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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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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是一部由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作者和朱自强共同撰写的学术著作。对作者朱自强而言，编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并为其撰写”解说”的工作，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项学术工作，属于理论批评史论的范畴。从事这项学术工作，需要具有儿童文学理论、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这几方面的知识储备。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作者通过选文和解说，努力建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与当代儿童文学文论的互动性关联，进而建构一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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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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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收录了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学者关于儿童文学理论的论文，由朱自强编选、点评。本书以编年体的方式排列选文；为了给读者提供求证、辨析、思考的便利，形成新的研究可能，在解说文末，对涉及到、引用到的学术观点均说明出处，列出相关文献，以备读者参考；在解说时，做了一些勘误和考证的工作；解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对选入的文论本身作读解，而是联系与此相关的其他论述，特别是有意将其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联系起来思考、辨析，使这本书的”解说”具有一定程度的打通现代和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功能；通过选文和解说，作者力求发现并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上的重要问题之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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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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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强，学者、翻译家、作家。中国海洋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行远书院院长、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八届国际格林奖获得者。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要学术领域为儿童文学、语文教育、儿童教育研究。出版《朱自强学术文集》(10卷)，著有个人学术著作20种，代表作有《儿童文学的本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日本儿童文学论》《中外儿童文学比较论稿》《儿童文学研究方法论:理论与实践》《儿童文学:学科与建构》《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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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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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儿童的大人化
丰子恺：童心的培养
1931年 尚仲衣 吴研因等：关于“鸟言兽语”的讨论
1935年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
鲁迅：《表》译者的话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1936年 惕（茅盾）：再谈儿童文学
胡风：关于儿童文学
胡风：《表》与儿童文学
1947年 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
陈伯吹：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
1948年 陈伯吹：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
附录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
刘绪源：《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重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
黄贵珍：对话、批评及其建构主义——评朱自强《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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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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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一部由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作者和我本人共同撰写的学术著作。
对我而言，编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并为其撰写“解说”的工作，是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项学术研究，属于理论批评史论的范畴。从事这项学术工作，需要具有儿童文学理论、中国儿童文学史（含理论批评史）这两方面的知识储备。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通过选文和解说，努力建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与当代儿童文学文论的互动性关联，进而建构一个属于我本人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这个框架是粗疏的，但是，我求其自身有贯通，求其与我以往的儿童文学理论、史论、评论工作有贯通。总之，这是我建构自身的儿童文学研究系统的一项工作。
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动乱的时代和儿童文学学科被大学学术体制边缘化等诸多原因，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表现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领域，就是至今为止，仅有方卫平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2007年作过修订）这一部专史著作。此外，张永健主编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在以历史时期划分的各编之中，设立了“儿童文学理论”一章，以“概述”和人物专论的方式，研究各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如果将各编“儿童文学理论”部分抽取出来，依次排列，便具有一定的历史演化脉络和整体性，算得“隐形”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除了上述两部著作，也就只有散见于一些儿童文学史著作、史论著作和论文中的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零星论述了。我在研究已有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成果时发现，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比如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是否“古已有之”、复演说和人类学对于“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发生所起的作用、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与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的关系等等，我与王泉根、吴其南、方卫平等学者的观点出现了根本性之不同。由于这些观点的不同，双方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起源（发生的因由）、性质、基本走向，均有不同的阐释。对此，在本书的解说中，我都做了一些具体的讨论。
也正是在编选、解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的过程中，我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我与一些学者之间出现的观点分歧，除了各自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比如对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的评价）不同之外，学术研究方法的不同也是一个根本性原因。就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和探求是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关于促使我进行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和探求的契机，我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说：“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上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重视，充分地展开思想的碰撞和学术的讨论。”（1）为此，除了这篇论文，我还写作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2）一文。
在上述两篇论文中，我主张并采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强调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学术目光，运用实用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方法，来思考、处理目前在本质论理论和中国儿童文学（包括理论）起源问题上出现的学术分歧。
比如，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我回到历史的现场，对”儿童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知识“考古，以使围绕中国儿童文学（包括理论）的起源问题的研究，走出解不开套的困局，出现新的学术可能。
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对本书的编选和解说做几点具体说明--
1、以编年体的方式排列选文。
2、为了给读者提供求证、辨析、思考的便利，形成新的研究可能，在解说文末，对涉及到、引用到的学术观点均说明出处，列出相关文献，以备读者参考。
3、在解说时，也尽我所能，做了一些勘误和考证的工作。
4、解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我没有仅仅局限于对选入的文论本身作读解，而是联系与此相关的其他论述，特别是有意将其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联系起来思考、辨析，使这本书的“解说”具有一定程度的打通现代和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功能。这一意识出自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关切之情。在联系中，常有对当下论点的辨析和批判，这都是对事不对人，出发点是求其有利于儿童文学学术的发展。我认为，思考、审视今天，可以更加看清历史，规划未来。
5、通过选文和解说，我力求发现并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上的重要问题之线索。主要包括：“儿童文学”这一词语概念的生成过程；“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当代学者对其进行的批判；复演说和人类学与“儿童”的“发明”、儿童文学的“发明”之间的关系；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关系；“儿童本位”理论与儿童文学创作之间的错位；“童心”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对“神怪”故事的集体性否定倾向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传统对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叶圣陶、张天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局限等等。
细心阅读、勤于思考的读者，也许会从这本由现代儿童文学文论和当代研究者的解说融合而成的书籍中，梳理、建构出一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要脉络。
对于我本人来说，在编选文论、撰写解说的过程中，的确进一步发现了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很多重大、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现代期的一些重要关系，初步形成了我本人建构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演化的大体走向和粗略框架。
如果有心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因为阅读本书所收文论，特别是因为阅读本书的解说，能够生出重写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术愿望，本人则不胜荣幸。
在不断地“重写”之中，中国的儿童文学学科才能得以发展、渐趋成熟。
朱自强
2014年10月6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导言
这本书是一部由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作者和我本人共同撰写的学术著作。
对我而言，编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并为其撰写“解说”的工作，是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项学术研究，属于理论批评史论的范畴。从事这项学术工作，需要具有儿童文学理论、中国儿童文学史（含理论批评史）这两方面的知识储备。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通过选文和解说，努力建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与当代儿童文学文论的互动性关联，进而建构一个属于我本人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这个框架是粗疏的，但是，我求其自身有贯通，求其与我以往的儿童文学理论、史论、评论工作有贯通。总之，这是我建构自身的儿童文学研究系统的一项工作。
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动乱的时代和儿童文学学科被大学学术体制边缘化等诸多原因，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表现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领域，就是至今为止，仅有方卫平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2007年作过修订）这一部专史著作。此外，张永健主编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在以历史时期划分的各编之中，设立了“儿童文学理论”一章，以“概述”和人物专论的方式，研究各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如果将各编“儿童文学理论”部分抽取出来，依次排列，便具有一定的历史演化脉络和整体性，算得“隐形”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除了上述两部著作，也就只有散见于一些儿童文学史著作、史论著作和论文中的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零星论述了。
在我眼里，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关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即儿童文学文论选本。这种选本，隐含着编选者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史观方面的眼光，其中王泉根选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每篇选文之后均有“砚边小记”，既选且评，更是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了选评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论方面的研究心得。
我编选、解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就是在参考上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一方面汲取这些成果的学术资源，一方面审视这些学术成果，力求能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和观点，以此促进这一学术领域的学术增值。
我在研究已有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成果时发现，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比如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是否“古已有之”、复演说和人类学对于“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发生所起的作用、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与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的关系等等，我与王泉根、吴其南、方卫平等学者的观点出现了根本性之不同。由于这些观点的不同，双方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起源（发生的因由）、性质、基本走向，均有不同的阐释。对此，在本书的解说中，我都做了一些具体的讨论。
也正是在编选、解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的过程中，我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我与一些学者之间出现的观点分歧，除了各自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比如对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的评价）不同之外，学术研究方法的不同也是一个根本性原因。就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和探求是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关于促使我进行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和探求的契机，我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说：“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上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重视，充分地展开思想的碰撞和学术的讨论。”（1）为此，除了这篇论文，我还写作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2）一文。
在上述两篇论文中，我主张并采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强调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学术目光，运用实用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方法，来思考、处理目前在本质论理论和中国儿童文学（包括理论）起源问题上出现的学术分歧。
比如，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我回到历史的现场，对”儿童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知识“考古，以使围绕中国儿童文学（包括理论）的起源问题的研究，走出解不开套的困局，出现新的学术可能。
如果简要地介绍，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包括理论）是否”古已有之“，有以下观点：王泉根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确是‘古已有之’，有着悠久的传统”，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古代的口头儿童文学”、“古代文人专为孩子们编写的书面儿童文学”的说法。（3方卫平说：“……中华民族已经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作为一种具体的儿童文化现象，或隐或现，或消或长，一直是其中一个不可分离和忽视的组成部分。”（4）我则不同意上述中国儿童文学（包括理论）“古已有之”的观点，指出：“儿童与儿童文学都是历史的概念。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上，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一般文学不同，它没有古代而只有现代。如果说儿童文学有古代，就等于抹煞了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独特规律，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5）
在当时，意见不同的双方陷入讨论的僵局状态，是因为双方都在拿“实体”（具体作品）作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把儿童文学看作是“实体”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本质主义色彩。当我思考如何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难断官司时，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方法帮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以建构主义的本质论看来，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而这种观念的儿童文学存在于语言的建构之中。因此，到古代或现代寻找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即具体的作品）以证明儿童文学的存在，这是没有意义、没有可能的，具有意义、能够给学术带来增值的研究，是考察在中国古代或现代，作为一个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否存在，即考察在儿童文学观念的成立上，是否进行了“确定的话语实践”。我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就回到历史的现场，像福柯主张的那样，将历史的“知识”“事件化”，进行所谓的“知识考古”，得出了“儿童文学”这一知识（观念）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发生于“现代”这一结论。（6）
后现代理论出现以后，对于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文学理论批评史而言，“知识考古”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方法，而是必得采用的方法。“知识考古”这一学术操作是不能被忽略掉的。
在我看来，以往的某些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之所以出现阐释上的重大失误，盖在于缺乏本质论研究应备的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盖在于对理论概念未能进行仔细认真的“知识考古”。仅就表述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的“儿童文学”这一词语而言，它是在哪个时代，在怎样的“文学场”（即“一整套社会机制”）中，由哪个人（或哪些人），经历了怎样的话语实践中的思考演化，最终在哪个（或哪些）文献中表述出来的，这一“知识考古”工作可说是从来没有人仔细、严谨并且全过程地做过。
对“儿童文学”这一“知识”（观念）进行考古，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这一工作不做好，对其他重要问题的阐释就很容易陷于盲目、混乱甚至错误之中。
为了能够将我所发现的问题、我对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理解和阐释较为充分地表述出来，我采用了对选入的文论进行“解说”的方式。选入的文论和我的解说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融合。
我想强调一点--我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建构工作，自以为它和以往的某些学者所作的历史阐释（比如王泉根选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和方卫平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都很不一样。所以会造成这种不一样的建构，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所持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不同。另外，因为信奉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我很想像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企求“从现代文学混沌的流变里，清理出个样式与秩序”（7）那样，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混沌的流变里，清理出个样式与秩序”来。
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对本书的编选和解说做几点具体说明--
1、以编年体的方式排列选文。
2、为了给读者提供求证、辨析、思考的便利，形成新的研究可能，在解说文末，对涉及到、引用到的学术观点均说明出处，列出相关文献，以备读者参考。
3、在解说时，也尽我所能，做了一些勘误和考证的工作。
4、解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我没有仅仅局限于对选入的文论本身作读解，而是联系与此相关的其他论述，特别是有意将其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联系起来思考、辨析，使这本书的“解说”具有一定程度的打通现代和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功能。这一意识出自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关切之情。在联系中，常有对当下论点的辨析和批判，这都是对事不对人，出发点是求其有利于儿童文学学术的发展。我认为，思考、审视今天，可以更加看清历史，规划未来。
5、通过选文和解说，我力求发现并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上的重要问题之线索。主要包括：“儿童文学”这一词语概念的生成过程；“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当代学者对其进行的批判；复演说和人类学与“儿童”的“发明”、儿童文学的“发明”之间的关系；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关系；“儿童本位”理论与儿童文学创作之间的错位；“童心”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对“神怪”故事的集体性否定倾向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传统对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叶圣陶、张天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局限等等。
细心阅读、勤于思考的读者，也许会从这本由现代儿童文学文论和当代研究者的解说融合而成的书籍中，梳理、建构出一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要脉络。
如果有心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因为阅读本书所收文论，特别是因为阅读本书的解说，能够生出重写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术愿望，本人则不胜荣幸。
在不断地“重写”之中，中国的儿童文学学科才能得以发展、渐趋成熟。
朱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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