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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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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作品首度中译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创造性继承，重新认识不可见的“生命”关注被技术遮蔽的生命本质，捍卫内心生活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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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二战后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访谈录首度中译！
相较于萨特、加缪、波伏娃、阿尔都塞等同时代人，一生远离学术潮流中心的亨利，虽然生活得像一名隐士，却对思想本身更加专注且纯粹。他创造性地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引导我们认识那不可见的“生命”，呈现出更丰富和统一的人类生存图景。
《走向生命的现象学》以访谈录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认识亨利思想的极佳机会。我们从一次次的问与答中看到，亨利如何对传统现象学进行解构，如何发展出注重内在感受的“生命现象学”，并如何将其运用到绘画、精神分析、政治等诸多领域。此外，亨利的学术关怀不止于纯粹思辨，他还呼吁我们关注技术时代中被遮蔽的生命本质。他通过捍卫文化、艺术和思想的价值，还原了生命的丰富性，为读者带来对存在的新思考。
作为20世纪法国现象学的重要人物，亨利凭借其一系列富有原创力的洞见正日益获得重视。本书不仅呈现了亨利丰富的精神世界，让读者领略其现象学的独特魅力，也是探索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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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米歇尔·亨利（1922?2002）是当代法国哲学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被称为生命现象学、物质现象学等，他同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一样，从胡塞尔现象学出发，但最终又以物质论的思路，发展出极具个性和深刻洞见的现象学。
译者：邓刚，法国巴黎一大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长期从事法国哲学研究，译有《爱的多重奏》《思想与运动》《巫师苏格拉底》《黑格尔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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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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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说明
1哲人话平生——与罗兰·瓦西尔德的谈话
2“让个体回归自身”——与德鲁瓦的谈话
3“文化需要哲学，才不至于失控与偏航”——与德鲁瓦的对谈
4关于《野蛮》的访谈——与菲利普·德·圣-罗伯特的谈话
5东方/西方：给个体带来何种命运？——与罗兰·瓦西尔德的谈话
6《物质现象学》及其他——与奥利维耶·沙拉查-费雷尔的对谈
7从现象学到马克思——与曼达切的谈话
8“好奇”与“不可见者”——与拉布鲁斯的谈话
9身体、肉身与生命——与卡鲁娜的谈话
10 主体性与生命现象学——与加利贝尔的谈话
11 与古萨诺的谈话
米歇尔·亨利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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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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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尔德：
米歇尔·亨利，既然要谈到您的生平，让我们从开端说起吧：出生在远东地区，父亲在您年幼时离世。这些环境是否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您？
米歇尔·亨利：
请允许我在这场对话的开头作一个哲学式的评语。我想说，面对传记的观念，我常产生强烈的贫困感。有人认为，真正的自我，每个人的真正自我，是一个非世间的自我，外在于一切客观的、经验的规定性，从这类标志出发，从而抵达自我的这种尝试，其实很成问题。一个人的历史，以及这个人周边的环境，都是不同于面具的某种别的东西，这副面具无论多大程度上讨人喜欢，都只是他本人与其他人以某种方式协商一致从而加之于他的面容——而他本人，就其根本而言，并不具有任何一张这样的面容，难道不是这样吗？您注意到，我出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但是，这个国度难道不是“比印度和中国还更远”吗？对我来说，我来到这个世上，还没有任何人在某片大陆上找到生命的源泉。我不认识我的父亲——但是，父亲，岂不是所有生命的前提？我母亲后来向我谈起我的父亲，他是一位远洋轮船的船长，我把他视作康拉德或者克洛岱尔笔下的一个人物。实话说来，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对于一个在那边度过幼年时光的儿童，我又知道多少呢？我们生活在永恒的当下，永远无法离开。在当下之外者，与我们相隔万丈深渊。因为时间是绝对的非实在的一个领域。我分享一下艾克哈特大师的观点：“昨天发生的一切，如同一万年前发生的一切，距离我同样地遥远。”俄狄浦斯是一位病人发明的寓言中的人物。这个寓言也适用这一说法。
瓦西尔德：
请原谅我的坚持，这正是为了满足那些阅读过您著作的人，来到这里与您相遇，来看到“有血有肉”的您，满足他们的期待。因此，我要再次开始我的询问。回到法国之后，您的童年在里尔度过，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尤其是充满音乐氛围的家庭环境中。这是否培育了您的感性，决定了您在作品和生命中都赋予艺术因素极为重要的地位？
亨利：
差不多是这样。因为音乐让人逃离世界。音乐总是吸引着我们。我的母亲在结婚之前，正准备开始钢琴家的职业生涯。她经常为我演奏。我从中体会到的情感从未消失，正是这种情感让我想到我的母亲，想到我爱的所有人，想到艺术本身。如果说康定斯基从音乐出发来理解绘画，因此让绘画独立于表象世界的这一绝妙观点让我深感兴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观点能关联到我所体会到的、从未离开过我的这种幸福。
瓦西尔德：出于学业的选择，您全家来到了巴黎。因此，正是在巴黎上学时，您选择了哲学。在这一抉择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遇到了某位大师，某些文本，或者是想要回答某些内在的追问？
亨利：
在亨利四世中学，我的哲学教师是勒内·贝特兰（Rene Bertrand）。我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我以哲学为志业，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仅是因为他的不足，更因为他身上的那些优点。从第一堂课开始，他的课程就是完全抽象的，我们完全听不懂，大部分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玩打仗游戏，或者提一些荒唐的问题。我坐在第一排，只能一直听课，虽然课堂上有些吵闹。我听懂了，因此进入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观念世界。对哲学的这种欣赏，在预备班的两年里，转变为我唯一的学术兴趣，于是在1942—1943年的寒假期间，我在里尔撰写了一篇论文，之后我就加入了抵抗组织的游击队。
瓦西尔德：我猜想，参加游击队是一种极为强烈的体验。首先，这对您关于生命的构想产生了什么影响？其次，对您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亨利：
在1939年战争宣布开始之际，我的哥哥就已应征入伍。在法国崩溃之后，他马上去了英国，成为“自由法国”最初的二十个成员之一，其中有三至四个成员又返回了法国。他的示范当然对我十分重要。我的家庭一下子就只剩两个人，并且担心彼此无法再见面。此外，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就深深地感到我们是希特勒的反对者。在年轻时，在读高中期间，我们就十分惊愕地观察到德国发生的事件，并且对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事情的恶化感到十分愤慨。
抵抗和游击队的经历，实际上对我的生命概念的理解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地下状态，每一天都强烈地让我感受到某种匿名状态（incognito）的意义。在这整个时期，人们都必须隐瞒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行为。归功于这种持续的伪装，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向我揭示出来，也就是说，真正的生命是不可见的。在最糟糕的时刻，尽管世界极为残酷，我在自我之中体验到了真正生命，如同一个有待保护的秘密，这一秘密也保护着我。这是比世界的显现更深刻、更古老的一种显现，规定着我们的人之为人的条件。将人定义为“政治动物”，这样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我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本身也深受这些事件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事件将历史置于第一层面，正是在这个范围内，我们的生存、我们的饥饿与恐惧、我们的生与死，每时每刻都依赖于这些事件。与此同时，关于社会的神话——在希腊城邦中，每个人得以完成其自身的存在——因此遭到了不可修复的打击。我们共聚一堂的光亮空间，它本应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不必从中逃脱逃往一个想象的天堂，却充斥着武器暴力、告密、黑市交易、虐待，许多人惨死，所有人心怀恐惧。拯救恰恰就在于某种共同体的秘密中，这个共同体已经被缩减到一对夫妻或者一个家庭，最好处于某种地下状态，却又始终受到渗透和背叛的威胁。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就明白了，个体的拯救不可能来自世界。
于是，在战争结束后，一种令人痛苦的分歧，迫使我不得不挥手告别了我的大部分战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期待着一个高唱凯歌的明天。另一些消息灵通的人，想加入政府的军事组织。他们预感到，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后，某种新的极权主义将会出现。卡夫卡，这位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加入历史和社会的宏大运动之中，阅读卡夫卡是可疑的，并且让我保持怀疑（“必须烧掉卡夫卡？”），让我免于陷入幻想。而在这个时期，美国及其令人生畏的体制所带来的霸权主义的危险，也没有逃出我的观察，此外，我也没有陷入在法国那些急匆匆想要争权夺利的人的犬儒式投机主义。
瓦西尔德：在战争结束之后，虽然方式不同，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在这个时期，您放弃了一些可以直接进入教育机构的机会，而是选择了完全地献身哲学，并且开始撰写《显现的本质》一书。在人们的想象中，这段时期既艰苦又充满活力，您能否谈谈这段时期？
亨利：
1945年我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实际上我又返回学术研究，并且下定决心，在公共空间之外来寻找我的生命意义。我曾经两手空空，但是生活条件已经完全地改变了。死亡，持续不断地对死亡的恐惧，已经不再有了。我明智地在卡萨布兰卡当老师，我所教的班级有70多位学生，和我一样经历了战争后才重返校园，而且大部分比我年长。我撰写了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身体问题和麦纳·德·碧朗（Maine de Biran）的。恰好在这段幸福时光之后，我才面临物质上的困难。我放弃了教学，在长达十年的孤独中撰写《显现的本质》——但是，里尔克不是说过，对于写作者，“十年算不了什么”。您说得对：这是孤独和贫困的经验——但是，持续不断地受到写作的支持和激励——这种经验既是困难的，有点类似于遗弃；也是充满活力的，因为仅仅和最本质的东西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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