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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重点主题出版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千百年来，纸币的发明和使用，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一样，在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交子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早的纸币，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交子的创始陆续影响了全球各地纸币的产生，是中国金融和全球金融的重要里程碑。本书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世界金融制度的创制与运行上的独特贡献，以及在世界货币史上的重要意义。对于彰显金融强国的民族自信、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2.重要年份的纪念出版物，近年来大众对交子的关注度日益凸显，填补市场空白。
2024年是北宋交子发行和流通1000周年。金融博物馆与中国钱币博物馆在成都成华区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矗立了大宋交子碑，牵头推动了由16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的交子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会提案，并将公历1024年1月12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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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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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随着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金属铸币不便使用，成都的富民十六户创新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此后，交子经历了由私营到官营，由川蜀一地通行到跨区域流通和发行的过程，成为两宋财政的重要手段和货币金融工具。本书梳理了宋代交子的产生背景、创立经历、由私营到官营的过程，讲述了朝廷发行交子纾解财政困境，由于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的过程，以及交子对后世元、明、清等朝纸币发行流通所产生的重要借鉴意义。作者爬梳史料，索隐钩沉，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宋代纸币从创新发明到发行流通再到泛滥失信的历史画卷。作为一部金融启蒙读物，本书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启迪读者读史鉴今，既为堪比四大发明的金融创新而骄傲，又警惕金融工具的滥用和货币超发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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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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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博文化于2010 年成立，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通过创建金融文化地标、丰富金融生态、赋能金融资源和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为社会公众、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及政府提供专业的综合运营服务。参与创建并运营了13家分布于不同城市的公益性金融博物馆。举办了30多场金融主题展览，在20多个城市举办巡展。参与主办了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和成都等多个城市的金融主题博览会。与政府和全国性协会合作，在并购、基金、金融启蒙等领域创建了多个在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年会和几百场“金融大讲堂”“读书会”“江湖沙龙”“下午茶”“博物馆恳谈会”等活动。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在各地创建了近十家得到监管机构认证的投资者教育基地，同时与相关学院、协会合作，在并购、金融科技与红色金融培训领域推动职业教育培训。 金融博物馆特邀作者，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9—2019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先后取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1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财政史、货币史。 金融博物馆特邀作者，硕士，毕业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博物馆策展专业。参与策划组织金融博物馆的多场金融主题展览，并进行相关方面的选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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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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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交子，近代金融文明的启蒙 王巍
推荐序二? 在放大的时空中认知宋代交子开启的纸币体系 朱嘉明
学术导读? 纪念北宋交子诞生一千周年兼论纸币发行约束问题 易纲
引子 前世今生：交子如何成为可能
货币如何成为货币
虚值货币的源与流
不稳定的大中等面额货币
第一章 起源：为什么是四川
天府之国
经济自由之地
不匹配的货币
第二章 生发：交子的诞生
富户、官府、交子
私营交子的失利
私营交子的性质
中西早期纸币对比
第三章 官营：交子走向财政前台
收归官营的波折
官营交子的基本制度
走出四川
交子与盐钞
第四章 混沌：宋徽宗时期的交子乱象
宋徽宗与蔡京
大变钱法
失控的钱引
第五章 延续：走向南宋
张商英的整顿
钱引在南宋
钱引的样式
其他四川纸币
第六章 启后：交子与后世纸币
作为纸币的理想模型
走出宋代
追寻最佳货币
附录1 交子的争议
附录2 金融博物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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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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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陕西是北宋与西夏政权对峙的主战场， 大量宋军驻扎于此，每日消耗的物资补给不知有多少。宋代的陕西 不属于*发达的地区，其实就算是当时*发达的地区也难以单凭本地税收供应数十万士兵的军费。采购成为当地官府补足军需物资的 主要手段。从宋朝的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来看，当时有能力纵贯全 国南北或东西的大商人恐怕并不多。多数远道而来的物资要经过一位甚至数位中间商转手才能到达目的地，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于 无形之中帮助官府完成了物资运输接力。分段完成的长途贸易外， 短途和本地贸易才是官府购买物资的主要途径。陕西本地商人和从四川出发的商人是参与陕西官府采购的主力。
而在官府眼中，商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发，而是他们引导 和利用的成果。早在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 官府、商人、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十分深刻的理解。管子、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国家财赋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换句话说，社会中之所以有一部分人从事商业活动，根本 原因是君王和国家的设计。统治者有调动、平均全国财赋资源的需求，故而出现了商人。与通常将国家与市场相割裂的理解不同，中国古人显然将商人、商业、货币、市场都视为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统治者和国家“支配”商人活动，而非“借助”商人力量。这种近似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认识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今人多认为宋朝商业发达，强调商人的巨大作用，甚至将宋代视为“民进国退”“市场经济繁荣”的时代，我想在宋人的视角下恐怕并非如此。
交子在天圣四年走出四川，就是国家财政驱动的。
三月，三司（也就是国家*高财政机构）向宋仁宗上奏说陕西与四川之间有很密切的财政收支互动。商人运输粮草至秦州出售给官府后，秦州官府并不直接支付货款，而是由永兴、凤翔、河中府和四川的嘉、邛等州代为结算。此举充分动员了周边地区的财政储备来采购军需物资，否则秦州一地的财政压力太大。而且在使用铜钱为主的时代，因为铜钱过于笨重、搬运成本太高，许多由上级官府乃至朝廷支配的钱物不一定运输至其驻地，而是储存于征收地的官仓中。征收地的下级官府无权支用这些钱物，必须根据有权支配者的命令专款专用。
三司进一步报告，*近益州开设了官交子务发行交子，各处交易使用颇为便利。建议在秦州之外，允许商人将粮草运送至延、渭等五个州军，由益州支付现钱或交子结算。如果益州现钱不足，那么益州转运司再从辖下有钱的州军搬运，或直接支付交子。 值得一提的是，三司的上奏可不是中央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形成的，而是以陕西转运司和益州转运司的意见作为基础，三司甚至只做了整合工作。
除了三司和两处转运司的意见，渭州知州对于用交子购买商人的粮草一事亦十分活跃。他的意见也通过某种渠道被中央知晓。渭州知州十分羡慕秦州的待遇，指出其实渭州的驻军也很多，同样十分需要粮草。如果能打通与四川之间的货币联系，还能吸引四川商人前来贩卖罗、帛、锦、绮等丝织品特产。在他的强烈建议下，有关部门允许渭州参照秦州政策，如果商人愿意得到四川的货币，渭州官府便开具票据，并给予一些溢价。商人得到票据后，可以去益州、嘉州、邛州等地换取铁钱或交子。
我认为愿意到益州、嘉州、邛州等地换取铁钱或交子的商人一定来自四川。其他地方的商人对于四川铁钱和交子没有需求，他们会选择其他的支付方式。而三司、两处转运司和渭州知州等人专门提出使用铁钱与交子支付货款，本身正说明四川商人在川陕之间的巨大影响力，也特别提到吸引四川商人贩卖特产。应当说，四川本地官府对支援陕西军需购买一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粮食不是给自己的，甚至还运往外地，自己的钱却花掉了。虽说这些钱理论上归中央所有，但毕竟从本地征收、存储在本地。一旦本地碰上用钱之际，钱却因支援陕西消耗殆尽，当地官府还需要走程序、打报告，办手续要钱，原本供陕西的经费很可能还要继续给。陕西官府当然不会管这些事，在当时的情势下甚至还会接着伸手要钱，麻烦只能由出钱的四川默默承受。
交子在天圣四年以商人报偿的形式进入财政领域。当我们欣喜于交子的优势终于被更多的官员乃至皇帝重视时，亦当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交子还没真正走出四川。无论秦州还是益州的官府都没有直接使用交子结算，而是给予其他票据，请有需要的商人自行到益州、嘉州、邛州等四川州军换取交子。第二，支付给商人的交子大概与普通民众持有的交子一致，商人可以将其作为一般的流通货币在日常交易中使用，或用于交税。至于是否再将获得的交子兑换为铁钱，则取决于商人自己的想法。到了庆历年间，情况发生巨变。宋廷很可能已允许秦州等陕西州军直接使用交子支付货款。庆历二年（1042 年），宋军在定川寨之战中惨败于西夏，夏主李元昊大有挥师南下之意，朝野为之一震。此后宋军重整旗鼓，顽强阻击夏军，李元昊铩羽而归。庆历四年，宋夏双方签订和约，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保持和平，史称“庆历 和议”。可是庆历和议是在军事恐怖状态下达成的临时性停战协议，谁也不知道西夏军队哪天又不宣而战，谁也不想懈怠示弱，因此必须花大力气巩固边防。和约签订后，北宋的西北边防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有所加强，花钱自然如滔滔江水。
庆历七年，皇帝下诏命令取益州交子三十万贯到秦州招募商人出售粮草。许多人指出四川商人原本就多入陕做生意，现在恰逢秦州缺乏军需储备，正好借机用交子招募他们运粮售卖。 这些意见通过某种渠道上达天听，皇帝觉得有理，才下达了这份诏书。此后，皇帝又批准了另外一笔三十万贯交子的拨款。
这两次用交子在秦州购买粮食的行为貌似与天圣年间的差不多，但有两大差异。第一是支付方式变化，此次交子直接被运到秦州，商人无须拿着票据到益州等地换取交子。第二是这批交子的性质得以明确，不是流通货币，而是财政票据。第一点已有皇帝诏令作为证据，第二点可以从当时人的批评意见中寻到踪迹。
实际上，宋仁宗用交子购买粮草的政策并非人人赞同，一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严肃地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该政策将反噬四川交子体系。他们的核心意见是：四川交子体系原本运行得挺好。现在用数十万贯交子帮助秦州购买粮草，却没有储备相应数量的现钱。将来商人持交子要求兑现，四川官府应当如何是好？交子体系将因此受连累。如果一定要推行相关政策，请朝廷筹措、调拨一笔资金用于兑现交子。还有人认为，原本就一直有官员反对官营交子，只因交子确有便利之处难以废除。这批给予秦州的交子原本都能换成铁钱，现在因为资金储备不足不能及时兑现，甚至还折支新一界交子，定将造成交子流通困局。
平心而论，反对意见有其道理。特别是原本承诺兑现而实际很难执行这一点，既损害了交子的信用及运行机制，又伤害了商人与官府贸易的信心和意愿。可回过头来一想，这批由秦州支配的交子理论上可以随时兑现，与天圣四年那批同样供陕西采购粮草的交子似乎不同。至少从史料记载看，天圣年间的官府没有承诺交子可以立即兑现，他们只是给予商人选择要铁钱还是要交子的权利而已。
从庆历年间川陕之间的交子发行—流通—回笼方式看，这些作为粮草采购货款的交子不是一般的流通货币，而是近似于汇票的财政票据，与唐代“飞钱”的性质几乎相同。既然设计了即时兑现机制，宋朝官方很可能认为贸易于川陕之间的商人不会长期持有这些交子。此种认识似乎与交子便民的通常看法不同。我想*具可能性的解释或许是这些交子作为财政票据使用，无法进入四川本地的流通领域。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看法，认为交子由兑现转为不兑现，特别是由新一界交子兑换旧交子，恰恰发生于此时。即便如此，粮食采购中的交子的性质也仍然是财政票据。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交子务等官方机构动用哪些经费用于兑现？我想主要资金恐怕就是作为交子本钱的三十六万贯铁钱。前面的章节说过交子本钱“新旧相因”，不增加也不减少。假如所有售粮商人都来兑现交子，交子务显然没有支付六十万贯铁钱的能力，只能请其他机构帮忙筹措。这恐怕是论者反对用交子帮助陕西收购粮草的制度原因。虽说作为货款的交子数额大体与粮价及其溢价等值，可毕竟粮食被陕西消耗而没有作为“本钱”储备。这些交子“凭空”发行，又需要用“真金白银”兑现，四川官府怎么可能长久维持呢？在臣僚屡次反对后，宋仁宗终止了川陕财政之间的交子流动。
那么，陕西购买军需物资的资金该从哪里补足呢？其实陕西自有其物产——盐。现在的山西运城在当时叫作解州，属于陕西地界。解州有一片面积非常大的盐湖，这片盐湖出产的盐供陕西乃至开封等地使用，为陕西军政带来了大量资金收入。陕西购买军需物资的经费之中，盐利占到相当高的比例。以盐利支撑军需开支也不是一帆风顺。粮草毕竟是稀缺物品，
不仅作为整体的陕西急需，作为个体的各个州军也需要完成采购任务。受此影响，地方官府频频提高粮草的收购价，同时降低盐价以吸引商人至其辖区售粮。当这些商人拿着地方官府虚开的票据到开封，找到负责专卖事务的机构——榷货务要求提盐或兑现为现金时，榷货务的官员大惊，怎么花了这么多盐和钱才买到这么一点粮草？虚耗财政经费的现象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宋仁宗统治时期，陕西盐法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改革，中央支出的费用得以大幅减省，军需物资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在陕西本地解决。
以盐利支撑军需开支的另一大问题是，盐的产量和需求是有限的，而军费膨胀则是无限的。即便通过提高盐价增加额外收入，价格也不可能超过一定程度。盐价过高，民众将少吃甚至不吃盐，还可以选择购买私盐。事实上从西夏境内流入的私盐一直令宋朝官员十分头疼。总之，单纯改革盐法其实无法解决经费收入和支出的矛盾。随着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宋廷还得寻找其他财源弥补亏空。时间来到宋神宗统治时期。年轻的宋神宗崇尚“有为”，希望积极变革国家现状，在与同时代其他政权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他任用同样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为宰相，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推行新政。在西夏策略方面，宋神宗和王安石积极争取周边少数民族的支持，让他们成为宋朝抗拒西夏的屏障。宋军在熙宁年间向西攻取唃厮啰政权，收复熙河地区并建立熙河路，以求威慑和孤立西夏，在宋、西夏竞争中占据优势。这场史称“熙河开边”的拓边活动扩展了北宋疆域，极大地提高了宋人的自信心，却又把国家财政拖入泥淖。无论备边、作战、交往还是巩 固新土都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战争烧钱自不必说，哪怕在和平时期，新成立的熙河路也几乎没有造血能力，需要靠陕西其他地区长期大量输血才能维持。宋人自己明明白白地说，自从建立熙河路后，每年耗费日常经费四百万贯；熙宁七年（1074 年）之后财政状况稍有改善，每年的日常经费减少为三百六十万贯。还有人指出熙河开边以来，陕西民众的生活日益困顿，朝廷财用日益消耗。原因正是熙河路的大部分财政花销仰赖陕西州军和朝廷拨款。
既然经费问题难以解决，不妨如借债一般把这个问题往后挪。不管后面能否较好地解决，总之先减轻现时的压力。可是在宋朝，官方向民间借债是不可想象的。让我们闭上眼睛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快速回忆一遍，是不是几乎想不到哪个王朝向老百姓借债的？公债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在西欧从封建帝国演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但它引入中国是很晚近的事情了。王安石执政时的确推出了一项官民之间的借贷政策，只不过是由民众向官方借贷。这项政策名叫“青苗法”，即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将资金借给农民，农民在农作物成熟后连本带利归还官府。如果一边借钱给民众，一边又向民众借钱，成何体统？
于是，发行交子就成为不是借债却似借债的手段。宋廷的核心想法也很简单：我先按照军需的数量发行交子，这是当务之急，至于交子发行太多导致币值下跌，后续如何调整物价、回收交子，再说。不过熙宁年间的官府没有如天圣、庆历年间那样高度依赖调拨四川交子，而是参照四川制度直接在陕西独立发行交子。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四川交子算是第一次“制度输出”了。
熙宁四年（1071 年），陕西正式独立发行交子。官府储备了一些本钱，没有打白条凭空发行，只是获得本钱的方式与向老百姓借债几乎没有区别。陕西转运司担心手中现钱不足，故发行交子换取民众手中的铜、铁钱，允诺三五年后返还。所谓的本钱竟然是强制性地从老百姓手中“借”来的，而且还不似四川交子本钱那般 新旧相因”，这笔钱会被陕西转运司直接花掉。理论上这批陕西交子的总币值与“借”来的铜、铁钱的总币值一致，当地官府认为这种 1∶1 的交换可以保证交子币值。历史上类似的现象不少，结合陕西交子后续的命运和其他时代的类似事件，可知陕西转运司的政策至少埋下了以下五颗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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