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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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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近代灾荒史的开拓者李文海教授相关论述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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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部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自然灾害不仅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
李文海是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先后主持编写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国荒政书集成》等多部重要论著和资料集，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对整个中国灾荒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与深化起到重要引导作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书分为“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意义”“灾荒与近代中国研究”“灾荒史的现实镜鉴”“灾荒书序与书评”4辑，收录李文海在中国近代灾荒史领域的一系列论文、发言、访谈、序言、书评近40篇，展现了李文海对这一领域深刻、缜密的思考及开拓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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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文海（1932—2013），江苏无锡人，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一级教授。1952 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生班学习，1955 年毕业后留校。1973 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3 年起，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史研究所所长。1985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87 年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94 年至 2000 年任校长。
李文海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进行了系统、深入和富于开拓性的探讨，撰写和主编了大量著述，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灾荒与饥馑》《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迈向新世纪的人文教育》《清史编年》（共12卷）等近20部学术著作，发表《告别二十世纪的历史思考》《近代中国灾荒与社会稳定》等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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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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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海先生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代前言）001
第一辑 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意义
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003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前言018
《天有凶年》前言027
推进灾害史研究的紧迫性037
治理灾害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041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未来发展的几个建议046
第二辑 灾荒与近代中国研究
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053
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066
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085
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108
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134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147
甲午战争与灾荒165
近代中国灾荒与社会稳定181
《康济录》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220
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234
第三辑 灾荒史的现实镜鉴
一样天灾两般情261
灾年谈往267
近代灾荒的历史启示277
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282
历史的明镜深刻的启示——访著名灾荒史专家李文海教授和夏明方博士288
两次长江流域大水灾的历史思考293
劝善与募赈298
一场地震引发的政治反思302
灾难锤炼了我们民族的意志306
在灾难面前挺起民族的脊梁309
惨绝人寰的突发灾难——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纪实326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灾荒史——访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333
第四辑 灾荒书序与书评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序341
噩梦重温：《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序346
《灾荒与晚清政治》序350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序355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序359
《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序363
邓拓与《中国救荒史》366
灾害研究的力作373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观察历史——《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简评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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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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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灾荒的历史启示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自然灾害更加频繁，灾情也更严重。殷鉴不远，在今天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我们可以从近代灾荒的历史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天灾酿成人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间，水、旱、风、霜、雹、虫、震、疫等灾，几乎年年发生，只是灾区面积有大小之分，灾情程度有轻重之别而已。按老例，农业收成在五成以下的，才算成灾。在近代，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文书，每年成灾县份平均在四五百个以上。至于因洪水泛滥而跨州连郡“尽成泽国”或因连续干旱而“赤地千里”的大灾巨祲，也是史不绝书。据粗略统计，在此期间，黄河、长江大约平均两年漫决一次；位于京师附近的永定河，在从鸦片战争到清王朝灭亡的71年间，曾发生漫决33次。至于淮河流域，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民谣成了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一旦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光绪初年，连续三年多的大旱灾，席卷了山西、河南、直隶、陕西、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陇东、川北、苏北、皖北等地。在这场大旱灾中被饥饿和疫病夺去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大约1000万人。历史资料形容当时情景是，“到处道殣相望，行来饿殍塞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1931年，江、淮、汉、运诸水及黄河同时泛滥。鄂、湘、皖、苏、赣、鲁诸省同被洪水淹浸，遭洪水吞没者即达370余万人，一亿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较大灾荒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凋敝和破坏，往往很长时期不能恢复元气。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黄河大决口，使河南省祥符至中牟一带宽六十余里、长数百里的“膏腴之地”尽成不毛，十余年后，这里的“村庄庐舍”依旧“荡然无存”。前面提到的光绪初年大旱灾，造成的结果也是“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也就是说，十年之后仍未能重建家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防灾抗灾的能力逐步提高，上面描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悲惨情景，已不复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对落后，自然条件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自然灾害依然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居安应该思危，有备才能无患。只有不忘历史，才能使历史不再重演。
人祸加重天灾
自然灾害俗称天灾。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就这个意义说，是天灾造成了人祸。但是，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中国近代灾荒史告诉人们，政治的腐朽、社会的动荡，常常加剧了天灾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而严重的灾荒又反过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加深了社会的动荡。就这个意义而言，又可以说人祸加重了天灾。例如，1925年，四川发生大旱灾。据四川筹赈会派员调查，“综计全川饿死者达三十万人，死于疫疠者约二十万人，至于转徙流离，委填沟壑者，在六七十万以上”。造成如此严重灾荒的原因何在呢？据当时的《申报》载文分析，认为“并不尽由天祸，强半出自人为”，并具体列举了如下五个人为的因素：（1） “各区防军，勒令民间种烟，至民间秋种杂粮益少”。（2） “川省连年内乱，两军交绥，多妨害农民耕作”。（3） “军队抽收丁粮，苛敛无厌”，弄得老百姓“挈众远逃，土地荒芜”。（4） “军队抢夺民食，致民间一无储蓄”。（5） 一些人无法生活，只得铤而走险，以抢掠为主，“土匪多甲于天下”。这虽然说的是四川的情形，却颇具典型意义。民国初年及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兵连祸结，战乱不已，天灾与战祸，交相迭见，使人民雪上加霜，遭受着双重打击。如1920年，直奉皖军阀混战时，京畿一带旱蝗相继，禾稼失收，人民群众本已衣食无着，加之军队的肆意蹂躏，更使战区“各村农民，困苦不堪言状”。更有甚者，有些军队为了所谓的“战略需要”，有意破坏自然环境，人为制造灾荒。1922年，在湘鄂军阀战争中，吴佩孚决开长江堤闸多处，使“鄂东、湖北十余属数千万之性命财产尽付东流”；1939年夏，日本侵略军乘河北省暴雨连朝之机，悍然炸开滹沱、大清、子牙、滏阳等河堤岸共182处，使冀中22县、冀南35县尽成泽国。至于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由于政治的腐败，官吏们玩忽职守，不仅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反而乘机贪污勒索，大发“赈灾财”的，从清末到民国，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今昔如果对照一下，事情的本质就立即会显现出鲜明的轮廓来。1991年，我国又一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但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我国人民顽强奋战，把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减少到了尽可能低的限度；即使在重灾区，也没有发生像旧中国那样千百万人离乡背井、“道殣相望”“饿殍塞途”的悲惨景象。这活生生的现实，使我们深切地感觉到，有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对于抗灾救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天灾与生态环境
人祸加重了天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包括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前面提到的1931年大水灾发生时，社会舆论就纷纷指出，河工不修，河水泛滥，水土流失，盲目筑圩，使河湖丧失积水排洪的能力，是水灾严重化的重要原因。“水利森林之不作警备，则数十年已如一日，似此而当非常之天灾，其不发生空前之奇祸，实为间不容发之事。”反过来，灾荒又进一步使生态环境受到新的破坏。于是，便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关于这方面，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有过颇深刻的揭示，她在描述旧中国一个“军阀混战，河水泛滥，饥馑连年的重灾区”时指出：“好几百万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家园，土地卖给军阀、官僚、地主以求换升斗粮食，甚至连最原始简陋的农具也拿到市场上出售。儿子去当兵吃粮，妇女去帮人为婢，饥饿所迫，森林砍光，树皮食尽，童山濯濯，土地荒芜，雨季一来，水土流失，河水暴涨；冬天来了，寒风刮起尘土，到处飞扬。有些城镇的沙丘高过城墙，很快沦为废墟。”在这里，灾荒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二者既是因，又是果，因既是果，果既是因。因果循环，往复不已。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把灾荒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的，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在从事政治活动之初，就在一封信中写道:“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防止旱灾也是一样，“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减少”。孙中山的论述，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为人们所了解，所以，我们要提高对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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