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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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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后世解读中并未实现内在统一，而是逐渐走向分离与对立，这不仅破坏了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而且使得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读偏离正确方向并遭遇“过时论”的危机。本书的任务就是基于文本解析，破除种种误读，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生成发展过程，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保障其正确的批判性质。本书在文本考察的过程中主要通过确立一个个思想路标，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国民经济学家、蒲鲁东等，以及影响马克思思想始终的黑格尔哲学，在思想史境域中，辨清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过程与根本超越之处。澄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阐明二者共生共长、互为推进的内在关系，对于整体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特质以及指导现实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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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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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越，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现为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与唯物史观研究。主持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基于《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性研究”，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合著学术著作3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期刊发表《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近黑格尔阐释的空间与界限》等学术论文20余篇。荣获2021年度上海市育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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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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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1
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化与哲学化解读模式及其症结 / 1
二、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内在统一关系的解析路径 / 13
第一章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奏的法哲学批判 / 21
第一节面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 21
第二节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激进批判 / 41
第三节法哲学批判的成就展现与思想定位 / 58第二章对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经济批判的开启 / 77
第一节费尔巴哈因素与国民经济学研究 / 77
第二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 / 92
第三节哲学批判基础上的经济批判 / 103第三章唯物史观的创立与经济批判的深层奠基 / 121
第一节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 / 121
第二节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内涵 / 134
第三节唯物史观对于经济批判的深层奠基 / 143第四章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互为推进 / 158
第一节读不懂“社会关系”的蒲鲁东 / 158
第二节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 / 170
第三节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 / 182第五章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成型及其结构解析 / 191
第一节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 / 191
第二节政治经济学批判起点的确定与结构调整 / 207
第三节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成型与唯物史观发展 / 218
第四节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经济科学的确立 / 228第六章《资本论》唯物史观的呈现方式 / 247
第一节《资本论》结构体系的唯物史观立场 / 247
第二节价值形式的社会形式本质 / 260
第三节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度 / 274
第四节《资本论》内在矛盾路径及对唯物史观的深化 / 289结语 / 304参考文献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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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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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一生从事的主要理论工作，其主要成果就是耗费几十年心血的恢宏巨著《资本论》，当然这一工作并未能完成。恩格斯准确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理论发现，他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中剩余价值的发现又是关键，与之并列的另一个发现就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传统的解读中似乎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二者内在统一的机制与环节并未得以完全展现。而在后来的其他解读路径中，二者关系却日益呈现为“并列”，甚至是走向“对立”，并处于实质的分离之中。由此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解读也逐渐脱离唯物史观境域，成为局限于现代学科内部对于既定事实的或实证化或观念论的批判，在根本上其又囿于现代性范畴，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客观历史性。尽管这些解读路径可以导向激进的政治实践，并看似更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事实，但在脱离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后，也就歪曲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和目的，使其停留于外在批判而难以深入社会有机总体的内在关系之中，并失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力度。这不仅危及对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正确理解，也往往影响到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同时，这也决定着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同样包含着实践价值。
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化与
哲学化解读模式及其症结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后世的解读中大致有统一论、并列论、对立论几种类型。尽管占正统或主流的应是统一论，却并未真正呈现内在统一的机制和环节，包括熟知的推广应用说与证明说，也基本只是局限于抽象概念与原理的应用之中，或只是证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存有唯物史观。第二种类型的并列论，大致主要强调了二者的差别，并不是完全一致，也不适用于一个统一的原则。比如有学者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区分，也有学者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相并列，还有学者提出在《资本论》中存在不同底本，包含了唯物史观底本与逻辑学底本的并列。如果说并列论还是较为温和地强调二者的差别，那么第三种类型的对立论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二者的不相容。对立论不仅强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截然不同，而且激烈批判了第一种类型中的以唯物史观统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做法，认为以唯物史观完全破解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和机制，并树立起历史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的对立，甚至大有以后期马克思否定前期马克思的趋势。这在国外学界表现得较为突出，又尤以新辩证法学派、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等为典型。在国内学界也已有不少呼应，一些学者已强调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以《资本论》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并强调以黑格尔《逻辑学》作为主要依凭的哲学资源。这样一条从外在统一到趋于分离，再到明确对立的路径，也使得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读与唯物史观渐行渐远，并日益脱离了唯物史观的境域。
对于这种实质的分离与对立，又大致可将其分为两种主要模式或路径：一是偏向于实证化的经济学解读路径，二是各种纯粹的哲学化解读路径，也包括政治哲学的解读。总体看来，在第一条路径中对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有着实证化的解读，基本祛除了其哲学内涵，也实质地丢掉了辩证法，其特别反对的是一种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而试图以另一种实证科学或分析哲学的量化方式来更“精准”地解析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但这无形中也丢掉了马克思理论的厚度和整体性，失去了本质维度，成为扁平的单层理论。这在日益无力抵抗主流经济学进攻的情况下，也更无力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真正统一。实际上这也直接催生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各式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兴起，大抵都是批判或反对第一条实证化解读路径，并复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内涵，彰显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特质和独特优势。不过这些哲学化解读路径并非只依凭一种哲学资源，而是呈现了不同的哲学解读样式，当然也有着不同甚至完全相对的解读结果。但在揭示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丰富哲学内涵的同时，却也往往陷入纯粹哲学化的理论局限，忽略了唯物史观对于理论哲学本身的实质性超越，从而也难以真正深入客观具体的经济关系之中。
（一） 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中辩证法的缺失
马克思之后第二国际及苏联教科书的解读可谓就是一条偏向实证化的解读路径，在这条路径中基本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其同样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实证化的经济学路向的解读，总体性思想及辩证法在其中都被实质性地丢掉了。正如费彻尔的评价：“在第二国际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社会历史整体的辩证阐释的那种认识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证主义的变种”。［1］可以说不仅是考茨基，甚至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在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中已实质地将真正的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影响都予以整体性地驱逐了，当然在伯恩施坦那里只会表现得更彻底，因为劳动价值论也已被边际效用论所替代。在这样的路径中实际也无力实现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统一，二者只能处于一种外部关系中。因为连唯物史观本身也实质地被看作一种外部式推广应用的成果。在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化解读中也使其与已被马克思超越了的古典经济学又重新混同起来，实际上更多是在李嘉图意义上解读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这种缺失价值形式视角的解读并不能真正把握住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内涵，也使得《资本论》中的理论成就与特质都湮没不见。最主要的是，也失去了真正能将二者内在勾连在一起的辩证法，这样尽管表面上并不否认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却已实质地处于分离之中。
这条正统的实证化解读尽管在后世不断遭到批判，甚至由此催生了一条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解读路径，但这条偏向实证化的经济学解读路径本身并没有消失。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坚持用经济学的方式不断论证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结合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发展趋向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但在整个过程中，仍不断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和攻击，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守势或劣势，并不断遭遇“过时论”的危机。这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采取了更为主动的方式，也就是在方法论上主动向主流经济学靠拢，用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来替代马克思理论的辩证方法。似乎是将马克思经济理论“过时”的原因主要归为方法论的陈旧和落后，或者说还不够实证和不够精准，出路就是更为彻底地清除其中的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这里最为典型的代表应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二者本身也有着交叉和非常密切的关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独特思想方法，而主张运用分析的实证的现代研究方法来重新界定马克思的问题和理论，以使其更具有“科学”的性质。作为代表人物的科恩（G.A. Cohen）就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方式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而随后的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罗默（John E. Roemer）是直接引入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同时采用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化、均衡分析框架等微观分析方法来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问题，包括剥削问题的分析。而“这个流派的作者都敌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色彩，他们企图在分析哲学的非辩证法（常常确实是反辩证法的）框架中解释马克思主义”［2］。埃尔斯特对此应并不否认，因为在他看来“在黑格尔或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不能用普通语言和形式逻辑来表达的”［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敌视辩证法的，并不认同马克思理论中包含着特别的辩证逻辑，甚至更认为辩证法是有害的，会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有着大致相同的路径，他们同样是将数理分析运用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并在吸纳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前提下与之展开论战以维护马克思经济理论。其代表人物森岛通夫曾针对转形问题与萨缪尔森展开论战，并在扩大再生产理论上提出新见解。另一位代表人物置盐信雄提出的价值理论的“马克思基本定理”和关于平均利润率的“置盐定理”也产生广泛影响。这些也都是非常适合数理工具发挥作用的领域。可以说不管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都是直接利用了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或者说用他们完全能听得懂的“语言”来维护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是以这种直接对话的方式来回击过时论的，应该说这确实是非常有启发和贡献的。所以数理分析的路径在当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仍有重要影响，一些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有着积极地参与。但同时不得不说这也是一条更加彻底的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也更加彻底地驱逐了马克思理论中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这种数学化和实证化的解读中不会有对起源的回溯，也难以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所具有的根本否定性和历史性。
这条实证化的经济学解读路径在根本上还是将《资本论》视作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从而完全忽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内涵及唯物史观性质。由此在方法论上也倒向实证的数理方法，而抛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所内含的辩证法。这样也就使得内涵丰富的《资本论》变得扁平了，失去了对内在社会关系的探究，概念范畴的社会历史起源也被遮蔽了。而在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中也必然失去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特点，同时也割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使二者处于外在的分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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