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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抗衡时代思潮”之作
近代以来，在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倡导下，中国学术界受西学影响，务求分科分门以治国学，一时蔚然成风，忽视了中国文化和学术自有其“和合”特色，非融通无以体会国故精义。
钱穆认为这种不求融通体会的专家之学弃五千年民族传统学问特点于不顾，以此治之，则恐终难理解矣，所以继《中国学术通义》之后，再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主张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会通求之，方能理解中国传统学问和文化。
2.从中国传统学问视角，通览12门学科要义
在这本书中，钱穆就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当时之12门学科，讨论中国学术传统及中西方学术思想相异处，从中可一窥诸门学科之核心精神。
3.忍不住的现实关怀：在“专业”的时代，提供一种“通识”的人文视野
钱穆一生以通儒视野为通人之学，办学宗旨亦然，新亚书院一切课程，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以药近来大学对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这本书是他一以贯之的通识主张之体现，其中所寄寓的现实关怀，可为壁垒分明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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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乃无独立之科学，亦无独立之哲学，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乃始成其为学问”，但近代以来，受全盘西化之风影响，学者追求以分门分科之法治中国传统学问，务求西化，再不求融通体会。
钱穆认为这种专家之学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
先生忧心斯文坠地，先著《中国学术通义》，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又著此书，就哲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传统学术及中西方学术思想相异处，主张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方能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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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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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曾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高中肄业后，辗转任教于无锡、厦门、苏州等地小学、中学，并励志苦读，精研学问。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问世，为学界推重，转入大学执教。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江南大学等校。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书院。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一生著述，广涉经史子集，后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编，凡一千七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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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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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i
略论中国宗教 一 / 1
略论中国宗教 二 / 11
略论中国哲学 一 / 22
略论中国哲学 二 / 30
略论中国科学 一 / 42
略论中国科学 二 / 53
略论中国心理学 一 / 68
略论中国心理学 二 / 84
略论中国史学 一 / 101
略论中国史学 二 / 111
略论中国史学 三 / 125
略论中国史学 四 / 138
略论中国考古学 / 155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一 / 166
略论中国教育学 二 / 177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三 / 186
略论中国政治学 一 / 190
略论中国政治学 二 / 201
略论中国社会学 一 / 210
略论中国社会学 二 / 221
略论中国文学 / 238
略论中国艺术 / 250
略论中国音乐 一 / 267
略论中国音乐 二 / 276
略论中国音乐 三 / 283
略论中国音乐 四 /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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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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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
晚清之末，中国有两大学人，一康有为，一章炳麟。其时已西化东渐，而两人成学皆在国内，未出国门一步。故其学皆承旧传统。康氏主今文经学，章氏则主古文经学。而世风已变，两人虽同治经学，其崇儒尊孔之意实不纯，皆欲旁通释氏以为变。康氏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自号长素，其意已欲凌驾孔子。其为《大同书》，虽据《小戴礼记·礼运篇》“大同”一语为号召，但其书内容多采释氏。惟康氏早已致力实际政治，谋求变法维新，故其宏扬释氏者并不显。章氏以为文排满下狱，在狱中读释氏书，即一意尊释，而排满之意则无变。自号太炎，乃尊顾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显有凌驾顾氏之意。此下著书，皆崇释抑儒，孔子地位远在释迦之下。如其著《国故论衡》，一切中国旧传统只以“国故”二字括净。“论衡”则仅主批评，不加阐申。故曰 ：“中国有一王充，乃可无耻。”其鄙斥传统之意，则更昭之矣。惟其书文字艰拗，故其风亦不扬。
章氏去日本，从学者甚众，然皆务专门，尠通学。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则以其犹守通学旧轨。康氏门人少，惟梁启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学影响，知尊湘乡曾氏。先创《新民丛报》，后改为《国风报》。创刊辞中大意谓，国风相异，英法皆然，中国亦当然。其识卓矣。后为《欧洲战役史论》，叙述当时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来源，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如任公，实当为一史学巨擘。惜其一遵师旨从事变法维新之政治活动，未能专心为学，遂亦未臻于大成。
及第一次欧洲战役既毕，任公游欧归来，草为《欧游心影录》一书。大意谓，欧洲文化流弊已显，中国文化再当宣扬。其见解已远超其师康有为游欧归来所草《十三国游记》之上，而亦与太炎大不同。惜任公为学，未精未纯，又不寿，年未六十即辞世，此诚大可惋悼矣。
与梁任公同在北平讲学者有王国维静安。先治西学，提倡《红楼梦》。新文学运动受其影响甚大。然静安终以专治国故，名震一世。当时竞治殷墟龟甲文，而国维教学者，应先通许氏《说文》为基础。可谓当矣。惜静安亦不寿，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
胡适之早年游学美国，归而任教于北京大学，时任公、静安亦同在北平。适之以后生晚学，新归国，即克与任公、静安鼎足并峙。抑且其名乃渐超任公、静安而上之。盖自道咸以来，内忧外患，纷起迭乘，国人思变心切，旧学日遭怀疑，群盼西化，能资拯救。任公以旧学加入新思想，虽承其师康氏，而所学实有变。适之则径依西学来讲国故，大体则有采于太炎之《国故论衡》。惟适之不尊释。其主西化，亦不尊耶。而其讥评国故，则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独静安于时局政事远离，而曾为宣统师，乃至以留辫投湖自尽。故三人中，适之乃独为一时想望所归。而新文化运动乃竟掩胁尘嚣，无与抗衡。风气之变，亦诚有难言者。
旧学宏博，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其事不易。寻瑕索疵，漫肆批评，则不难。适之又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可以脱离旧学大传统，不经勤学，即成专家。谁不愿踊跃以赴。其门弟子顾颉刚，承康氏“托古改制”义，倡为疑古，著《古史辨》一书，尤不胫而走，驰誉海内外，与适之齐名。同时有冯友兰芝生，继适之《中国哲学史》首册之后，续为《中国哲学史》一书，书中多采任公诸人批驳胡氏意，其书亦与适之书同负盛名。对日抗战时，余与芝生同在湘之南岳，以新撰《新理学》手稿示余，嘱参加意见。余告以君书批评朱子，不当专限“理气”一问题。朱子论“心性”，亦当注意。又其论“鬼神”，与西方宗教科学均有关，似亦宜涉及。芝生依余意，增《鬼神》一篇。并告余，朱子论心性，无甚深意，故不再及。并在西南联大作讲演，谓彼治哲学，乃为神学。余治史学，则为鬼学。专家学者，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否则必加轻鄙，惟重己学有如此。于是文学、史学、哲学，及考古发掘龟甲文等各项专门之学，一时风起云涌，实可谓皆自新文化运动启之。
但适之提倡新文化运动，其意不在提倡专门，凡属中国旧学，逐一加以批评，无一人一书足资敬佩。亦曾提倡崔东壁，然亦仅撰文半篇，未遑详阐。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则适之所主持之新文化运动，实为批评中国旧文化，为新文化运动作准备。当时有倡“全盘西化”之说者。而适之仅提倡“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两项。于宗教则避而不谈，又主哲学关门。适之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语。其所假设者，似仅为打倒孔家店，中国旧文化要不得。一意广泛批评，即其小心求证矣。至“民主”“科学”两项，究当作何具体之开创与设施，则初未之及。亦别有人较适之更作大胆假设者，如线装书扔毛厕，废止汉字，改为罗马字拼音等。又如陈独秀之主张共产主义。适之对此诸端，则并无明白之反对。要之，重在除旧，至于如何布新，则实未深及。
不幸而日本东侵，“政府”播迁来台，而一切情势皆大变。台湾惟科学、民主两项仍在提倡。而中国旧文化、旧传统、旧学术，则已扫地而尽。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中国古书，仅以新式眼光偶作参考翻阅之用，再不求融通体会，亦无再批评之必要。则民初以来之新文化运动，亦可谓已告一段落。
继此当有一大问题出现。试问此五千年抟成之一中华大民族，此下当何由而维系于不坏？若谓民族当由国家来维系，此国家则又从何而建立？若谓此一国家不建立于民族精神，而惟建立于民主自由。所谓“民”，则仅是一国家之公民，政府在上，民在下，无民族精神可言，则试问西方国家之建立其亦然乎？抑否乎？此一问题宜当先究。
又所谓分门别类之专家学，是否当尽弃五千年来民族传统之一切学问于不顾？如有人谓，非先通康德，即无以知朱子。但朱子之为学途径与其主要理想，又何尝从先知康德来。必先西方，乃有中国，全盘西化已成时代之风气，其他则尚何言。
早于治朱子必先通康德之说之前，已有人主张不通西洋史即无以治中国史。于是“帝王专制”与“封建社会”之两语，乃成为中国史之主要纲领。又如谓非取法西方文学，即无以建立中国之新文学。于是男女恋爱、武力打斗，乃为现代中国新文学必所共有之两项目。以此而言，一切学术，除旧则除中国，开新则开西方。有西方，无中国，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亦如是而止矣。
余曾著《中国学术通义》一书，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今继前书续撰此编，一遵当前各门新学术，分门别类，加以研讨。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 “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比较异同，乃可批评得失。否则惟分新旧，惟分中西，惟中为旧，惟西为新，惟破旧趋新之当务，则窃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
此编姑分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为十二目。其名称或中国所旧有，或传译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窥于旧籍者，以见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区区之意，则待国人贤达之衡定。
一九八三年冬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之外双溪时年八十有九
略论中国史学（节选）
即如中国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其人姓名，乃从无知者。西方史学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谁始用石用铁，则可不论，惟知其时代之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则已。中国人则不称巢居时代、火食时代，而必特举一人以为此时代之创始，此即中国史学重人尤更重于事之一证。
中国人论人，则必分好坏、善恶，即“君子”“小人”贤奸之辨。善人君子贤人固得见于史，而小人奸恶亦得入史。如夏、商两代，禹、汤固必详，而桀、纣亦必及。其他帝王，或仅存其名，或并其名而不载。近代人重多数，其实一部美国史，开国以来两百年，总统五十人皆有其名，其他姓字不详者何啻亿万倍。是西方史学亦重少数，惟贤奸之辨，西方人似不以为意。
人分贤奸，斯事有褒贬。“褒贬”乃成中国史学之要纲。未有不分贤奸，不加褒贬之史学。史之褒贬，亦不始于孔子之作《春秋》。齐崔杼弑其君，齐史臣执笔直书，而见诛。其弟承袭史官位，又续书，又见诛。第三弟再续书，乃免。有史臣在野者，闻其事而来，则史笔已定矣。当时列国史官，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其职世袭。周之东迁，天子声威扫地以尽，而史官守职，执笔直书，置身家死生于度外，有如齐史之所为者。其实齐君亦非崔杼亲杀，而终必正其名曰“崔杼弑其君”。此乃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亦可名之曰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然当时史臣之具此精神者，已不多见，故孔子作《春秋》而曰此天子之事也。孔子非任史职，乃因鲁旧史作为《春秋》，褒则褒，贬则贬，游、夏不能赞一辞。此可谓由孔子之《春秋》而见中国之史学精神民族精神矣。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而岂孔子之自我创造乎！
今试舍《春秋》而读《左传》，此乃集合当时两百四十年列国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记载，而汇以成书。而其人物之贤奸，人事之褒贬，亦已至详具备矣。孔子当亦对此等材料，信而好之，承而述之而已。继《左传》又有《国语》，有《战国策》，此等书皆不知出于谁何人之手，惟知其决不出于一人之手而已。然而所载人物多无职无位，而贤奸褒贬，则既详且备。其事则亦多无关于君国之大，此皆中国史学精神民族精神之随时随人而流露，为并世其他民族所无有。近代国人读之，则曰此乃封建社会事。如读崔杼弑其君，则谓此乃专制政治下尊君观念之表现。则试问何以在封建社会之上犹得有专制政治。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
西汉司马迁作为《史记》，乃取法于孔子之《春秋》，其记事多采之《左传》《国语》《国策》诸书，而有取舍，又有增益，兹不论。姑论其载楚汉之际，乃及西汉开国后事，则所略而不备者多矣，而乃特载田横其人与其事，此亦特见中国之史学精神民族精神处。至于汉之立国，是否为一帝国，汉之为政，是否为帝王专制，此皆可据迁书而论定。今人则必依据西方史学观念与成语来加之中国史，则迁书亦可束高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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