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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陷都政治：日本在南京的记忆建构与遗迹变迁

書城自編碼： 393132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谢任
國際書號(ISBN)： 9787108077219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23-12-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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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当自发的记忆不再存在，我们会如何应对遗忘的危机，历经各式各样的人类活动后， “记忆”是否真正地被保存了下来？在日本侵华的整个历史时期，南京以其独有的政治地位和象征意义，成为日本官民各界共同关注的对象，甚至成为战时日本国民动员与集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结合中日史料，细致描绘、辨析了战时日本军政当局和民间群体在南京进行的一系列记忆与象征建构的政治文化活动，还原纯粹的南京记忆，进而追究日方活动痕迹在战后的历史命运。我们还将看到，作者引入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这一概念是如何贯穿南京这段历史的，“记忆之场”在被建构的同时，也在构建自身。
中国学界对中日战争史的研究，长期偏重中国“抗日”的一面，而对日本“侵华”的研究相对薄弱。本书聚焦于日本在中国的战争遗迹及其记忆建构，尤其以在南京的战争遗迹为线索，追溯这些遗迹如何被日本占领者进行“圣化”与“神话”的记忆建构与维系过程，以及它们的战后境遇，视角独特独到，内涵丰富幽深，拓展了战争史研究的政治文化空间。 ——王奇生

內容簡介：

日本侵华战争使包括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成为沦陷区，沦陷区问题由此重要起来。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本书在深入挖掘中日文史料的基础上，探究日本侵占南京时期的诸多罪行。具体而言，本书探讨了关于光华门战争遗迹、菊花台公园、日本纪元庆典、明孝陵祭典以及南京神社等课题，揭示了日本建构记忆与象征的政治活动及其欺瞒性。在强调侵华日军暴力性与罪恶性的同时，本书还注意到日本侵华战争中“软暴力”的一面，从而拓展和深化了日本侵华史研究。

關於作者：

谢任，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的概念史以及学衡派研究。获评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在《学海》《江海学刊》《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读书》和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非文字資料研究』等中、英、日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序：历史之重 001

绪论
一、沦陷区问题与遗迹
二、陷都研究的记忆转向
三、记忆之场的理论与实践
四、本书框架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光华门：战时日本集体记忆中的“圣地”
一、引言
二、战斗现场
三、战斗神话
四、战迹巡礼
五、战迹表象
六、小结
第二章菊花台：日军慰灵设施的生成与变异
一、引言
二、战争中的“忠灵显彰”
三、南京的菊花台与表忠碑
四、残灰奉安所与护国神社
五、中国无名将士墓的由来
六、小结
第三章纪元节：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的南京境遇
一、引言
二、被表述的“历史”
三、纪元庆典与沦陷区
四、纪元庆典与南京
五、纪元庆典在东亚
六、小结
第四章明孝陵：一个日本人的祭祀之行与“国统阐弘”
一、引言
二、山下清一及其思想
三、所谓“史家之研究”
四、祭祀的准备与展开
五、复辟与“国统阐弘”
六、小结
第五章五台山：日本居留民、神道学者与神社在地化
一、引言
二、海外神社的日本性与在地化
三、作为“模范”的北京神社
四、南京神社的筹建规划及其变动
五、神社在地化中的祭神问题
六、小结
第六章遗留物：战争痕迹的历史、记忆与遗忘
一、引言
二、被埋没的痕迹
三、被改造的建筑
四、被重构的空间
五、小结
结语
一、封闭与扩展之间
二、民族与帝国之间
三、自我与他者之间
附录日本在华神社一览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绪论
沦陷区问题与遗迹
“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那么，沦陷区问题为何如此重要呢？他解释说：在目前阶段内，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内），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
所以，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日本对沦陷区的“经营”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战争的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转为以“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为主。其中政治进攻针对的是抗战阵营，经济进攻则依托于沦陷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将日本“经营中国沦陷区”概括为“经济进攻”，但其内涵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他指出，经济进攻必然伴随着军事方面的“扫荡战争”，政治方面的“建立统一的伪政权”，以及精神方面的“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总之，为了实现侵略目标，日本要将沦陷区“经营”为继续战争的基地。这种“经营”既有掠夺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既有作为“敌国”而实施侵略的恶行，也有作为“帝国”而统合他者的实践。
沦陷区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诸多值得深究的线索与思路。除了作为历史记忆常规载体的文字，对笔者而言，沦陷区相关的其他历史遗迹同样具有穿透历史烟尘的震撼力。它们既展示了历史的某些片段，又留下了有待探究的空白。战争结束后，很多遗迹，尤其是与日军掠夺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直接相关的遗迹都受到重视和保存，以这些遗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纪念馆、展览馆等设施也并不少见。例如，建于七七事变发生地北京宛平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于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等，皆属此类。这些遗迹记录了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与罪恶，展现了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与不屈的抵抗，揭示了日本占领者在沦陷区掠夺性与暴力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经营”沦陷区的遗迹也有不少。即使在发生了大屠杀的南京，仍有残留：在菊花台，有建成于1939年12月的日军表忠碑残迹；在五台山，有建成于1943年11月的南京神社社殿；在清凉山，有闲置荒野的南京神社鸟居残件。除了这些直观可见的遗迹，文字、图像、实物等作为广义的遗迹记录着日本“经营”沦陷区的某一侧面，如关于光华门战争遗迹（以下统一表述为“战迹”）“战迹”一词出自日语“戦跡”（せんせき）。在日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戦跡”成为宣扬日军“武威”，塑造和强化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认同的重要场域。战争结束后，“戦跡”一词继续存在于日本社会和日本学界。因此，以下的相关讨论将直接使用“战迹”一词。为便于阅读，亦不再加注引号。的绘画，关于纪元庆典的纪念章，以及日本人祭祀明孝陵的照片等。这些遗迹是日本占领统治南京的标记，其表征的历史是日本侵华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
鉴于此，本书将以日本留在南京的遗迹为线索，追溯这些遗迹在战争时期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以及它们的战后境遇。与战后化为遗迹不同，战争时期它们受到了占领者的推崇与重视，形成了一个个凝结着特定记忆的场域。结合学界的研究，本书对这些场域及其遗迹的研究将引入记忆的视角，具体而言，就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这一颇富启发性的概念。

菊花台：日军慰灵设施的生成与变异

引言
日军占领南京时期，一处沉默千年的丘陵走入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前，它是南京郊外无人问津的“小石子冈”；在此之后，它是听起来可与“雨花台”齐名的“菊花台”。该地的名称曾有多次变动：抗战前这里名为“小石子冈”，抗战期间改名为“菊花台”。抗战胜利后，这里先后更名为“安德公园”和“忠烈公园”，其后重新启用“菊花台”之名（详见下文）。简省起见，除特定语境外，本文统一使用“菊花台”指称该地。
1939年12月12日上午9时半，一场规模盛大的纪念碑揭幕式和招魂祭典在此举行，“菊花台”的历史正式开启。纪念碑位于菊花台的最高处，高约17.83米，以74 000日元建成。碑的正面有“表忠碑”三字，由原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时任兴亚院总务长官柳川平助书写。文字下方有一铜质飞鹰抗战胜利后，该铜质飞鹰被卸下置于第一民教馆中作陈列展览之用，现已不知去向。碑的背面刻着第十军自杭州湾登陆以来的战斗经历，夸耀着该部队的赫赫“战功”。这座表忠碑，正是为显彰第十军，“宣慰忠魂”而建立。
据报道，本次仪式的参与者达数千之多。日本占领军方面包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等高层军官，伪维新政府方面包括伪绥靖部长任援道等，另外还有日伪方面的宾客，以及南京市伪青年团的学生。从参加的人员和人数来看，本次活动几乎达到了沦陷区的最高规格——只有伪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没有出席。仪式中，神职人员包括官币大社稻荷神社宫司（斋主）、官币大社鹿岛神宫宫司（副斋主），以及来自日本的县社、乡社、村社等各个层级的神社神职人员，另外还有上海神社的社司。这些神职人员的身份表明了此次典礼的隆重程度，也突出了神道教而非佛教在南京菊花台慰灵设施中的主导地位。另外，由于此时南京神社尚在规划之中，南京本地并无神职人员可以参加。
典礼的具体程序如下：1. 一般参列者入座；2. 祭主入座；3. 斋主入座；4. 修祓；5.揭幕，奏军乐；6. 迎神；7. 献馔；8. 斋主祝词；9. 祭主祭文；10. 祝词祝文；11. 玉串奉奠，奏乐；12. 撤馔；13. 送神；14. 斋主祭员退场；15. 典礼委员长致词；16. 退场。整个祭祀典礼“呈庄严悲壮之概”，至10时50分方告结束。值得注意的是祭典的第六项和第十三项，即“迎神”和“送神”，也就是将第十军战死者作为神灵加以迎接和祭祀。这表明，菊花台的慰灵设施不仅具有表达哀悼和纪念的功能，也具有宗教属性。更确切地说，它是神道教主导下的宗教设施。这场“庄严悲壮”的典礼是占领者在沦陷区内进行战死者慰灵的一次直观展现，而菊花台内以表忠碑为中心的慰灵设施则为此提供了具有“神圣性”的舞台。事实上，战死者的慰灵、显彰问题在近代日本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慰灵，就是抚慰亡灵；所谓“显彰”，就是宣扬不为人知的事迹。慰灵和显彰均需举行祭祀仪式、建造纪念设施，但二者也有不同：慰灵的对象不分敌我，而显彰则因其颂扬意味而只面向己方战死者。慰灵和显彰不仅关系到战死者与战死者遗属，更重要的是，它还为战争时期的国民统合与精神动员提供动力。可以说，它既是日本国民的，更是日本帝国的记忆之场。
对于战死者慰灵和显彰的作用与意义，学界向来关注。早在十多年前，日本学界就曾对近代日本慰灵与显彰的主要研究文献做过整理，其中仅论著目录就长达20页。不过，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日本国内的慰灵与显彰问题，仅横山笃夫等少数人注意到日军占领地的情形。研究中，横山细致梳理了日军在中国建造忠灵塔（包括伪满十座和北京、上海、张家口各一座）的历史，发现它们在日军占领地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它们是组织与统合日本居留民的重要场域；其次，日本国内的忠灵塔不是祭祀设施，而建于占领地的忠灵塔则发挥着祭祀的职能；另外，忠灵塔的建设者还期待中国人能“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向忠灵塔表达对日本的“感谢之情”。由于立场和角度的不同，中国学者更关注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慰灵与显彰问题，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笔者曾对日军在南京菊花台建造的表忠碑有所关注，但未能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慰灵与显彰问题的更大视野中加以考察，而且，对于菊花台内的慰灵对象（尤其是中国战死者）、慰灵设施，以及战后慰灵空间的瓦解与重构等问题，亦缺乏更为细致的探究。鄢海亮注意到日军在北京八宝山建造的忠灵塔，但作者更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改造与记忆变迁，而对慰灵与显彰问题本身，特别是慰灵与显彰之地的空间与记忆问题着墨不多。
鉴于此，本章以日军在南京的慰灵设施为研究对象，但首先会对近代日本的战死者慰灵，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推动的“忠灵显彰运动”做简要梳理，从而了解日军在南京建设慰灵设施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再对日军在南京建设的慰灵设施做具体探究，包括表忠碑、残灰奉安所和护国神社三处。另外，在菊花台，除了日军的慰灵设施，还有一处没有被报道的、边缘性的存在，即中国无名将士墓。中国无名将士墓埋葬的是中国的抗战将士，墓呈圆形，由人造石砌成。中国无名将士墓与日军的表忠碑处在同一空间内，又承载着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历史记忆，极具张力。因此，本章也将探索其存在的历史脉络，进而尝试理解其象征意义。
战争中的“忠灵显彰”
近代日本战争连绵，因而对战死者的慰灵与显彰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慰灵与显彰事业进入他国的土地，给包括南京在内的中国各地留下了不容抹除的印记。早在南京沦陷后的第五天，即1937年12月18日，明故宫机场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陆海军合同慰灵祭”。当日，机场内白布翻飞，祭坛面向东方，坛上有酒水及各类祭品。祭坛后方有一个高达8米的四角白木，上书“中支那方面陆海军战病殁将士之灵标”字样。斋主二人，分别为时任“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与时任“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此外，还有数万日军士兵参加了此次慰灵祭。辎重兵小原孝太郎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日记记录了当时的观感：
举办祭奠仪式的祭场位于郊外的中央飞机场。各师团几万士兵整齐地排列在祭场上，在嘹亮的喇叭声中将士们威严地走入祭场。从上海登陆到攻陷南京期间化为护国鬼魂的众多勇士们，无论陆军、海军，他们的灵魂都得到了虔诚地祭拜。地下的勇士们一定能够在梦想已久的南京陷落地安详地长眠了吧！在呼啸的寒风、刺骨的严寒中，祭场内的士兵都在为地下的勇士祈祷。《小原孝太郎日记》（1937年12月18日），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4—665页。
虽然慰灵祭转瞬即逝，但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慰灵与显彰活动则在不断上演。在此过程中，樱井德太郎及由他提倡的“忠灵显彰运动”是绕不开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为收集战死者遗骨，在新京（今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建立起了忠灵塔。1935年4月2日，一个由关东军支持的机构——“财团法人忠灵显彰会”正式成立。该会首任理事长为板垣征四郎（1885—1948，菊花台的表忠碑落成时他在南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其工作主要分为三项：一、辅助建设、管理忠灵塔；二、祭祀忠灵塔的合祀者；三、经营和保全战迹的必要设施。伪满的忠灵显彰会成立后积极活动，至1942年9月，伪满地区日方管辖的忠灵塔有十座，此外还有伪满民生部管辖的设施。不过，该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伪满，起初并未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在日本国内发起“忠灵显彰运动”并将其推向中国沦陷区的，乃是樱井德太郎。
樱井德太郎出身福冈县，陆军军人。1925年11月，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此后便一直在军界任职，并曾应中国政府之聘任北京陆军大学教官。1933年8月，他被晋升为陆军少佐，随后担任步兵第24联队大队长，驻地在其家乡福冈。其间，他发现陆军墓地有荒废之象，于是开始呼吁整备、翻修现有墓地。他的活动得到本地居民的积极响应，捐款与义务劳动者甚多。从1935至1936年4月，他们不仅整修了陆军墓地，还为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西伯利亚出兵的战死者以及一般殉职者建成了四座墓碑。1939年春，他直接找到曾任关东军司令官、推动伪满“忠灵显彰”事业的菱刈隆，请他出面将“显彰”事业向全日本推广。樱井提议：将每一位战死者的遗骨送还乡里，葬于市町村，不仅要尽可能厚葬，更要再进一步，在每个市町村建立一座忠灵塔。忠灵塔中收纳全部的遗骨，市町村民也要全力伸出保护之手，将其作为名誉墓地，永远不断地祭祀下去。
这一提议得到了菱刈隆的赞赏和支持，陆军方面也极力促成。1939年7月7日，即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两周年时，“财团法人大日本忠灵显彰会”（以下简称“日显会”）正式成立。该会以“合祀殉职于皇战之忠死者的遗骨，显彰其忠灵”为目的，主要事业包括：1. 推动日军主要会战地的忠灵塔建设，并维持、祭祀之；2. 推动、指导内外地的忠灵塔建设；3. 其他忠灵显彰事业。在其后的“忠灵显彰运动”中，樱井扮演了极为积极的角色。各种动员活动也纷然而起。7月22日，日显会成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了行动方针，包括：向全社会募集忠灵塔的建筑形式；向各重要都市派遣讲师；向地方和学校宣传普及忠灵显彰之旨趣；设立支部；东京率先建立忠灵塔；向财经界宣传忠灵显彰的旨趣；邀请全国主要报纸的负责人加入日显会；向首相及各大臣寻求协助，推行“一日战死”，即捐出一天的薪俸作为日显会的活动经费。很快，日显会的活动得到了日本各界的响应，协助募捐、团体与个人捐款、义务劳动等连绵不断。在此过程中，日显会不仅迅速筹集到大量资金，同时也激发了日本国民的热情，有效推动了国民精神的动员工作。
不过，在日本上下全力建设忠灵塔的表象之下，佛教界与神道界的争端也愈演愈烈。近代以来，围绕战死者慰灵问题，日本佛教界与神道界的对立几乎是贯彻始终的。从一场慰灵祭中神式祭典与佛式祭典的次序，到战死者合葬中由谁担任主吊，再到战死者慰灵体系中的地位，神佛两方各不相让。在日本，以佛教仪式祭吊死者更符合传统，因而也更能获得民众的青睐。而神道凭借其超越其他所有宗教的政治地位，掌握了官方慰灵体系的主导权。例如，南京菊花台的慰灵设施就是神道教主导下落成的。于是，神佛双方的争执持续激化。1939年7月19日，全日本佛教界五十六宗派的中央机关“佛教联合会”召开会议，表示将全面支持忠灵显彰事业。他们决定向全国所有寺院僧侣发起动员，准备于8月开始在全国实行“感谢皇军忠灵显彰报国托钵”活动，以为显彰事业募集资金。很快，东京寺院起而响应，定于8月15日开始，动员一千名僧侣出发募捐。相较而言，神道界的态度极为消极，他们担心这将使原有的慰灵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乃至混乱——更根本地，原来由神道界垄断的对战死者的慰灵事业，将会受到佛教界的直接威胁。
9月1日，日本全国神职会机关报《皇国时报》将这种态度直白地表露出来。他们没有反对忠灵显彰本身，但也明确提出：“关于所谓的忠灵塔，必须注意不得妄然跨越既有的界限。”这一界限就是，“将忠死的英灵作为靖国神社及其分身各地护国神社的神，进行国家性的祭祀，此为绝对不离的铁则”。可见，他们关心的是，忠灵塔是否会在既有的将战死者祭祀为神的国家典礼之外，创造出新的慰灵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不为神道所掌握。由于忠灵塔内部设置了纳骨室，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佛塔。对于佛教界而言，显彰忠灵的过程也就是向民众传播佛教信仰的过程。但对神道界而言，如果将忠灵塔与神道结合，神道祭祀的纯粹性或将受到影响。为缓和神佛分歧，凝聚各方共识，日显会决定与神道界权威人士开会座谈。1939年11月4日，他们形成了一个折中的决议：忠灵塔为国民永远敬仰和显彰英灵的坟墓，不管是神道还是佛教，都可以进行祭祀。从菊花台的表忠碑来看，神道教仍然占据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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