性的，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中，西方汉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学术界研究成果重视不够，似乎中国学术界只能提供材料，而理论则要他们提供，西方汉学界订阅最多的中文刊物是《考古》就说明了这一点。学习西方汉学，又不能依附西方汉学，这是印度汉学给我们的启示。
站在中国学者立场，对印度汉学发展史进行客观的评价是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在总结印度汉学的第一阶段时，作者认为“综上所述，20世纪初印度汉学研究出现了师觉月这么一位颇有成就的大家，实属中印现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幸事。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缺乏汉学研究的前现代传统，印度汉学呈现‘零敲碎打’的散漫状态。这一时期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者很少，学者间联系很少。这种状况在下一阶段（1948至1964年）也几乎没有多少改观。”进入20世纪后，印度汉学的发展并不理想，像师觉月那样的汉学家已经不再多见。书中引了姜景奎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自美国引入的‘区域研究’范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欧洲‘东方学’研究范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印传统发展起来的‘中印学’研究范式在印度逐渐式微。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削弱了‘中印学’在印度的社会认可度，之后的政治僵局又增加了限制，印度的中国学格局由此改变……印度社会‘向西看’的普遍心态大大抑制了中国学传统的发展和恢复。”这个看法是很客观的。印度的汉学家们也承认这点，如一位印度汉学家坦承，他也误将“中国观察”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中国观察’不再是中国研究，因为大家一心思考中国而使作为一大文明的中国消失了……这种‘中国观察’不需要熟悉中国的地理、朝代历史、文学、哲学、艺术、音乐或思想发展。”这种来自于“中国观察”的研究模式，进一步限制了很多印度学者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研究质量。”
在当下的域外中国研究中，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的人数和作品明显在上升，对传统汉学的研究日趋衰落，这是一个事实。但中国学者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不能随着海外汉学家的当代中国研究而论。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和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印度汉学发展的起伏既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如中印冲突，也有一个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发展，中国道路的汉学界普遍面临的问题。尹锡南以敏锐的眼光，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指出了印度汉学发展所面临的中国文明研究渐弱，而当代中国实证研究渐强的问题，表现出了学者的思想高度。
在谈到1965年出版的由印度汉学家主编的《佛教2500年》的这部书时，尹锡南认为这部佛教通史，虽然较为全面地介绍了2500年来佛教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传播概况，但也透露了一些无法遮蔽的缺陷：“第一，全书正文418页，介绍中国与佛教关系或佛教在中国发展史的50多页，篇幅比例与佛教在中国的主题所占比重似乎没有明显失衡，但从编者在书末开列的三页英文参考文献看，几乎都是斯坦因、盖格、奥登伯格、瓦特斯（T.Watters）、劳（B.C.Law）等人的相关英文著述和部分印度学者的英文著述，没有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汉语著作或论文，这就自动遮蔽了中国佛教研究的中国视角与中国话语；第二，该书邀请两位日本学者撰写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但却没有一位中国佛学研究者（包括季羡林、金克木和汤用彤等）参与撰写，而其时的汤用彤、吕澂、季羡林等学者已经在佛学研究领域多有著述（如汤用彤在1938年出版了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该书似乎视而不见，巴帕特来过中国，并与金克木等人过从甚密，但该书排除了中国学者的参与，某种程度上自然降低了该书的学术质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第三，该书目录的第一、二页均将中国西藏放在In Northern Countries（北方国家）的标签下，与中国、韩国、日本、尼泊尔等主权国家相提并论，第一处以Tibet(Central) and Ladakh为题，第二处干脆以 Tibet and Nepal为题，这是主编巴帕特和执笔者郭克雷二人对中国领土或中印边境问题的模糊认知与错误判断。”
这样的批评是基于事实和历史的，显示了中国学者应有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如何客观评价域外汉学著作，这是汉学研究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应该看到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对西方东方学的批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是帝国主义的学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不能跟随后殖民主义理论跑，认为西方东方学是沾着血的学问，应该彻底抛弃。这是非历史的观点。正象马克思说的“英国(在印度)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我一直主张建立一个批评的中国学，就在于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和政治立场，与汉学家展开对话。对于一些政治问题，例如西藏等问题，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一些学术性问题可以展开积极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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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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